江西
创作声明：本文为虚构创作，请勿与现实关联本文所用素材源于互联网，部分图片非真实图像，仅用于叙事呈现，请知悉
五十年代的东北，抚顺煤矿的家属大院里，空气中永远弥漫着煤尘的味道。
张春梅就是这片灰色世界里最不起眼的女人，泼辣、能干，为了半尺布票能和邻居吵上半天。
四十年的岁月，她从代号“寒梅”的国民党王牌女谍，彻底活成了一个矿工的妻子，七个孩子的母亲。
她以为，这一生就会这样尘埃落定。转折，出现在一个穿着西装的台湾来客身上。
他彬彬有礼，与这个粗粝的世界格格不入。几番试探后，他站在院中，微笑着对正在择菜的张春梅说：“老太太，您这院子里的梅花树长得真好。”
张春梅头也不抬，用标准的东北口音回道：“嗨，瞎种的，活了就成。”
来客却轻轻接了一句，声音不大，却像惊雷在她耳边炸响：“只是可惜，今年冬天不够冷，南京的梅花，怕是开不了咯。”这句尘封的暗号，瞬间撕开了她四十年的伪装。
看着炕上病重的老伴和满墙的儿孙照片，一场关于身份与亲情的风暴，正向这个普通家庭猛然袭来。
01
一九五二年的东北，风是硬的，刮在脸上像带了棱角的刀子。
在抚顺一座大型国营煤矿的家属大院里，风似乎还卷着一层永远也散不去的煤末子，让整个世界都蒙上了一层灰扑扑的颜色。水房门口，喧嚣声像一锅烧开了的水，咕嘟咕嘟地冒着热气。
“张春梅！你讲不讲理？这半尺布票明明是我先看到的！”一个胖乎乎的女人，两手叉着水桶腰，嗓门亮得能把房顶的瓦片震下来。
被叫作张春梅的女人更不是省油的灯。她身形瘦高，一张脸上虽也沾着煤灰，却掩不住那双格外分明的眼睛。
此刻，那双眼睛里燃着一团火，她往前一挺身子，像一杆随时准备战斗的标枪：“啥叫你先看到的？掉在地上的东西，谁捡着就是谁的！你眼睛长在头顶上，能看到地上？俺捡着了，就是俺的！”
她的口音，是那种杂糅了河北腔和东北味儿的混合体，粗嘎，带着一股子不管不顾的泼辣劲儿。
她不光说，手上的动作更快，一把将那张皱巴巴的布票揣进自己补丁摞补丁的衣兜里，顺手抄起墙根下一个豁了口的瓦盆，挤到人满为患的水龙头下，蛮横地抢了半盆水。
胖女人气得脸都紫了，指着她的鼻子骂：“你个外来逃难的，倒成了地头蛇了！等着，我找我们家那口子评理去！”
“去啊！谁怕谁！告诉你，俺张春梅光脚的不怕穿鞋的！”张春梅扬着下巴，端着半盆水，在一众或鄙夷或看热闹的目光中，扭着腰，一步一步走得像个打了胜仗的将军。
回到她栖身的那个用木板和油毡搭起来的简易棚户里，她“砰”地一声把瓦盆放下，水溅出来，在积满煤灰的地上洇开一小块深色的印记。
刚才还斗志昂扬的脸，在门帘落下的瞬间，迅速地冷却下来，那股子泼辣劲儿也像潮水一样退去，只剩下一种深不见底的疲惫和麻木。
她叫张春梅，这是她给自己起的名字。她的身份是，河北遭了水灾，家里人都死了，一路乞讨逃难到东北的孤女。这个身份，让她在这个陌生的、排外的矿区里，像一棵野草一样，勉强扎下了根。
夜深了，矿区熄了灯，只有远处选煤楼的灯光像几颗昏黄的星星。棚户里，寒风从木板的缝隙里钻进来，带着哨音。张春梅躺在用几块木板搭成的“床”上，身下铺的是一层薄薄的稻草，上面是一床看不出原来颜色的破棉被。那粗糙的布料和稻草的尖刺，一下一下地硌着她的皮肤，提醒着她，这里不是梦。
在这样的夜里，张春梅才会短暂地死去，一个叫沈若雪的女人，会在她的身体里醒来。
沈若雪的记忆，是南京秦淮河畔的桨声灯影，是金陵大学图书馆里的书香，是父亲书房里悬挂的那幅郑板桥的《墨竹图》。
她出生江南书香门第，父亲是小有名气的学者。她自己，是金陵大学外语系的高材生，能说一口流利的英语和日语，能弹肖邦的夜曲，能背诵莎士比亚的十四行诗。
她的皮肤曾像上好的江南丝绸一样光滑，她的手指曾纤细优雅，是用来翻动书页和弹奏钢琴的。如果不是那场席卷一切的时代洪流，她的人生本该是嫁给一个同样出身名门的儒雅男子，相夫教子，岁月静好。
可她偏偏在那样的年纪，有了一颗不安分的心。她厌倦了脂粉和风花雪月，向往着一种更宏大、更有意义的人生。在一次学生集会上，她被一位风度翩翩的学长吸引，继而接触到了那个神秘而强大的组织——军统。
她骨子里的聪慧、冷静和那份超乎常人的意志力，让她很快脱颖而出，甚至得到了戴笠的亲自召见。在重庆的深山里，她接受了最严苛、最顶尖的特工训练。射击、格斗、密码破译、心理学、化妆伪装……
昔日的大家闺秀，被锻造成了一把最锋利的匕首。她的代号，是“寒梅”。取“梅花香自苦寒来”之意，也预示了它注定要在最严酷的环境里潜伏、绽放。
一九四九年，大厦将倾。撤退前夕，她的单线上级给了她最后一个任务，也是一个没有期限的任务。
“若雪，‘党国’需要火种。你的任务不是破坏，不是刺杀，而是潜伏，长期的、彻底的潜伏。去东北，那里是共产党的工业命脉所在。你要在那里活下去，像一颗钉子一样钉在那里，成为他们中的一员，彻底地融入他们，直到被唤醒的那一天。”上级的声音冷静而决绝，“从现在起，沈若雪已经死了。你要忘了她的一切，你所有的优雅、学识、习惯，都是你致命的敌人。”
为了这个任务，她亲手烧掉了自己所有的照片，包括那张她最珍视的、与父母的全家福。火苗舔舐着相纸，也烧掉了她的过去。她换上最破烂的衣服，用锅底灰把脸抹黑，加入逃难的人流，一路向北。她见过饿殍，也曾为了一个发霉的馒头跟野狗争抢。当她终于按照组织预设的路线，满身污秽地出现在这座东北的煤矿时，她已经成了一个合格的“难民”。
“笃笃笃。”外面传来了敲门声。
沈若雪的身体瞬间绷紧，肌肉记忆让她差一点就从床板下摸向那把并不存在的勃朗宁手枪。她随即放松下来，用一种睡眼惺忪的、不耐烦的语气喊道：“谁啊？大半夜不睡觉，闹什么幺蛾子！”
