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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天,女特工建议我们轮流唱歌,不要整天光坐着。一个名叫李帕的特工先开始唱了一首《班尼山》,这原来是一首被二将军禁唱的无伴奏清唱歌曲。后来朝鲜将原来的歌词删掉,填上了宣传民族主义内容的新歌词。
我听得入了迷,童年时代的景象又浮现在脑海中。我的故乡在鲜花盛开的山庄,李子杏子和金达莱花遍地开放,我可爱的村庄色彩鲜艳就像皇宫一样,多么怀念花开时节在皇宫里玩耍的美好时光。
我在心里轻轻地哼着,回想起祖母在格桑的旧居。那是一间传统的木瓦屋顶房,位于美丽的山峦之中,门口流过一条小溪。春天时金达莱花遍地开放,将整个山谷铺成一片红色,就像歌中所唱的一样。
轮到我时,我唱了一首民谣,待我唱完后,一个特工用日语说,“你为什么不唱首韩国歌呢?你现在人在韩国,出于礼貌也得唱啊。”
其余的特工都用掌声鼓励我,我便说不会韩国歌,可他们非让我唱不可。最后我只好听从他们,唱了几句从电视上学到的一首歌,这使他们很高兴,看来这比完全拒绝不与他们一起唱歌要好。
随后,一个女的用韩语唱了一首动听的歌。
铃儿响,花儿开,鸟儿欢声唱,人人尽笑颜,美丽的汉城有我的爱,我愿永远生活在汉城。
这首歌词的内容打动了我,我也在想,汉城真的如同歌里写的那么美吗?从特工们脸上的表情来看,它也许是很美的。可很快我又开始谴责自己,过去八年培养起来的忠贞不渝的革命精神哪儿去了?对祖国的一片忠心哪儿去了?现在竟被这些人诱惑住,我感到自己快扛不住了。
审问我的人开始问了些随意的、漫不经心的问题,譬如家庭背景等等,但都不是正式的审问。他们以聊天的方式进行问话,好像我是他们的朋友似的。我把在巴林编给亨德逊的话重复了一遍,看起来他们也还算相信,没说什么挑衅或为难我的话,偶尔也做些笔记。但对他们问的某些问题,我还是得想一会才能答复。
“你在澳门看的电影里,还能记起某个电影明星吗?”
“有一个武打明星叫李小龙。”
“是蜂谷真一要你咬破烟中的毒药你才照做的吗?”
“是的,我完全是听了他的话。”
“你要是大国人的话,肯定见过许多朝鲜族人,你能说你一句朝鲜话也不会吗?”
“坎纳。”这是一句骂人的朝鲜话。
一个特工拿着一张大将军的照片放在我面前问,“你见过这个人吗?”
我盯着他想了一会,“我应该在电视上见过他。”
“他叫什么名字?”
“金*成。”我用中文回答道。
这天晚上我快入睡时,听见他们在一边小声的说话。
“用这样的女孩儿做工具,真是不可饶恕。”
“我明白犯罪就是犯罪,但我真替她难过,是姓金的这个家伙该受惩罚才对。”
此时我真想从床上跳起来,对他们大喝一声,“你们这些家伙,竟然敢这样骂我们的将军!”在朝鲜,没有什么罪比这更恶劣更严重了。然而此时此刻,我拿他们毫无办法。
第二天,12月28日,他们开始了正式的审问。他们很客气,但问的很详细。他们问及每一个细节,我都尽量设法回答,但也无法完整的回答。他们问起我小时候住过的街道名字,去过的电影院和戏院的名字,还要我画出真一住所的草图,不停的问我许多关于我在日本生活的情况。可因为从未去过日本,怎么也编造不出可信的答案来。
在审问过程中,他们自己交谈时总是用韩国话,并留意我的反应。
“这个女孩太迟钝了,不宜做间谍。”其中一个男的故意这样说,来看我的反应怎么样。我只是低着头装作听不懂的样子。
这天就像一场噩梦,很快换了个人来审问我。这人长得很英俊,大约五十来岁,穿着一身黑色的西装,不停的抽着美国香烟。他用中文问我,要我写出我的生平简历,附上有关的名字、时间和重大事情。
“我们知道你是朝鲜人,现在承认会好的多。”我一边写他一边对我说。
我不理会,把简历写完后递给他。他看了一眼轻蔑地笑了一下,就把纸揉成一团扔进了垃圾箱。
“这个女孩分明是在撒谎。”他扭头对其他特工说。
这时我用中文质问他,“我撒了什么谎?”
