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西
创作声明：本文为虚构创作，请勿与现实关联
一九四六年的东京，远东国际军事法庭的气氛肃杀凝重。
面对双手沾满鲜血的日本战犯，中方代表团团长何应钦强压着心头的怒火。
他一步步走向被告席上的松井石根，那个南京城二十万冤魂的罪魁祸首。
他用尽全身力气，发出了来自一个战胜国的质问：“屠戮二十万无辜，你可认罪？”
所有人都期待着这个恶魔的忏悔或是狡辩，但他却用中文，缓缓说出了五个字。
这五个字，像一道惊雷，让何应钦瞬间面如死灰，也让一场看似尘埃落定的审判，陡然卷入了更深的迷雾之中。
01
一九四六年的春天，薄雾像一层湿漉漉的纱，笼罩着贵州兴义这座小县城。
何建国拄着那根已经磨得发亮的拐杖，一瘸一拐地走在青石板路上。
右腿空荡荡的裤管，随着他的动作，在清晨的微风里轻轻晃动，像一个无声的叹息。
战争结束了，他从血流成河的南京战场回到了故乡，却把一条腿，永远地留在了那片土地上。
他今年二十四岁，本该是血气方刚的年纪，眼神里却总带着一丝与年龄不符的沧桑和自卑。
托了远在南京的叔叔何应钦的关系，他在县城的邮局里谋了个送信的差事。
一辆半旧的“永久”牌自行车，一个绿色的帆布邮包，就成了他如今生活的全部。
每天清晨，他推着自行车穿过还未苏醒的街道，车轮碾过湿滑的石板，发出“咯吱咯吱”的声响。
他把信塞进一扇扇紧闭的门扉，那些信里，装着别人的悲欢离合，却与他无关。
他住在城南一个破旧的小四合院里，房东李婶是个热心肠的寡妇，待他像亲儿子一样。
李婶的女儿李秀芝，在县政府里当打字员，剪着齐耳的短发，一双眼睛又大又亮，像山里的清泉。
秀芝总是不动声色地照顾着他。
他晚上送信回来晚了，灶上总温着一碗热腾腾的蛋花汤。
他的衣服破了，第二天早上就会发现破洞已经被细密的针脚缝好。
何建国心里明白，也偷偷地喜欢着这个像阳光一样的姑娘。
可他每次看到镜子里自己残缺的身体，心头那点微弱的火苗，就立刻被自卑的冷水浇灭。
他不敢奢望，也不敢靠近。
这天下午，天又下起了淅淅沥沥的小雨。
何建国送完最后一封信，正推着车往家走，在巷子口，遇到了一个陌生人。
那是个中年男人，穿着一身洗得发白的旧中山装，戴着一副瓶底一样厚的黑框眼镜，看起来文质彬彬，却又透着一股说不出的落魄。
男人操着浓重的南方口音，向他打听李婶家的院子。
“先生，您是……？”何建国警惕地问。
“哦，我姓陈，从南京来，投奔亲戚的。”男人扶了扶眼镜，露出了一个略显局促的笑容。
南京。
听到这两个字，何建国的心，不受控制地抽动了一下。
那个自称姓陈的男人，最终在李婶家租下了何建国隔壁那间空置已久的西厢房。
他似乎真的山穷水尽了，随身只有一个破旧的藤条行李箱，连换洗的衣服都没有几件。
李婶看他可怜，只收了他很低的房租。
这个陈先生很神秘，他几乎从不出门，整天把自己关在房间里。
院子里偶尔能听到他房里传来的，压抑的咳嗽声，和纸张翻动的沙沙声。
何建国几次在院子里碰到他，他都只是匆匆点个头，便立刻缩回自己的房间，像一只不愿见光的蜗牛。
一天，何建国帮李婶修理屋顶漏雨的瓦片，不经意间，从窗户的缝隙里，瞥见了陈先生房间里的景象。
他愣住了。
那间不大的房间里，没有床，只有一个地铺。