“我，户籍科的，来补个登记。”门外传来一个年轻男人的声音。
张春梅心里咯噔一下，但脸上已经换上了谄媚的笑容。她趿拉着鞋打开门，一股寒风灌进来，让她打了个哆嗦。“哎呀，是干部同志啊！这么晚了还辛苦，快，快屋里坐。”
一个穿着蓝色干部服的年轻人走了进来，棚户里太矮，他得微微低着头。他打开本子，就着昏暗的煤油灯，开始询问：“姓名？”
“张春梅。”
“年龄？”
“二十。”她故意报小了两岁。
“籍贯？”
“河北，河间府的。”这是一个她早已背得滚瓜烂熟的虚构地址。
干部一边记，一边抬头看了她一眼，随口说道：“看你这名字，‘春梅’，倒有几分雅致，不像逃难过来的。”
这一句话，像一把锥子，狠狠地扎进了张春梅的心脏。她的后背瞬间沁出了一层冷汗。她知道，这是一个试探，一个无心的、却足以致命的试探。她的思维在零点一秒内高速运转，脸上却立刻堆起了更憨厚的笑容，带着一丝自嘲和粗鄙，用那种粗嘎的嗓门回答：“干部同志你可别笑话俺了。俺爹说了，俺们乡下人名字贱，好养活。啥雅致不雅致的，俺一个大字不识的土丫头，哪懂那个。”
干部“嗯”了一声，似乎打消了疑虑。他指着登记本上的一个格子说：“按个手印，然后在这里，自己把名字签一下。”
签名字！张春梅的心又一次提到了嗓子眼。沈若雪的字，是临摹过名家字帖的，一手漂亮的簪花小楷，行云流水。只要她一落笔，就全完了。
她接过那支沾着墨水的钢笔，手指故意笨拙地颤抖着，好像那不是一支笔，而是一块烧红的烙铁。她咬着嘴唇，眉头紧锁，酝酿了半天，才歪歪扭扭地在纸上画出了“张”字，那个“弓”字旁几乎要散架。接着，在写“春”字时，她故意一顿，好像忘了怎么写，然后猛一使劲，把上半部分的“春”字头下的“日”，写成了一个“夫”字。
旁边凑过来看热闹的邻居立刻哄笑起来：“哈哈，春梅啊，你想男人想疯啦？把‘日头’都写成‘丈夫’的‘夫’了！”
张春梅的脸“腾”地一下红了，像是受了天大的委屈和羞辱，一把抢过本子，胡乱地画了一个“梅”字，然后重重地按上了自己的手印，嘴里嘟囔着：“笑啥笑！俺本来就不识字，俺爹就教过俺这几个字，忘了不成啊！”
年轻干部摇了摇头，在本子上她的名字旁边标注了“文盲”二字，收起本子，离开了。
棚户里又恢复了安静。张春梅关上门，背靠着门板，身体缓缓滑落，瘫坐在冰冷的地上。她长长地、无声地出了一口气。
刚刚那几分钟，比她在训练场上面对三个教官的围攻还要惊险。
夜里，她又一次失眠了。她伸出右手食指，在粗糙的被面上，一遍又一遍地书写着那三个早已刻在骨子里的字。
一笔一划，端正秀丽，行云流水。
沈。若。雪。
她的眼中，是无尽的冰冷和后怕。她的伪装，差一点，就因为一个名字，一道最简单的考题，而全盘崩溃。
为了更好地融入，张春梅开始更刻意地表现自己。她学着那些矿工媳妇，说话大嗓门，干活抢在前头，为了一分钱的菜价能跟小贩磨半个小时。她发现，在这个地方，善良和文雅是没用的，只有泼辣和强悍，才能让你不被欺负。
她的手很巧，这是沈若雪的天赋。她把邻居们扔掉的碎布头捡回来，洗干净，居然能拼凑成小孩子的衣服，还能用五颜六色的布条，做出一个个活灵活现的布老虎、布娃娃。这手艺让她在女人堆里有了一点小小的名气。渐渐地，有人愿意用一个鸡蛋或者半个窝头来换她做的小玩意儿。
这天下午，矿长的妻子，一个据说从大上海来的、很有派头的女人，居然亲自上门来，请她帮忙给自己的小孙子做个布老虎。
矿长妻子姓白，举手投足间都带着一种与这个矿区格格不入的优雅。她坐在张春梅递过去的小板凳上，看着她手里的针线上下翻飞，忍不住赞叹：“春梅妹子，你这手可真是巧。”
“嗨，瞎琢磨呗，穷人家的孩子，没啥本事，就剩这点手艺换口饭吃了。”张春梅头也不抬地回答，声音里带着恰到好处的谦卑和一丝市井的油滑。
白嫂子似乎是个健谈的人，她看着棚户里简陋的一切，叹了口气，说：“想当年，在上海的时候，我们听听黑胶唱片，看看电影，日子过得多舒坦……”说着，她似乎是陷入了回忆，竟自顾自地哼起了一首小曲。
“春季里来百花香，啷里格啷，啷里格啷里格啷……”
那熟悉的、带着吴侬软语腔调的旋律，像一把小锤，猛地敲在了张春梅的心上。
周璇的《四季歌》。
她在金陵大学的女生宿舍里，和室友们用那台宝贝得不得了的留声机，听过无数遍的歌。每个音符，都牵动着她早已被深埋的青春记忆。
她正在剪裁布料的剪刀猛地一顿，“咔嚓”一声，差点剪到自己的左手手指。
一股剧痛袭来，但更让她心惊的是自己的失态。她立刻用一声剧烈的、用尽全力的咳嗽来掩饰。
“咳咳咳！咳咳……”她咳得脸都红了，捶着自己的胸口，上气不接下气地说，“哎呀，嫂子，你看我这破身子。这天干的，嗓子都快冒烟了！”
白嫂子被她的咳嗽声打断了歌唱，关切地问：“没事吧，春梅？”
“没事没事。”张春梅摆摆手，缓过气来，然后装作好奇地问，“嫂子，你刚唱的这是啥呀？俺咋听不懂呢？软绵绵的，没俺们这旮瘩的二人转有劲儿！”
白嫂子笑了笑，那笑容里似乎有种过来人的通透，“一首老歌了，不提也罢。你听不懂，也正常。”
她没有再说什么，但张春梅却从她刚才那一瞬间的眼神里，读到了一丝不易察觉的审视。那种眼神，她太熟悉了。
在特训时，教官就是用这种眼神来观察她们的伪装，寻找破绽的。
难道……她也是？
这个念头让张春梅的脊背再次发凉。她不敢再想下去，只能把头埋得更低，手中的针线走得更快，仿佛只有这样，才能把那个可怕的猜想给缝进五颜六色的布老虎里，让它永不见天日。
