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西
创作声明：本文为虚构创作，请勿与现实关联
“妈,您要是今天还护着他,我这个女儿就当没生过!”
母亲站在姥姥的病床前,声音颤抖着。
姥姥拉着她的手,泪水顺着满是皱纹的脸颊滑落:
“芳啊,都三十年了,你还不明白妈当年为什么那么做吗?”
舅舅站在门口,脸色苍白,
手里拿着那张泛黄的顶职通知书:“姐,对不起......”
我叫李雨,今年三十五岁。这个故事,是我花了整整十年时间,才完整拼凑出来的。关于1985年的那个决定,关于母亲和舅舅三十年的恩怨,关于那个改变了两个家庭命运的“铁饭碗”。
故事要从1985年说起。
那年,母亲李芳二十岁,正在县城的纺织厂当临时工。舅舅李军十八岁,刚高中毕业,在家待业。姥爷李德贵是纺织厂的老工人,在车间干了二十五年,兢兢业业,从不缺勤。
八十年代初,正是顶职政策的末期。所谓顶职,就是父母退休或去世后,子女可以顶替进工厂或单位,继承“铁饭碗”。在那个年代,一份国企的正式工作,意味着稳定的工资、齐全的福利、体面的社会地位,还有退休后的保障。
那年春天,姥爷在车间突发脑溢血,抢救无效去世了。他才四十七岁。
姥爷去世后,按照政策,家里可以有一个子女顶替他的职位。问题是,家里有两个孩子,只有一个名额。
我记得母亲跟我讲过那段日子的情形。姥爷的追悼会刚结束,厂里的人事科长就来家里了,送来了一份顶职通知书。
“德贵嫂子,您节哀。”人事科长坐在姥姥家的小板凳上,“按照政策,您家可以有一个孩子顶职进厂。您看是让谁来顶?”
姥姥当时正沉浸在丧夫之痛中,一时没有说话。
“妈,让我姐顶吧。”舅舅当时说,“我姐在厂里干了两年了,大家都认识她,让她转正最合适。”
“不行。”姥姥突然开口,声音很坚定,“让李军顶。”
母亲愣住了:“妈,您说什么?”
“我说,让你弟弟顶职。”姥姥看着母亲,“芳啊,你是姐姐,要让着弟弟。”
“凭什么?”母亲的声音提高了,“我在厂里干了两年,每天早出晚归,挣的钱都交给家里。现在有转正的机会,凭什么要让给他?”
“因为他是男孩。”姥姥说,“男孩要养家糊口,要娶媳妇,要负担更重。你是女孩,将来要嫁人,嫁人后就是别人家的人了。”
“妈!”母亲哭了,“您这是重男轻轻!我也是您的孩子啊!”
“芳,妈不是重男轻女。”姥姥说,“妈是为你好。你听妈的,让你弟弟顶职,你去考学。”
“考学?”母亲擦着眼泪,“考什么学?家里哪有钱供我上学?”
“妈想办法。”姥姥说,“你成绩好,考个中专或者师范,将来也是铁饭碗。到时候你还是国家干部,比在厂里当工人强多了。”
“那为什么不让弟弟去考?”母亲问。
姥姥沉默了一会儿,说:“你弟弟成绩不好,考不上。与其让这个顶职的名额浪费了,不如让他顶上。你不一样,你聪明,有希望。”
这段对话,母亲跟我说过很多次。每次说起,她都会流泪。
那天,母亲哭着跑出了家门。她在街上走了一整夜,想不明白为什么姥姥要这么对她。她觉得自己被抛弃了,被家庭牺牲了。
第二天,人事科长又来了,要确认顶职的人选。姥姥在通知书上签了字,顶职的人是李军。
母亲回到家的时候,看到舅舅正拿着那份通知书发呆。
“姐,对不起。”舅舅说,“要不然,我不顶了,让你来。”
“不用了。”母亲的声音很冷,“既然妈已经决定了,就这样吧。”
“姐......”