墙角，堆满了小山一样高的报纸和书籍。
正对着门的墙上，赫然贴着一张巨大的，已经泛黄的中国地图。
地图上，用红蓝两色的笔，密密麻麻地标注着许多他看不懂的符号和箭头。
尤其是在南京周边地区，那些标记触目惊心，像一道道凝固的伤疤。
秀芝对这个神秘的房客也充满了好奇。
她比何建国更大胆，也更热心。
“陈先生，我做了些红薯饼，您尝尝？”
“陈先生，天冷了，我帮您把被子拿出去晒晒吧？”
她总是找各种各样的借口，去敲响那扇紧闭的房门。
陈先生每次都会开门，彬彬有礼地道谢，但总是巧妙地用身体挡住房门，婉拒她进去的好意。
有一次，秀芝端着一碗刚出锅的面条过去，恰好一阵风吹开了房门。
她眼尖，看到陈先生的桌上，放着一封刚写好的信。
信封上的收信地址，让她心里咯噔一下。
那上面清清楚楚地写着：“东京，远东国际军事法庭，中国代表团收”。
秀芝把这件事悄悄告诉了何建国，何建国的心里，疑云更重了。
他开始不动声色地观察陈先生的一举一动。
他发现，陈先生有一个雷打不动的习惯。
02
每天凌晨四点，天还是一片漆黑的时候，他都会悄无声息地出门。
然后在天亮之前，又悄无声息地回来。
他去了哪里？去做什么？没人知道。
更让何建国在意的是，他有一次帮陈先生搬运行李箱时，看到箱子侧面贴着一张早已磨损的行李标签。
标签上的字迹已经模糊，但借着光，他还是隐约辨认出了“南京下关”这几个字。
又是南京。
一个暴雨的夜晚，电闪雷鸣。
何建国起夜，经过西厢房时，突然听到陈先生的房间里，传来一阵阵低沉的，压抑到极点的哭声。
那哭声，不像是悲伤，更像是来自地狱深处的，无尽的忏悔和痛苦。
何建国鬼使神差地，把眼睛凑到了门缝上。
借着窗外划过的闪电，他看到了令他永生难忘的一幕。
只见陈先生脱掉了上衣，赤裸着上身，直挺挺地跪在冰冷的地面上。
他的后背上，布满了纵横交错的，早已愈合的鞭痕。
在他面前的地上，摆着一张已经发黑的黑白照片。
照片上的人，因为距离太远，看不真切。
陈先生用头，一下一下地，重重地磕在地上，发出“咚咚”的闷响。
他的嘴里，用一种何建国听不懂的，却让他毛骨悚然的语言，反复地，绝望地，念叨着什么。
那语言，是日语。
几天后，兴义这座平静的小县城，突然来了一群陌生人。
他们穿着笔挺的制服，开着吉普车，径直去了县政府。
很快，消息就传开了。
这是一支从南京派来的特别调查组，他们的任务，是核实战争期间本地的受害者情况，收集证据，为正在进行的东京审判提供支持。
整个县城都轰动了。
那些在战争中失去亲人的人们，纷纷跑到县政府门口，哭诉着日寇的罪行。
李秀芝作为县政府的打字员，被抽调去协助调查组整理材料。
她每天都忙到很晚才回家，脸上带着疲惫，眼神里却有一种说不出的凝重。
这天晚上，秀芝带回来一份厚厚的打印名录。
“建国哥，你看看，这些都是咱们县上报的，在南京大屠杀里遇难的同乡名单。”她把名录递给何建国，“调查组说，要一一核实。”
何建国接过名单，那上面密密麻麻的名字，每一个，都代表着一个破碎的家庭。
他正一页一页地翻看着，身后的房门，突然开了。
是陈先生。
他站在门口，脸色在昏暗的油灯下，白得像一张纸。
他的目光，死死地锁在何建国手中的那份名单上。
“能……能给我看看吗？”他的声音沙哑得厉害，手在微微发抖。