白嫂子走后，张春梅把那个做得格外精致的布老虎放在一边，久久没有动弹。她意识到，这个地方，比她想象的更复杂。像她这样被时代洪流裹挟而来，藏着秘密的人，或许不止她一个。她的伪装，真的天衣无缝吗？一个名字，一首歌，就能让她惊出一身冷汗。这样的日子，她要过多久？十年？二十年？
正在这时，邻居王大妈掀开门帘探进头来，满脸喜气地说：“春梅啊，在干活呢？跟你说个好事儿！俺给你物色了个对象，人老实，能干，是矿上挖煤的正式工！明儿让你见见？”
对象？张春梅愣住了。这是她从未想过的事情。沈若雪的人生规划里没有婚姻，只有任务。但张春梅呢？一个二十岁的、无依无靠的单身女人，在这个地方，本身就是一种不正常。一个家庭，一个丈夫，才是最坚固的“保护色”。
她点了点头，用张春梅的语气，带着几分羞涩和扭捏说：“那……就听大妈安排吧。”
第二天，在王大妈家里，她见到了那个叫王大山的男人。
他很高大，肩膀宽阔，常年不见阳光的脸是种不健康的苍白，但一双眼睛却很亮。他穿着一身洗得发白的蓝色工装，坐在那里，手都不知道该往哪儿放，显得很局促。他不像别的男人那样，用一种审视和欲望的眼光打量她，他的眼神很干净，只有一种想找个人搭伙“过日子”的踏实。
王大妈在一旁把王大山夸成了一朵花，说他三代贫农，根正苗红，力气大，下井拿的工资也高。
王大山只是嘿嘿地傻笑，半天，才从兜里掏出一个东西，用他那双指甲缝里还嵌着煤黑的大手，递到张春梅面前。
那是一个还带着他身体余温的玉米饼子。
“吃吧。”他憨憨地说，“俺下井前班长发的，没舍得吃，给你留着。”
张春梅看着那个粗糙的、金黄色的玉米饼子，愣住了。沈若雪的胃，喜惯的是精致的米饭和西点。可这一刻，这个带着一个陌生男人体温的、粗陋的食物，却让她第一次在这个冰冷、虚假的世界里，感到了一丝真实的暖意。
她接了过来，咬了一口。饼子很硬，硌得她的口腔生疼。
但她知道，嫁给他，是她这套高明的“伪装术”里，最重要，也是最危险的一步。从这一步开始，她的人生，将不再只属于她自己。
02
婚礼办得极其简单，甚至称不上一场婚礼。
没有鞭炮，没有花轿，更没有沈若雪曾偷偷幻想过的西式婚纱和浪漫誓言。王大山托人从供销社买了几斤水果糖，又从黑市上换了点猪肉和粉条，请了几个关系好的工友和邻居，在家属大院里那间属于他的、比张春梅的棚户大不了多少的土坯房里，摆了一桌。
屋子里挤满了人，男人们划着拳，扯着嗓子喊，女人们嗑着瓜子，说着荤素不忌的笑话。空气中混合着汗味、烟味、酒精味和一股浓浓的煤尘味。
张春梅穿着一身借来的、稍微新点儿的红底碎花棉袄，脸上被抹了两坨夸张的腮红，像个乡下戏台上的丑角。她被众人推搡着，笑着，应酬着，感觉自己像一个悬丝木偶，每一个动作，每一个表情，都不是自己的。
她的心里，沈若雪在尖叫，在抗拒。她想起在南京时参加过的西式婚礼，教堂里悠扬的管风琴，新娘穿着洁白的蕾丝婚纱，手里捧着香槟玫瑰，在神父面前交换戒指。而现在，她的人生“圣殿”，就是这间油腻腻、闹哄哄的土坯房。她要嫁的男人，是一个浑身散发着汗臭，连普通话都说不标准的矿工。
这种巨大的落差，让她感到一阵阵的眩晕和恶心。她只能一杯接一杯地喝着那种辛辣呛人的劣质白酒，试图用酒精来麻痹自己。
闹洞房的工友们终于被王大山连推带搡地送走了。屋子里瞬间安静下来，只剩下炕上那盏昏黄的煤油灯，在墙上投下两个摇曳的人影。
王大山搓着手，看着坐在炕沿边，低着头的张春梅，嘿嘿地笑着，露出一口被烟熏得发黄的牙。他喝了不少酒，脸上泛着红光，眼神里带着一种朴素的、属于男人的欲望。
他凑了过来，身上那股浓烈的汗味和酒气，让沈若雪的胃一阵翻腾。她下意识地屏住了呼吸。
“春梅……”王大山的声音有些含混，他伸出粗糙的大手，想要去搂她的肩膀。
就在他的手即将触碰到她的那一瞬间，沈若雪的身体起了本能反应。那是被千锤百炼注入骨髓的特工本能——一个极其迅速、精准的格挡动作。她的手腕一翻，用一种擒拿术的巧劲，恰到好处地架住了王大山的手臂，让他再也无法寸进。
整个动作快如闪电，流畅而致命。
空气，在这一刻凝固了。
王大山愣住了。他一个常年干体力活、力气大得能扛起两百斤煤包的壮汉，竟然被这个看上去瘦弱的女人，轻而易举地挡住了。他脸上的笑容僵住了，眼神里的欲望褪去，取而代之的是一种深深的困惑和一丝受伤。他以为，是她嫌弃自己。
“你……”他呐呐地，不知道该说什么。
沈若雪的心，在那一刻几乎停止了跳动。
完了。
她暴露了。一个逃难的农村孤女，怎么可能懂得这种军中格斗术？她的反应太快，太专业，完全超出了一个普通女人的范畴。
冷汗，顺着她的脊梁骨往下淌。她的大脑飞速运转，寻找着补救的办法。她必须在王大山回过神来，开始怀疑之前，给他一个合理的解释。
她猛地收回手，身体像被抽掉了骨头一样软了下来。她抬起头，眼睛里瞬间蓄满了泪水，那是一种混合了惊恐、羞怯和委屈的眼神。她看着王大山，嘴唇哆嗦着，用带着哭腔的、颤抖的声音说：
“俺……俺害怕……”
她低下头，肩膀微微耸动，像一只受了惊吓的小动物。“俺……俺爹娘死得早，俺一个女孩子家在外面跑，总……总有坏人欺负俺……俺就是……就是被吓怕了……”
她一边说，一边用手捂住脸，发出低低的啜泣声。
这番表演，堪称完美。一个无依无靠的弱女子，在面对男人亲近时，出于自我保护的恐惧和本能的抗拒，是完全合情合理的。那个精准的格挡动作，也被她巧妙地解释成了“被坏人欺负多了，吓出来的胡乱抵挡”。
王大山是个粗人，他哪里想得到这里面有这么多弯弯绕。他看到的，只是一个刚刚嫁给自己、还没来得及焐热炕头的媳妇，在自己面前吓得瑟瑟发抖，哭得梨花带雨。