“别叫我姐。”母亲打断他,“从今天开始,你走你的阳关道,我过我的独木桥。这个家,我不回来了。”
说完,母亲收拾了自己的东西,搬去了工厂的集体宿舍。
母亲搬走后的第三天,出了一件大事。
舅舅拿着顶职通知书去厂里报到,人事科却告诉他,顶职的程序出了问题,需要补充材料。
“什么材料?”姥姥急忙问。
“需要证明李军是独生子。”人事科长说,“按照最新的政策,如果家里有多个子女,顶职要优先考虑独生子女,或者家庭困难的。你们家有两个孩子,要提供证明材料。”
“什么证明?”姥姥问。
“证明另一个孩子已经有工作,或者已经出嫁。”人事科长说,“这样才能证明家庭把负担都压在了这个孩子身上。”
姥姥傻眼了。母亲确实在厂里工作,但那是临时工,不算正式工作。而且母亲才二十岁,也没有结婚。
“那怎么办?”姥姥问。
“要么让李芳开个工作证明,说她已经有固定工作了。”人事科长说,“要么就等等,等李芳结婚了,或者有其他的工作了,再办顶职的事。”
姥姥回到家,陷入了两难。如果让母亲开工作证明,母亲一定不会同意,因为那等于断了她转正的路。如果不开,舅舅的顶职就办不下来。
那天晚上,姥姥一个人坐在小屋里,一直坐到天亮。
第二天一早,姥姥做了一个决定。她去了母亲的宿舍。
“芳,妈求你件事。”姥姥拉着母亲的手。
“什么事?”母亲的态度很冷淡。
“你弟弟的顶职需要证明材料,需要你开个工作证明。”姥姥说,“就说你已经有固定工作了。”
母亲冷笑:“妈,您知道这意味着什么吗?我开了这个证明,就等于承认我有工作了,以后就更没机会转正了。您是要我彻底给他让路是吧?”
“芳,妈知道委屈你了。”姥姥的眼泪掉下来,“可是你弟弟要是顶不了职,他这辈子就毁了。他不像你,没有文化,不会考试,除了进厂,他还能干什么?”
“那我呢?”母亲问,“我就该被牺牲吗?”
“不是牺牲。”姥姥说,“妈答应你,妈一定想办法供你读书。你去考师范,考上了,妈砸锅卖铁也供你上。”
“妈,您拿什么供我?”母亲问,“家里现在还有什么?爸走了,连抚恤金都拿去办丧事了。您一个月工资才三十多块,还要养弟弟,您拿什么供我读书?”
姥姥咬了咬牙:“妈把你爸留下的那块手表卖了。那块表是瑞士的,能卖不少钱。”
母亲愣住了。那块手表是姥爷最珍贵的东西,是他当劳模时厂里奖励的。姥爷生前最宝贝那块表,每天都戴着,擦得锃亮。
“妈,您......”母亲的眼泪掉了下来。
“芳,妈不是不心疼你。”姥姥说,“妈就是想让你们姐弟都过得好。你弟弟性子实,只能进厂当工人。你聪明,有文化,考上师范就是国家干部,比工人强多了。妈是为了你好。”
母亲沉默了很久,最后点了点头:“好,我开证明。但是妈,从今天开始,我跟这个家,恩断义绝。”
说完,母亲转身就走。
那天,母亲去厂里开了证明,证明她是厂里的固定工(其实是假的,厂里看在姥爷的面子上给开的)。有了这个证明,舅舅顺利顶了职,成了纺织厂的正式工人。
那年夏天,母亲开始备考师范。 她每天早上四点起床,在宿舍楼道的灯下看书。 白天还要上班,晚上回来继续学习,经常学到深夜。
姥姥卖掉了姥爷的手表,给母亲买了辅导书和资料。那笔钱不多,但对当时的家庭来说,已经是很大的数目了。
三个月后,师范考试成绩出来了。母亲考上了省城的师范学校,成绩还是全县第一。
