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5年秘书提醒周总理，刘亚楼病危是否看望，总理：我不会再看他

1964年8月23日，布加勒斯特的午后阳光有些刺眼，李先念代表团刚走出候机楼，身后的随员就发现刘亚楼抬手揉了一下右肋，动作极快，仿佛怕人注意。十几个小时后，飞机落地北京，他仍照常整理随行报告，谁也未料到那抹细微的疼痛已是一场灾变的开端。

归国不到三天，空军司令部会议照旧开在西四招待所。参谋记录上密密麻麻写满“新型喷气机”“夜航训练”之类的词，刘亚楼一口气讲了足足四十分钟。会后，他手背在身后踱步，突然脸色发白，警卫扶了一把，他却摇头低声说：“还撑得住。”这句硬气的话后来成了医务人员最怕听见的句子。

9月底，肝区剧痛逼得他不得不住进北医三院。确诊结果“肝癌晚期”传到中南海时，毛主席沉默了足足半分钟；周总理则当场嘱咐：“能治就治，必要时送上海。”十月初，刘亚楼被转至华东医院，病房外多了一排全副武装的卫兵，上海人却看不见这位空军统帅的身影。

消息越来越多：肿瘤扩散、体重骤降、黄疸加深……曾在长征途中跟他并肩过泸定桥的老战友陆续前来。罗瑞卿握着他的手，只说了四个字：“老弟，扛住。”刘亚楼笑了笑，声音轻得像刮过松林的风：“放心。”那笑意与其说是安慰，不如说是告别。

12月25日，周总理第一次到病房。帘子刚被掀开，刘亚楼竟撑着床栏想下地：“总理来了，我应该迎接！”周总理轻按他的肩：“老刘，别逞强。”交谈不到二十分钟，刘亚楼气息已急促。送别时，他执意披衣下床，艰难站在门口敬了个军礼。那一刻，周总理的眼眶红了。出病房后，他只对秘书低声说了一句：“以后别再安排探视。”

1965年1月初，秘书再次提醒：“首长，刘司令病情加重，是否去看看？”周总理摇头，语速极慢：“我不会再看他。上一回，他硬撑着下床，又敬礼又陪话，这样折腾，他的日子反倒少了。”他不忍心再让这位悍将在生命的边缘做无谓的坚持。

有人疑惑，为何一个向来体贴下属的总理会作出如此决定？答案要追溯到三十年前。1935年1月，遵义城外突降暴雨，红二师渡乌江的木船在浪里打转，刘亚楼扒着缆绳喊：“枪口朝前，别回头！”那场硬仗让中央纵队死里逃生。周总理对这种拼命三郎的性子熟得不能再熟——见一次，刘亚楼就拼一次，见两次，或许就拼到咽最后一口气。

再往前推，1910年的武平县湘店乡仍是瘴气横行的山坳。母亲曹秀孜在产后第二天离世，襁褓中的男婴被父亲改名“刘兴昌”，字里行间全是对改变命运的希冀。走进私塾、踏进长汀第七中学、辍学返乡办夜校，他一步步走出穷苦。1929年加入共产党，又把名字改成“刘亚楼”——“亚楼”取意“屹立亚洲之巅”，那是少年人最朴素的雄心。

长征期间，他与陈光率红二师打头阵，四渡赤水、飞夺泸定桥，场场是硬骨头。到陕北后，毛主席一纸调令：“抗大缺教员，你来。”他闷在教材纸堆里，很不情愿，却硬是把一群泥腿子教成了能走能打的排头兵。苏联留学又让他学到航空理论，卫国战争中在乌克兰前线挨过德军飞机的俯冲轰炸，这段经历后来被空军飞行员当成课堂范例。

1948年冬，辽沈战役告捷，他奉命指挥天津攻城。夜色里，他把攻坚时间定在“29小时”，翻开军用地图说：“多一分钟，平津协议就要变颜色。”果然29小时，一分不差，天津城门洞开。战后检阅部队，他只说一句：“今天干得漂亮，明天别骄傲。”

新中国成立后，空军从无到有，每一步都踩在荆棘上。档案里记载，1951年至1963年，他出差一百五十九次；平均每三天就换一个城市。有人玩笑：“司令比运输机还忙。”他却把几乎全部精力都耗在跑场站、查装备、谈外援上，胃病、肝炎早已缠身。

1964年出访罗马尼亚前，上海军医曾提醒，“肝功能指标异常，最好住院”。他摆手：“等任务完再说。”拖到回国身体垮塌，一切都晚了。周总理后来告诉医护：“尽力救治，但别让他劳神。”然而，军人以工作为命，刘亚楼心里装不下“休息”两字。

1965年4月6日清晨，病房窗帘尚未拉开，护士听见床头传来微弱的“嘀嗒”声——是心电监护仪发出的报警。他没有留下更多话，只让家属把那张全家合影放在床头。病危通知发到北京时，周总理手里的文件停顿了几秒，随后批示上海方面“按中央军委规格治丧”。

追悼会上，沉默笼罩整座大厅。周总理走到灵柩前停步，嘴唇动了动，声音极低：“千军易得，一将难求。”这句昔日在朝鲜前线说过的话，如今成了对故人最后的敬意。没有多余的眼泪，也没有宏大的辞藻——因为熟悉刘亚楼的人都知道，他不喜欢繁文缛节。对他而言，一生最骄傲的，还是那片被黑烟与曙光交织的长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