他心里那点旖旎的念头顿时烟消云散，取而代之的是一股浓浓的愧疚和怜惜。他觉得自己太粗鲁，太心急，吓着她了。
“哎，你别哭，别哭。”他笨手笨脚地，想安慰她，又不敢再碰她。“是俺不好，俺……俺喝多了，俺不是那个意思……你别怕，以后有俺在，没人敢再欺负你。”
他叹了口气，默默地从炕梢扯过一床被子，在地上铺开。“今晚……俺睡地上。你安心睡吧。”
说完，他就和衣躺下了，很快，就传来了沉重的鼾声。
炕上，张春梅慢慢地停止了啜泣。她掀开被角，看着地上那个高大的身影，心里五味杂陈。这场新婚之夜的“战争”，是她潜伏以来最凶险的一次遭遇战，也是她内心旧我与新我最激烈的一次交锋。她赢了，用眼泪和谎言，暂时保住了自己的伪装。但她也清楚地意识到，婚姻，这个她以为的“保护色”，更像是一个二十四小时不间命的考场，她身边的这个人，就是最严苛的考官。
婚后的日子，成了她真正的“特训场”。
她必须忘掉沈若雪的一切生活习惯，去学习做一个合格的矿工媳妇。
每天清晨，天还没亮，鸡才叫第一遍，她就要从冰冷的被窝里爬起来。第一件事，不是像在南京时那样，慵懒地喝一杯热牛奶，而是去捅开煤炉子。黑色的煤末子呛得她眼泪直流，好几次都点不着火，把一张脸熏得像灶王爷。
王大山起床后，看到的就是这样一幅景象，他也不说话，默默地接过她手里的火钳子，三下五除二，炉火就呼呼地旺了起来。
她要学着做饭。她会做精致的苏式点心，却不知道怎么和北方的玉米面。不是水放多了，就是面太硬。有一次，她蒸出来的窝头，硬得能当石头砸人。
王大山啃了一口，差点把牙硌掉。他看着她，皱着眉，用他那大嗓门毫不客气地嘲笑道：“你这手是咋长的？连个面都和不明白！以前在家没干过活啊？”
这句话又戳中了她的痛处。沈若雪的手，是用来弹钢琴和翻书的，哪里和过这种粗面。一股屈辱和怒火直冲脑门，她真想用刚学会的东北话骂回去，甚至想用军统的擒拿术，把这个不知好歹的男人当场撂倒。
但她最终只是把脸涨得通红，把面盆往桌子上一推，用张春梅的招牌语气吼了回去：“那你自己来！俺就是笨，就是不会！你嫌弃就别吃！”
说完，她就气冲冲地跑出了屋子。
她以为王大山会发火，会骂她。没想到，等她傍晚回来时，王大山居然把晚饭做好了。一锅热气腾腾的白菜炖豆腐，还有几个虽然样子不好看、但总算能吃的玉米饼子。
他看到她回来，没提早上的事，只是闷声闷气地说：“吃饭吧。”
吃完饭，他把她拉到面盆前，挖了一瓢面，又舀了一瓢水，说：“你看着，俺教你。和面得这样，水要一点一点加……”
他站在她身后，握着她的手，带着她一起在面盆里搅动。他手上的力气很大，皮肤粗糙得像砂纸，掌心却很温暖。那股子熟悉的汗味和煤尘味包围着她，但这一次，她却没有感到恶心。
在无数次这样笨拙、摩擦和充满了烟火气的日常里，沈若雪那不食人间烟火的优雅，被一点一点地磨掉了；而张春梅那泼辣、能干的市井气，却在一天天地变得丰满和真实。
她开始观察王大山，用她受过专业训练的眼睛。
她发现这个男人粗鲁、不拘小节。他吃饭的时候呼噜噜地响，像猪八戒吃人参果；他下井回来，一身的煤灰，不把脚洗干净就敢往炕上坐；他脾气不好，有时候会因为一点小事就跟工友吵起来。
但她也发现了他另一面。他每次下井前，都会把家里的两个大水缸挑得满满当当；矿上发了肉，他总是把肥的、好的那块留给她，自己吃那些骨头和下水；她有一次着了凉，发低烧，他半夜起来，笨手笨脚地用剩饭给她熬了一锅黏黏糊糊、不知是什么东西的“粥”，还硬逼着她喝下去。
有一次，家属大院里一个出了名的二流子，仗着喝了点酒，趁着王大山没回家，在家门口堵住她，嘴里说着不干不净的话，还动手动脚。
沈若雪的脑子里瞬间闪过十几种让他立刻失去行动能力的方案。但她不能，她是张春梅。她只能像所有被欺负的妇女一样，惊恐地尖叫、躲闪。
就在那个二流子的手快要抓到她衣服的时候，一个高大的身影从天而降。是下班回来的王大山。
他看到这一幕，眼睛瞬间就红了。他一句话都没说，扔下手里的饭盒，一个箭步冲上去，砂锅大的拳头，一拳就结结实实地打在了那个二流子的脸上。
那二流子惨叫一声，鼻血长流，当场就给打懵了。
王大山还不解气，又冲上去踹了两脚，嘴里用最脏的话骂着：“狗日的，你敢动俺媳妇，俺他妈弄死你！”
周围的邻居都吓傻了，没人敢上来拉架。王大山打完了，才回过身，一把将吓得“瑟瑟发抖”的张春梅拉到自己身后，像一堵山一样护着她，对着地上呻吟的二流子和所有看热闹的人吼道：“都给俺听着！这是俺王大山的媳妇！以后谁要是敢动她一根手指头，俺就跟他拼命！”
那一刻，夕阳的余晖照在他沾满煤灰的脸上，他的身影被拉得很长很长。张春梅躲在他的身后，看着他宽阔的、能为自己遮风挡雨的后背，心中某个最柔软的地方，被一种陌生的、滚烫的东西，狠狠地击中了。
这种感觉，叫安全感。
是她在军统的枪林弹雨里从未体验过的，是她的代号“寒梅”所不能理解的。这是一种最原始、最粗暴，却也最真实的保护。
她忽然觉得，嫁给这个男人，或许……并不是一件那么难以忍受的事情。她的伪装，似乎在不知不觉中，开始长出真实的血肉。
03
一九五三年的秋天，张春梅的第一个孩子出生了。
那是一个男孩，哭声嘹亮，像矿区清晨的汽笛。
分娩的过程，是一场地狱般的酷刑。那种撕心裂肺的剧痛，让沈若雪引以为傲的意志力彻底崩溃。她不再是冷静的特工，只是一个在生死线上挣扎的普通女人。她尖叫、哭喊、咒骂，把所有学过的伪装都抛到了九霄云外。
当那个浑身沾满血污的小东西终于被接生婆拍着屁股，发出第一声啼哭时，张春梅浑身脱力地瘫在炕上，汗水和泪水混在一起，流进了她的鬓角。