何建国犹豫了一下，还是把名单递了过去。
陈先生接过名单，一页一页地，一个名字一个名字地，仔细地看着。
他的呼吸变得越来越急促。
突然，他的手指停在了某一页上，整个人像是被闪电击中一般，僵住了。
何建国凑过去看。
只见陈先生的手指，正指着一个名字。
“陈光远，男，二十七岁，原籍贵州兴义，南京下关区棉业公所职员，一九三七年十二月十三日，于下关码头与妻儿一同遇难，尸骨无存。”
陈先生的身体开始剧烈地颤抖，那份名单从他手中滑落，散了一地。
他像是瞬间被抽空了所有力气，扶着门框，才没有倒下去。
那天晚上，陈先生敲响了何建国的房门。
这是他第一次，主动找何建国。
他什么也没说，只是从怀里掏出一个用油布包裹得严严实实的信封，递给了何建国。
信封很厚，封口处，用红色的火漆烙着一个奇特的印记。
“何先生，”陈先生的声音低沉而郑重，“我可能要离开一段时间。如果……如果我出了什么意外，或者调查组的人来找我，请你，务必把这个东西，亲手交给他们。”
“陈先生，你这是……？”何建国心里充满了疑问。
陈先生没有回答，他只是深深地看了何建国一眼，那眼神复杂到何建国完全无法读懂。
有托付，有决绝，还有一丝……解脱？
他没等何建国再问，就转身，匆匆回了自己的房间。
第二天一早，何建国起床时，发现西厢房的门，大开着。
他心里一紧，跑过去一看，房间里早已是人去楼空。
地铺还在，但桌上所有的报纸和书籍，都不见了。
墙上那张巨大的地图，也被撕了下来，只留下几个钉子眼。
房间的中央，有一个铁盆，里面是厚厚的一层，烧得只剩下黑色的纸灰和文件残渣。
李婶说，陈先生昨晚半夜就走了，留下了一个月的房租，什么都没说。
秀芝在打扫房间时，在陈先生房间的墙壁上，靠近地面的角落里，发现了一行用铅笔写的，很小很小的字。
那行字，仿佛用尽了写字人全部的力气。
“真相需要勇气，但沉默更需要。”
03
何建国独自一人坐在房间里，手里捏着那个沉甸甸的信封。
陈先生的神秘失踪，墙上那句奇怪的话，还有他临走前那决绝的眼神，都让何建国感到一种前所未有的不安。
他最终还是没能忍住，用小刀，小心翼翼地挑开了那个火漆封印。
信封里，不是信。
而是一份长达数十页的手写证词。
字迹工整，是用上好的英雄牌钢笔写的。
证词详细到令人发指地记录了一九三七年，南京陷落前后，城内所发生的种种惨绝人寰的暴行。
从中华门到下关码头，从手无寸铁的平民到放下武器的士兵，每一场屠杀的时间、地点、日军的番号，都记录得清清楚楚。
这份证词的真实和残酷，让何建国这个上过战场的老兵，都看得手脚冰凉。
证词的署名人，赫然写着三个字：
陈光远。
可这个笔迹，明显和昨晚在名单上看到的那个“陈光远”，不是同一个人。
或者说，写这份证词的人，根本就不是那个失踪的陈先生！
更让何建国感到震惊和困惑的是，证词的最后一部分，详细描述了一个细节：
一九三七年十二月十七日夜，在下关码头，一支隶属于日军第十六师团的部队，在一名叫“中岛”的少佐指挥下，对数千名难民进行了机枪扫射。
而证词的作者“陈光远”写道，当时有一名日军高级将领，乘坐轿车，在不远处亲眼目睹了这场屠杀的全过程。
他甚至能听见那名将领和身边副官的对话。
那名将领的名字，叫——松井石根！
而“陈光远”本人，因为被裹挟在人群中，身中数枪，掉入长江，最终侥幸逃生。