拿到录取通知书的那天,母亲一个人坐在宿舍里哭了很久。她哭自己的委屈,哭自己的不甘,也哭自己终于争气了。
开学前一天,姥姥来送母亲。 母亲提着一个旧行李箱,里面装着姥姥东拼西凑给她准备的衣物和被褥。
“芳,到了学校要好好学。”姥姥拉着母亲的手,“别想家里的事,专心读书。”
“我知道。”母亲的态度依然冷淡。
“还有,你弟弟下个月要订婚了。”姥姥突然说。
“这么快?”母亲惊讶地说。
“对方家里催得急。”姥姥说,“女方家知道李军在厂里有正式工作,很满意。彩礼要八十块钱,还要三转一响。妈手里没钱,想问你借点。”
母亲愣住了。 她这三个月打工攒的钱,加上姥姥卖表给的钱,总共就一百块出头,除去学费和路费,剩下的只够她在学校生活三个月的。
“妈,我没钱。”母亲说。
“芳,就借一点,三十块就行。 ”姥姥恳求道,“等你弟弟发了工资,妈就还你。 ”
母亲看着姥姥,心里五味杂陈。最后,她从包里拿出三十块钱,递给姥姥。
“这是最后一次。”母亲说,“以后别再找我了。”
说完,母亲转身上了火车,再也没有回头。
在火车上,母亲一直在哭。她不是心疼那三十块钱,而是心疼自己的命运。她觉得自己就像一头牛,被家庭榨干了所有的价值,然后被一脚踢开。
三年的师范生活,母亲从来没有回过家。每个假期,她都留在学校打工,赚生活费。她做过家教,在食堂帮过厨,在图书馆整理过书籍。她把自己变成了一台学习机器,除了学习就是工作,没有任何娱乐。
她发誓,一定要出人头地,一定要让那些看不起她的人后悔。
1988年,母亲从师范毕业,被分配到县城的第一中学当老师。那时候,能当老师是很体面的工作,工资比工厂工人高,还有寒暑假。
毕业分配的那天,母亲特意回了一趟家。她穿着新买的裙子,拎着皮箱,走进了那个让她爱恨交织的家。
“芳回来了!”姥姥看到母亲,眼睛一亮,“听说你分配到一中当老师了?我闺女真有出息!”
母亲点点头,把皮箱放在地上:“我是来拿东西的,拿完就走。”
“先吃饭吧,妈给你做了你最爱吃的红烧肉。”姥姥说。
“不用了。”母亲说,“我的东西在哪?”
“在你原来的房间。”姥姥的笑容僵住了。
母亲走进房间,发现自己的东西已经被收拾到一个纸箱里。房间里摆着一张新床,床上堆着婴儿用品。
“这是谁的房间?”母亲问。
“你弟弟和弟媳的。”姥姥走进来,“他们结婚了,需要房间。你的东西妈都给你收好了,一样都不少。”
母亲看着那个纸箱,突然笑了。她笑得很苦涩:“妈,这个家还有我的位置吗?”
“芳,你说什么呢?”姥姥说,“你永远是妈的女儿。”
“是吗?”母亲指着房间,“那为什么我的房间被占了?为什么我的东西被装进了纸箱?妈,您心里还有我这个女儿吗?”
“芳,你别这么说。”姥姥急了,“你弟弟要成家了,需要房间。你又不在家住,空着也是空着。”
“我明白了。”母亲提起纸箱,“妈,从今天开始,我再也不会回这个家了。”
“芳!”姥姥想拉住她。
“别拉我。”母亲甩开姥姥的手,“妈,您记住,这辈子,我跟你们都不会再有任何关系了。那个顶职的名额,那三十块钱,我都不要了。但是,我也不欠你们任何东西了。”
说完,母亲头也不回地走了。
从那以后,母亲真的再也没有回过那个家。姥姥来找过她几次,她都拒之门外。舅舅也来过,想跟她道歉,她连门都不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