王大山冲了进来，看都没看她一眼，径直抱起那个小小的婴孩，咧着大嘴，笑得像个傻子。“俺有儿子了！俺老王家有后了！”他翻来覆去地，就只会说这一句话。
张春梅看着他那副得意忘形的样子，心里涌起一股莫名的委屈。可当王大山把那个软软糯糯、散发着奶香味的小东西放到她身边时，所有的委屈又都烟消云散了。
她伸出手指，小心翼翼地触碰了一下婴儿的小脸。那温热的、柔嫩的触感，像一股电流，瞬间击中了她的心脏。
这是一种从未有过的、奇妙的连接。这个小生命，是从她的身体里分离出去的，带着她的血，她的脉搏。他让她第一次真实地感觉到，自己和脚下这片冰冷的黑土地，产生了一种无法割裂的、血脉相连的羁绊。
“给他起个名吧。”王大山憨笑着说，“你比俺有文化，你来起。”
“有文化”三个字，像一根针，轻轻刺了她一下。沈若雪的脑海里闪过无数个诗意的名字：“望舒”、“致远”、“思齐”……但她看着怀里这个注定要在煤尘中长大的孩子，看着身边这个满心欢喜的矿工丈夫，那些名字都显得那么格格不入。
她沉默了半晌，用一种平静的、仿佛在说一件天经地义的事情的语气，说：“就叫……王铁蛋吧。”
“铁蛋？”王大山愣了一下，随即哈哈大笑起来，“好！好名字！铁蛋，结实！像俺一样，皮实，好养活！”
沈若雪死了。在王铁蛋这个土得掉渣的名字被叫出口的那一刻，她又死了一次。而张春梅，却在成为母亲的这一刻，获得了真正的“新生”。
铁蛋的降生，像一个开关，一旦被按下，就再也停不下来。
隔了一年多，老二出生了，是个女孩，取名“秀芝”。又过了一年，老三，是个男孩，叫“卫国”。然后是老四、老五、老六、老七……在那个“人多力量大”的年代里，张春梅的肚子，就像一块高产的田地，以惊人的效率，为这个贫困的家庭，增添着一张又一张嗷嗷待哺的嘴。
她的家，从最初那间小土坯房，换到了矿上分的筒子楼里一个十几平米的小单间。屋子里搭起了大通铺，七个孩子像一窝小猪仔一样挤在一起。家里越来越穷，也越来越热闹。
张春梅的人生，被彻底地填满了。
她不再有时间在深夜里变回沈若雪，去回忆南京的秦淮河。她的每一天，都是一场筋疲力尽的战斗。
天不亮就起床，第一件事是检查七个孩子的被子有没有蹬掉。然后是生火，做一大锅的高粱米粥或者玉米糊糊。饭桌上，像打仗一样，给七个孩子分饭，看着他们一个个狼吞虎咽，你争我抢。
之后是洗洗涮涮，七个孩子的衣服，加上王大山下井换下来的、沾满煤泥的工装，堆得像一座小山。冬天，水房里的水龙头会结冰，她要用开水一点点浇开，然后把手泡在刺骨的冰水里，一搓就是大半天。她的手，早已不像沈若雪那般纤细，变得粗糙、红肿，关节也因为常年接触冷水而变得粗大。
她的人生任务，不再是分析情报、破解密码。她的任务是，如何用家里仅有的一点棒子面，做出足够九口人吃的饭；她的挑战是，如何将一件王大山穿破了的旧棉袄，拆拆改改，给老三做一条棉裤，再用剩下的边角料给老五做一双鞋垫。
她成了一个精明到骨子里的主妇。她会为了给孩子们解馋，提着篮子，在清晨的菜市场里，跟菜农为了一分钱的葱、两分钱的白菜，磨破嘴皮。她会把邻居扔掉的烂菜叶子捡回来，洗干净，用盐腌起来，做成一年的咸菜。
她的“伪装术”，在这日复一日的琐碎和操劳中，达到了一个全新的境界——她不再需要伪装。
当小儿子铁蛋因为偷了邻居家树上的一个青苹果，被邻居找上门来骂时，她会二话不说，从墙角抄起一根鸡毛掸子，把铁蛋按在腿上，结结实实地打一顿屁股，打得孩子鬼哭狼嚎。然后，她会拎着儿子的耳朵，到邻居家去，逼着他给人赔礼道歉。
她的动作是那么的自然，她的愤怒是那么的真实。那一刻，她就是所有望子成龙、恨铁不成钢的母亲中的一员。她内心的沈若雪，那个受过高等教育、懂得用道理说服孩子的知识女性，连一丝反抗的声音都发不出来。因为她知道，在这个环境里，“棍棒底下出孝子”才是最有效的教育方式。
有一年冬天，五岁的女儿秀芝半夜里发起高烧，浑身滚烫，说起了胡话。矿上的卫生所早就关门了，王大山又正好上了夜班，还没回来。
屋外是零下三十度的严寒，风刮得像狼嚎。张春梅没有丝毫犹豫，她用家里所有能找到的被子，把女儿裹得严严实实，只露出一个小脑袋，然后把她绑在自己背上，推开了家门。
她要步行二十里山路，去县城的医院。
雪下得很大，没过了脚踝，一脚深一脚浅。风像刀子一样割着她的脸，她呼出的热气瞬间就变成了冰霜，挂在眉毛和头发上。她背上的女儿滚烫，而她的四肢却冻得失去了知觉。
有好几次，她都因为体力不支，摔倒在雪地里。但她每次都挣扎着爬起来，拍掉身上的雪，把背上的女儿裹得更紧一点，继续往前走。
她的脑子里只有一个念头：我的女儿不能有事，她必须活下去。
当她终于在天亮时分，像个雪人一样出现在县医院急诊室门口时，连医生都惊呆了。
女儿因为送治及时，脱离了危险。张春梅守在病床前，看着女儿恢复了红润的小脸，她那颗悬了一夜的心，才终于落了地。
事后，邻居们都说：“春梅真是个好娘，为了孩子，命都不要了。”
张春梅只是咧着嘴笑，露出发黄的牙齿，说：“嗨，哪个当娘的不疼自己的孩子。”
夜深人静时，她摸着自己早已冻伤、失去部分知觉的手指，也会问自己：沈若雪，你是在演戏吗？
可那份撕心裂肺的焦急，那份不顾一切的母爱，是演不出来的。她发现，她对这七个孩子的感情，早已超越了任务和伪装的范畴。他们是她的软肋，是她在这世界上最深的牵挂。
沈若雪的理智在告诉她：这些人，这些情感，都是致命的弱点。一旦你的身份暴露，他们都会成为敌人用来对付你的筹码。
可张春梅的本能却在反驳：没有他们，你这四十年的潜伏，还有什么意义？你只是一个活在谎言里的孤魂野鬼。