这……这和县里名单上写的，“陈光远全家遇难，尸骨无存”，完全不符！
到底哪个是真的？
何建国脑子里乱成一团。
但他有一个非常强烈的直觉：这份证词，无比重要！
他想起了自己那位在东京审判中国代表团担任军事顾问的叔叔，何应钦。
一个大胆的决定，在他心中形成。
他要北上，去南京！
他要把这份证词，亲手交给调查组，或者，想办法交给叔叔！
当秀芝得知何建国的决定后，没有丝毫犹豫。
“我跟你一起去。”她的眼神坚定，“你一个人腿脚不方便，路上也好有个照应。而且我在政府工作，去找调查组也方便些。”
何建国看着她清澈的眼睛，心中一暖，推辞的话，怎么也说不出口。
两人收拾了简单的行李，踏上了前往南京的绿皮火车。
火车上人很多，空气混浊。
何建国把那个装着证词的油布包，死死地抱在怀里，片刻不敢离身。
他总感觉，有一双眼睛，在暗处窥视着他们。
在他们斜后方的硬座上，坐着一个穿着黑色长衫的男人。
男人戴着一顶压得很低的礼帽，看不清脸。
从上车开始，他就一直在那里，不吃不喝，也不与人交谈。
他看似在闭目养神，但何建国能感觉到，他的目光，总是若有若无地，飘向自己怀里的那个邮包。
这让何建国高度警惕起来。
三天两夜的颠簸后，火车终于抵达了南京。
走出车站的那一刻，看着这座既熟悉又陌生的城市，何建国的眼睛湿润了。
九年前，他就是在这里，失去了自己的右腿。
秀芝带着何建国，第一时间找到了设在原国民政府大楼里的调查组办事处。
然而，接待他们的，是一个看起来有些不耐烦的中年文书。
文书草草地翻看了一遍证词，便把它扔在了桌上。
“这种道听途说的东西，我们这里收了有一大堆了。”他撇了撇嘴，“关于松井石根的罪证，我们已经掌握得很充分了，不差你这一份。”
“可是，这份证词很详细，还提到了很多别人不知道的细节！”何建国急了。
“细节？”文书冷笑一声，“证人呢？证人陈光远在哪里？他本人不出来作证，光凭一份不知道谁写的证词，拿到法庭上，只会被日本人的律师当成笑话！还会质疑我们所有证据的真实性！”
“这份证词来得太晚了，证人又下落不明，我们不能采纳，更不能作为呈堂证供。”
文书下了逐客令。
何建国和秀芝被赶了出来，站在南京冰冷的街头，心也跟着凉了半截。
“建国哥，我们现在怎么办？”秀芝的语气里也带上了一丝无助。
何建国攥紧了拳头。
他不甘心！
他不相信那二十万冤魂的血，会因为这种官僚的理由而被白白淡忘！
他打听到，叔叔何应钦下周会从东京飞回南京述职。
“我们等！”何建国咬着牙说，“我就不信，我亲手把这份证词交到叔叔手里，他也会像这个人一样，无动于衷！”
04
在南京一家简陋的小旅馆里，何建国和秀芝焦急地等待了一个星期。
何应钦回到南京的消息，终于见报了。
凭借着叔侄关系，何建国在军部的门口，等到了那辆挂着特殊牌照的黑色轿车。
车门打开，一个头发花白，身形清瘦，但眼神依旧锐利的老者走了下来。
正是何应钦。
“叔叔！”何建国拄着拐杖，激动地迎了上去。
何应钦看到侄子，先是一愣，随即眼神里流露出一丝复杂的感情。
他看着何建国空荡荡的右裤管，叹了口气：“建国，你……受苦了。”
在何应钦的办公室里，何建国把陈先生留下的那份证词，以及这半个月来所有的离奇经历，原原本本地，向叔叔讲述了一遍。
何应钦戴上老花镜，接过那份厚厚的证词，一页一页，看得极为仔细。