这个由七个孩子和一个粗鲁丈夫组成的“囚笼”，拥挤、贫穷、吵闹，却也给了她一种前所未有的、被需要的满足感。这个“囚笼”，反而成了她最温暖的港湾，让她在一次次的自我怀疑中，找到了继续活下去的理由。
她偶尔也会不经意地流露出“沈若雪”的痕迹。她会用在特训时学到的急救知识，给摔破了头的孩子做最专业的包扎；她会在孩子得了痢疾时，知道用烧焦的锅巴煮水喝来止泻。
邻居们都夸她：“春梅真有办法，懂的就是多。”
她只是憨厚地笑笑，用那套万能的说辞搪塞过去：“逃难的时候，啥没见过，跟路上的赤脚医生瞎学的。”
她教孩子们背乘法口诀，用的是一种巧妙的、更容易记忆的方法，让她的孩子在学校里总是比别人学得快。
王大山不知道什么叫方法论，他只知道自己的孩子成绩好，是媳妇教得好。他会得意洋洋地跟工友们炫耀：“俺媳妇，别看她大字不识几个，脑子就是比你们家那婆娘好使！俺们家娃，随她！”
每当这时，张春梅就会一边纳着鞋底，一边用眼角剜他一下，骂一句：“显摆啥？还不都是你老王家的种！”
她骂得越凶，王大山笑得越开心。
她看着这一屋子的儿女，看着这个虽然粗鲁却无比维护她的丈夫，内心的“寒梅”在枯萎，而“张春梅”这棵野草，却在贫瘠的土壤里，开出了一簇簇热闹而茁壮的花。
04
时间如矿井下的传送带，载着沉重的岁月，轰隆隆地向前。转眼，就到了那个人人自危，风声鹤唳的六七十年代。
一场席卷全国的政治风暴，如同一场猛烈的矿井塌方，让所有人都感到了窒息的恐惧。家属大院里，往日里还在一起唠家常、换东西的邻里，一夜之间，仿佛都戴上了一副审视和怀疑的眼镜。
夫妻反目，父子成仇，人们互相揭发，划清界限，生怕自己跟“阶级敌人”沾上一点关系。
张春梅，这个“来路不明”的外地女人，立刻成了被重点关注的对象。
她的档案太“干净”了——河北孤女，家乡遭灾，亲人死绝。这种干净，在那个“深挖阶级根源”的年代里，本身就是一种最大的嫌疑。
矿上的革委会派人来找她谈话，一遍又一遍地盘问她“旧社会”的经历。他们想从她的嘴里，挖出一些地主富农剥削压迫劳动人民的血泪史，来作为“活教材”。
这是对沈若雪潜伏生涯中最严酷、也最荒诞的一次考验。她必须编造一个符合他们想象的“过去”。
坐在几名“革命干部”面前，张春梅（或者说，沈若雪）展现出了她作为王牌特工的顶级心理素质和表演天赋。
她不再是那个泼辣的家庭妇女，而是变成了一个受尽了旧社会苦难、对新社会充满感恩的“劳动人民”。
她的眼神里充满了对过去的仇恨和对眼前的敬畏。她用一种断断续续、夹杂着抽泣的声音，“回忆”起自己那个子虚乌有的“家”。
“俺爹……是给地主家扛活的长工……一年到头，累死累活，连口饱饭都吃不上……俺娘，给地主婆子当丫鬟，冬天手上全是冻疮，烂得看见骨头……”
“那年发大水，地主老财坐着船跑了，卷走了所有粮食……俺们村的人，只能啃树皮，吃观音土……俺眼睁睁地看着俺爹娘……饿死在俺面前……”
她讲得声泪俱下，每一个细节都那么真实，那么符合时代的“政治正确”。她的情绪、语气、甚至每一个颤抖，都拿捏得恰到好处。她把自己在逃难路上看到的、听到的所有悲惨故事，都巧妙地编织进了自己的身世里。
这番“血泪控诉”，让在场的干部们都深受“教育”，他们非但打消了对她的怀疑，反而把她树立成了一个“忆苦思甜”的典型，让她在全矿的大会上发言。
站在高高的主席台上，面对着底下黑压压的人群，张春梅拿着发言稿，用她那洪亮而粗嘎的嗓门，带头喊起了口号。
“打倒地主阶级！”
“不忘阶级苦，牢记血泪仇！”
她喊得比任何人都大声，表情比任何人都激昂。那种极致的投入和表演，让她自己都感到了一阵阵的恶心和自我厌恶。
她看到台下，她的丈夫王大山，和她的几个大一点的孩子，都用一种崇拜和敬佩的眼神看着她。在他们眼里，她是一个勇敢的、与旧社会决裂的“革命女性”。
只有她自己知道，她的灵魂，那个属于沈若雪的灵魂，正在黑暗的角落里，无声地哭泣。她靠出卖一个虚构的“阶级仇恨”，换取了自己和家人的安全。这比让她去杀一个人，还要让她感到屈辱。
晚上回到家，王大山因为是三代贫农，根正苗红，又在矿上当了小组长，也成了个“积极分子”。但他骨子里是个实在人，看不惯那些上纲上线、无中生有的批斗。他看到妻子还在为白天的发言而亢奋，便悄悄对她说：“春梅，差不多就行了，以后在外面说话悠着点，别太当真，得罪了人，不好。”
张春梅正在给孩子缝补衣服，听到这话，手中的针猛地一停。她抬起头，昏暗的灯光下，她的眼神冰冷得吓人，完全不是平时的模样。
她压低了声音，一字一句地说：“不当真？王大山，你是不是糊涂了？现在是什么时候？我不当真，我不表现得比谁都积极，明天被拉出去批斗的，就是咱们一家！你信不信，只要有人说一句‘张春梅来路不明’，咱们这个家，立刻就得散！你那七个娃，就都得跟我去喝西北风！”
这番话，冷静、残酷，充满了沈若雪式的分析和判断，完全不像一个普通的农村妇女能说出来的。
王大山被她这番话和陌生的眼神给噎住了，他张了张嘴，半天没说出话来。他觉得眼前的媳妇，好像突然变成了另一个人。
这是他们结婚十几年，第一次如此激烈地争吵。张春梅吼完，也意识到了自己的失态。她立刻垂下眼帘，语气缓和下来，带着哭腔说：“大山，俺是怕啊……俺不想俺们的孩子，再过俺以前过的日子……”
王大山看着她通红的眼圈，心一下子就软了。他以为她还是在为过去的经历而恐惧。他叹了口气，拍了拍她的肩膀，说：“俺知道了，俺不说了。都听你的。”
张春梅低下头，继续飞针走线。但她的心里，却是一片惊涛骇浪。她必须更小心，更谨慎。她不仅要扮演好张春梅，还要扮演好一个“革命”的张春梅。这个角色，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耗费心神。
那场风暴终于过去了，生活像一条被搅浑的河，慢慢地，又沉淀下来，恢复了往日的平静。
孩子们一个个长大了。大儿子铁蛋子承父业，也成了矿上的工人。女儿秀芝嫁给了一个从城里来的技术员。其他的孩子，也陆陆续续地离开家，去读书，去工作，去组建他们自己的家庭。
那个曾经拥挤不堪的小屋，渐渐地空了下来。
王大山的身体，却因为常年高强度的井下作业，和吸入过量的粉尘，一天不如一天。他得了严重的矽肺病，就是矿工们口中的“肺尘病”。他不再下井了，办了病退，整天待在家里，不停地咳嗽，常常咳得喘不过气来，满脸涨得通红。
张春梅就像照顾孩子一样，默默地照顾着他。她为他端茶倒水，为他捶背顺气，到处去打听能缓解他病情的偏方。她会坐上几个小时的火车，去很远的山里，就为了采一种据说能“清肺”的草药。
看着病榻上那个日渐衰弱的男人，她的心，总会一阵阵地发紧。这个给了她一个家，让她免于颠沛流离，用他的一生为她和孩子们撑起一片天的男人，正在被岁月和疾病慢慢地吞噬。她对他，有愧疚，有怜惜，也有一种她自己都不愿意承认的，叫做“情”的东西。
时间悄无声息地滑入八十年代。
改革开放的春风吹遍了神州大地，也吹进了这个闭塞的矿区。家属大院里，开始出现穿着喇叭裤、戴着蛤蟆镜的年轻人，空气中也偶尔会飘来邓丽君甜腻的歌声。
张春梅也老了。她的头发已经花白，脸上布满了深刻的皱纹，那是被岁月、煤尘和操劳一刀一刀刻上去的。她的腰不再挺直，走路也有些蹒跚。她当上了奶奶，又当上了姥姥。
一个阳光和煦的午后，她抱着小孙子，坐在院子里的老槐树下，哼着不成调的歌谣。小孙子在她怀里咯咯地笑。
她抬起头，看着不远处选煤楼顶上飘出的黑烟，看着远处连绵的、光秃秃的山，听着院子里邻居们用她早已习惯了的东北话聊着天。一切都是那么的熟悉，那么的理所当然。
她看着自己那双布满老茧、关节粗大的手，突然感到一阵恍惚。
她想起了沈若雪，想起了那个很久很久以前的代号——寒梅。
这两个名字，对她来说，已经像一场遥远的、褪了色的梦。梦里的人，梦里的事，都模糊不清了。她甚至已经有几十年，没有在深夜里悄悄地写下“沈若-雪”这三个字了。
她是谁？
她想了很久，然后低头，看着怀里孙子那张酷似王大山的脸，笑了。
我是王铁蛋的娘，王秀芝的妈，是这个小不点的奶奶，是王大山的媳妇……我是张春梅。
她想，她的组织，大概也早已忘记了她。在那场天翻地覆的巨变中，有多少像她一样的“钉子”，被遗忘在了历史的尘埃里？或许，她的档案，早已在某一次混乱中被销毁了。
被遗忘，对她来说，未尝不是一种解脱。
她彻底地，从里到外地，成了一个名叫张春梅的东北老太太。她的人生，似乎就要在这平静、琐碎、看得见尽头的日子里，黯然落幕了。
她以为，永远会是这样。
05
一九八九年的夏天，矿区里难得地有了几分鲜活的气息。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一些在外面发了财的“万元户”开始盖起红砖瓦房，取代了原来破旧的土坯房。街上跑的，也不再只有矿上的大卡车，偶尔还能看到一两辆油光锃亮的小轿车。
王大山已经完全病退在家，大部分时间都躺在炕上，靠着张春梅的伺候。老两口靠着不多的退休金和孩子们隔三差五的接济，日子过得不算富裕，却也平静安详。
张春梅的生活，被一种固定的节奏统治着。清晨去早市，和老姐妹们为了一毛钱的差价斗智斗勇；上午回家，给王大山熬药，做饭；下午，就搬个小马扎，坐在院子里那棵她亲手种下的、已经长得很粗壮的梅花树下，和一群同样白发苍苍的老太太们一起，一边择菜，一边聊着东家长西家短。
谁家的儿子娶了媳妇，谁家的闺女考上了大学，谁家的老头子又犯了心脏病……这些就是她们的全世界。
张春梅已经完全融入了这个世界，并且乐在其中。她以为，她这辈子就会这样，守着病榻上的老伴，看着儿孙绕膝，慢慢地、安然地老去。
直到那个男人的出现。
那天下午，太阳暖洋洋的。张春梅正和几个老太太聊得起劲，院子门口突然传来一阵轻微的骚动。
一个男人走了进来。他看上去五十多岁，头发梳得一丝不苟，戴着一副金丝边眼镜，身上穿着一套在当时矿区里极为罕见的、剪裁笔挺的灰色西装，脚上是一双擦得锃亮的黑皮鞋。他的手里，还提着一个鼓鼓囊囊的黑色公文包。
这身打扮，与周围穿着劳动布衣裤、满身煤尘味的环境，显得格格不入，就像一张精美的油画，被错放进了一堆粗糙的版画里。
男人的目光在院子里扫了一圈，然后脸上带着温和有礼的笑容，朝老太太们走过来。
“各位大娘，打扰一下。”他的普通话非常标准，但腔调里带着一种南方人特有的、软糯的口音。“我想向各位打听个人。”
老太太们立刻被这个“大人物”吸引了，七嘴八舌地问了起来。
男人很有耐心地解释，说自己姓刘，是从台湾来的，是第一批获准回大陆探亲的“台胞”。他想寻找一位失散了四十多年的远房表姐，只知道她当年可能流落到了东北的某个矿区。
“台胞”这个词，在当时，是个自带光环的词。它意味着富有，意味着来自另一个神秘的世界。
老太太们的热情更高了，纷纷把自己知道的、从外地迁来的老户说了个遍。
张春梅坐在人群中，没有说话，只是不动声色地打量着这个刘先生。她的心里，那根已经锈蚀了近四十年的警惕之弦，被微不可察地拨动了一下。
但她很快就将这丝警惕压了下去。都什么年代了，自己已经是个风烛残年的老太婆，还能有什么事？或许只是自己多心了。