他的脸色，随着内容的深入，变得越来越凝重。
办公室里，只剩下纸张翻动的声音，和老式座钟的滴答声。
许久，何应钦才放下证词，摘下眼镜，揉了揉疲惫的眼睛。
他沉默了很久。
“建国，你知道这份证词，如果现在递上去，意味着什么吗？”他缓缓开口，声音沙哑。
“意味着松井石根罪责难逃！二十万同胞的血债，就有了最有力的证据！”何建国毫不犹豫地回答。
何应钦却摇了摇头，眼神沉重得像一块铅。
“不。”
“这份证词，如果现在呈上去，不仅不能给松井石根定罪，反而……可能会让整个东京审判，陷入万劫不复的被动局面。”
何建国愣住了：“为什么？叔叔，我不明白！”
“你不懂法庭，更不懂政治。”何应钦叹了口气，站起身，走到窗边。
“东京审判进行到现在，已经到了最关键的时刻。以美国为首的法官团，对我们的态度很微妙。而日本战犯聘请的那些美国律师，个个都是顶尖高手，他们正像狼一样，寻找我们证据里的任何一个漏洞。”
“这个时候，我们拿出一份证人已经失踪，甚至可能已经死亡，完全无法核实的‘孤证’，你猜会怎么样？”
何应钦转过身，目光如炬地盯着何建国。
“他们会立刻抓住这一点，攻击我们所有的证人证词都是伪造的！他们会告诉全世界，南京大屠杀，是我们中国人为了博取同情而编造的谎言！”
“到那个时候，我们非但扳不倒松井石根，反而会把自己，把那二十万死不瞑目的冤魂，都置于一个极其屈辱的境地！”
何建国听得目瞪口呆，他从没想过，事情的背后，竟然有如此复杂的博弈。
“可是……可是那二十万条人命……”他急了，声音都在发抖，“难道就因为这些所谓的‘政治’，就……”
“我知道！”何应钦厉声打断他，情绪也激动起来，“我知道那是二十万条人命！我闭上眼睛，就能看到南京城的血流成河！但审判，不是泄愤，是要用规则，用他们听得懂的语言，把这些畜生，永远地钉在历史的耻辱柱上！”
他走过来，双手按住何建国的肩膀。
“建国，听叔叔的。现在最重要的事情，是确保审判能够顺利进行下去，让现有的，已经核实了的证据，能够被法庭采纳，先把这批甲级战犯，送上绞刑架！”
“这份证词，暂时……不能用。”
何应钦告诉何建国，他下周就要返回东京，届时，在法庭上，他会亲自质问松井石根。
“我会用我的方式，让他认罪。”
就在这时，办公室的门被猛地推开。
秀芝惊慌失措地跑了进来，脸色煞白。
“不好了！何伯伯，建国哥！”她喘着粗气，“
刚刚旅馆老板托人来传话，说有两个穿黑衣服的人，到旅馆里打听我们的下落！他们说是……说是陈先生的家属，要找何建国，要回那份证词！”
何应钦的脸色，瞬间大变。
“不好！”他立刻意识到了危险。
他当机立断，对身边的副官下令：“立刻派人去旅馆，保护好所有东西！另外，马上安排车辆，送建国和李小姐去军部招待所！没有我的命令，任何人不得靠近！”
然而，命令还是晚了一步。
副官刚跑出去，军部大院外，就传来了一阵急促的枪声！
接着，是卫兵的呼喊声。
“有刺客！”
何应召脸色铁青，立刻把何建国和秀芝护在身后，拔出了腰间的手枪。
一场围绕着这份神秘证词的暗战，已经以最激烈的方式，提前打响了。
05
当晚，何建国他们之前住的那家小旅馆，被人翻了个底朝天。
床板被撬开，墙壁被凿开，连地砖都被翻了起来。
对方显然是在寻找什么东西，而且手法专业，行动迅速。
军部的卫兵赶到时，只留下一片狼藉和几个仓皇逃窜的背影。
这件事，让何应钦彻底肯定，那份证词背后，隐藏着一股巨大的，见不得光的力量。
这股力量，既害怕证词被公布，又渴望得到它。
接下来的几天，何建国和秀芝被严密地保护在军部招待所里，寸步难行。
何应钦每天都会来和何建国谈话，他详细地询问了关于陈先生的每一个细节。
从他的口音，到他的生活习惯，再到他后背的鞭痕，和他说的那些梦话。
何应钦把这些细节，一一记录在一个随身的笔记本上。
一周后，何应钦带着那份他决定“暂时不能用”的证词，以及满腹的疑云，登上了返回东京的飞机。
一九四六年五月十日。
东京，市谷陆军省旧址，远东国际军事法庭。
审判现场，庄严肃穆。
阳光透过高大的窗户，在地板上投下斑驳的光影，空气中弥漫着紧张而压抑的气氛。
十二个国家的法官，穿着黑色的法袍，表情严肃地坐在审判席上。
被告席上，东条英机、土肥原贤二等二十八名日本甲级战犯，穿着囚服，神情各异。
有的面无表情，有的眼神闪躲，有的则依旧带着军人的倨傲。
松井石根，作为南京大屠杀的最高指挥官，被单独押上被告席。
他已经六十八岁了，身形枯槁，穿着一件不合身的旧军装，低着头，仿佛一截行将就木的枯木。
何应钦作为中国代表团的军事顾问，穿着笔挺的军服，坐在第一排的旁听席上。
他的表情平静如水，但紧紧攥着膝盖的双手，暴露了他内心的波澜。
他衣襟的内袋里，就放着那份滚烫的证词。
可他知道，现在还不是时候。
首席检察官季南，用洪亮的声音，宣读了对松井石根的起诉书。
“……被告松井石根，身为日军华中方面军司令官，对其部队在南京及周边地区，对放下武器的中国士兵及手无寸铁的平民，进行长达六周的大规模屠杀、抢劫、强奸等战争罪行，负有不可推卸的直接责任……”
每一个字，都像一记重锤，敲击在每个中国人的心上。
宣读完毕后，按照流程，中方代表团获得了直接向被告提问的机会。
所有人的目光，都集中在了何应钦身上。
何应钦缓缓站起身，整理了一下军服。
他没有走向提问席，而是迈开沉稳的步伐，一步，一步地，径直走到了被告席前。
他与松井石根，只有不到三米的距离。
他能看到松井石根脸上老年斑，和他浑浊眼球里的血丝。
整个法庭，鸦雀无声。
何应钦停住脚步，用标准的日语，缓缓地，一字一句地问道：
“松井石根。”
他的声音不高，却清晰地传遍了法庭的每一个角落。
“一九三七年十二月，你的部队，在中国的首都南京，有组织、有计划地屠戮了超过二十万手无寸铁的无辜平民。作为当时的最高指挥官，你，可认罪？”
这句质问，带着国仇家恨，带着二十万冤魂的血泪，回荡在庄严的法庭之上。
所有人的目光，都像探照灯一样，打在松井石根那张苍老的脸上。
只见松井石根一直低着的头，缓缓地，抬了起来。
他那双死水一般浑浊的眼睛，对上了何应钦那双燃烧着怒火的眼睛。
突然，他那干瘪的嘴角，向上牵动了一下，露出了一个极其诡异的，甚至可以说是扭曲的笑容。
然后，他张开嘴，没有说日语，也没有说英语，而是用一种虽然蹩脚，但吐字异常清晰的中文，缓缓地，说出了五个字。
话音落下的瞬间，何应钦如遭雷击，整个人僵在原地，脸上的血色瞬间褪得一干二净，变得惨白如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