刘先生在矿区招待所住了下来。他似乎很有钱，也很有闲。每天都在矿区里转悠，彬彬有礼地向遇到的每一个人打听消息，尤其是那些上了年纪的老人。他还买了很多糖果饼干，分给院子里玩耍的孩子们。
张春梅起初并未在意。但她慢慢地发现了一些不对劲的地方。
这个刘先生，总是有意无意地在她家附近转悠。
他会跟她的几个小孙子搭话，把最大最甜的糖给他们，然后“不经意”地问：“小朋友，你家住哪里呀？你奶奶是哪里人啊？”
他会站在她家院子外，看着那棵梅花树，一站就是好半天，脸上带着一种让人看不懂的、复杂的表情。
张春梅的心，一点一点地沉了下去。
她开始不动声色地观察这个男人。她用一个老太太最自然的八卦心态，向邻居们打听他。她用几十年来练就的、毫无破绽的伪装，在与他偶遇时，热情地跟他打招呼，邀请他“有空来家坐坐”，像所有想占点“台胞”便宜的老人一样。
她的每一个眼神，每一个动作，都朴实而自然，看不出丝毫异样。但在那憨厚热情的表象下，沈若雪的分析系统已经悄然启动。
这个人，不是在寻亲。寻亲的人，不会有这么强的目的性，不会用这种迂回的方式来打探一个特定家庭的背景。他的眼神，虽然被金丝眼睛和温和的笑容掩盖，但偶尔闪过的一丝精光，是属于同类的——那种受过严格训练的、懂得如何观察和隐藏的眼神。
他到底是谁？他想干什么？
张春梅感到一种久违的、被毒蛇盯上的寒意。她不知道对方的底细，所以她只能选择按兵不动，继续扮演那个爱聊八卦、有点贪小便宜的张春梅。
终于，在一个傍晚，该来的还是来了。
刘先生提着一网兜新鲜的水果，敲响了她家的门。
“张大娘，王大伯。”他满面春风地走进来，“我在这里住了好些天，多亏街坊邻居们的关照。这点水果，不成敬意，给大伯尝尝鲜。”
王大山正靠在炕头咳嗽，见来了“稀客”，连忙招呼他坐。张春梅也热情地给他倒水，嘴里客气着：“哎呀，刘先生，你太客气了！这咋好意思呢！”
三个人坐在炕上，聊着家常。刘先生说起台湾的风土人情，王大山听得津津有味。张春梅则在一旁，一边纳着鞋底，一边时不时地插几句嘴，问一些“台湾是不是遍地黄金”之类的傻话。
一切都显得那么正常，那么符合一个普通矿工家庭与一个“台胞”的初次接触。
聊着聊着，刘先生话锋一转，又回到了他的“寻亲”主题上。他看着张春梅，用一种充满同情的语气说：“听邻居们说，大娘您也是从外地来的，当年吃了不少苦吧？”
张春梅的心猛地一紧，知道正题来了。
她放下手里的针线活，抬起袖子擦了擦眼角，酝酿出一丝悲伤的情绪，把那套已经说了无数遍的“河北水灾孤女”的说辞，又声情并茂地讲了一遍。她的语气、表情、那些恰到好处的停顿和哽咽，完美得像教科书。
王大山在一旁听着，也忍不住跟着叹气，拍了拍她的手，安慰道：“都过去了，都过去了。”
刘先生静静地听着，不时地点头，表示同情和理解。他的脸上，看不出任何怀疑。
当张春梅讲完，他沉默了片刻，才开口道：“唉，战争和灾难，让多少家庭骨肉分离。大娘您能活下来，组建了这么一个热闹的家庭，也算是否极泰来了。”
他又坐了一会儿，眼看天色已晚，便起身告辞。
张春梅和王大山把他送到门口。她悬着的一颗心，似乎也随着他的离去，慢慢地放了下来。也许，真的是自己想多了。
刘先生已经一只脚迈出了门槛。他突然停下脚步，回过头来。
他的目光没有看张春梅，而是越过她的肩膀，投向了院子里那棵在暮色中显得有些孤寂的梅花树。
他的脸上，依然带着那副温和的笑容。他用一种极其标准的、带着清晰的南方口音的国语，仿佛闲聊一般，清晰地说道：
“老太太，您这院子打理得真好。尤其是这棵梅花树，长得真旺盛。”
他顿了顿，镜片后的眼睛，似乎透过虚空，看到了四十年前的某个地方。然后，他一字一顿，把下半句话，像一颗淬了毒的钉子，轻轻地、却又无比精准地，钉进了张春梅的耳朵里。
“只是可惜，今年冬天不够冷，南京的梅花，怕是开不了咯。”
“轰——！”
张春梅的大脑里，仿佛有一颗炸弹轰然引爆。
她手里还端着刚才给刘先生续水的茶杯。那句话钻进她耳朵的瞬间，她的手剧烈地一抖，满满一杯滚烫的茶水，尽数洒在了她的手背上。
皮肤被烫得瞬间通红，可她却像毫无知觉一样，一动不动。
南京的梅花……
南京的梅花……
这句话，像一道尘封了四十年的咒语，在她干涸的记忆深处，掀起了滔天巨浪。
这是当年，她和她的单线联系人，在重庆分别时，约定的最高级别的紧急联络暗号之一。暗号的内容，会根据季节和地点的变化而调整。而“南京的梅花开不了”，对应的回答是……是什么来着？
她想不起来了。四十年了，太久了。
她只知道，这句话的出现，意味着一件事——组织，来人了。
四十年的伪装，四十年的平静，四十年的张春梅……在这一瞬间，被这句轻飘飘的话，击得粉碎。
她僵在原地，大脑一片空白。她能感觉到王大山在旁边关切地问她“春梅，你咋了？烫着了没？”，她能看到刘先生那张在暮色中显得有些模糊的、带着微笑的脸。
可她什么都听不见，什么也看不清。她的世界里，只剩下那句不断回响的话。
这个人，究竟是谁？是来“接”她的同志，还是……来抓她的敌人？在如今这个年代，他的出现，对自己，对这个家，意味着什么？
她下意识地回头，看了一眼炕上那个因为常年咳嗽而佝偻着背的男人，看了一眼墙上挂满的、已经发黄的儿孙们的黑白照片。
一股彻骨的、比东北寒冬的冰雪还要冷的寒意，从她的脚底猛地升起，瞬间传遍了她的四肢百骸。
她知道，她的人生，她用四十年时间精心构建起来的一切，都将被这句话，彻底地撕成两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