他望着我嘲笑的抬了抬眉毛,好像是说还用我说吗?他又点了一根香烟,仔细的打量着我。
“告诉我,你在日本看的是什么样的电视机,也就是说,是什么牌子的?”
“金达莱。”
他得意的笑了一声,其他特工都大笑起来。金达莱是朝鲜的牌子,可那时我又急又气,一时根本想不起别的来。
“你经常看哪个台?”他又接着提问。
“够了!”我气冲冲的说,“我讨厌这些无穷无尽的问题,你们一遍又一遍地问这些干什么?如果认为我有罪,干脆直接把我杀了!”
我扑到床上痛哭起来。我不配当间谍,不具备这行所要求的心理素质和敏捷思路。我只想回家与家人在一起,忘掉我被组织选中这件事。我想要范洙活过来,让我替他去死。
可他们的问题一天比一天的更难回答。他们问我真一每月付我多少钱,我存了多少钱,我开户的银行名字,还有是否坐过日本的计程车。我一说坐过,他们便要我画出座位的样子。问我是否知道成田机场大楼的颜色,大楼有多少层,在广州是否去过一个叫“沙面”的地方。
他们要我写出自己的名字,我用中文写下白翠慧三个字。他们把纸拿去离开房间,一会儿就回来了,带回一张印着各种大小不一我的名字的纸来。我写的是手写字,它怎么会变成小的像芝麻,大的像门牌号码一样的字了呢?我望着这张纸目瞪口呆,不知他们耍的是什么把戏。
他们见我分辨不出哪个是自己的名字十分开心,但什么也没说,而是冒出了一个使我心寒的问题。
“在巴格达机场和你接头的是谁?不止一个人对吗?那个姓崔的对你来说有无意义?”
这个问题是用韩国话问的,可它对我震惊之大,让我无法掩饰自己的表情。我睁大眼睛,脸色都变白了。
“这个问题让你很烦吗?”审问的人用中文问我。
“这使你很烦对吗?”他又用日语重复了一遍。
“这使你很烦,对吗?”他几乎是在用韩语咆哮着。
我忍不住流下了眼泪。
他把我的日本护照递到我面前质问我,“告诉我这个人是谁?”
我站起来把护照从他手里打掉,“我怎么会知道?”我对他大叫着手握成了拳头。
他向我逼近过来,我已靠到了墙上。他的脸像石头一样毫无表情,用沙哑的韩国话说。
“飞机上有115条生命,他们都是无辜的工人,他们与政治毫无瓜葛。他们在炎热的沙漠上拼命干活,为的是赚钱养家糊口、供孩子上学。他们离家数月,带着辛辛苦苦挣来的血汗钱回国。我们不明白你为什么要杀害他们,你这遭天打雷劈的东西!”
他停下来吸了一口烟,朝我脸上吐了一口烟雾。
“我知道你不是一个人干的,甚至是冒着生命危险去干的,至少是巧妙的去干的。但你这该死的家伙,你必须向死难者的家人交代一切,我们才能追究那些罪魁祸首。如果你连起码的人性都没有,那和牲畜有什么区别!”
这时我已无法控制自己,早已是泣不成声了。可他还没有说完。
“你已经快丧失人性了!”他用一只手指指着我接着说,“我们怎样才能把你当人看待呢?我们为什么要这样做呢?任何事情都有个期限,你能忏悔的时间正在悄悄的流逝,如果你错过机会,就再没下一次了。”
他的目光直盯着我,那张脸离我这么近,现在看来一点也不漂亮了。
“你们的政府从来就是草菅人命,我很难过你成了他们的杀人工具。如果你做了什么高尚的事,理应得到荣誉,可杀害无辜不是高尚的事情,那是罪恶!是愚蠢的行为!而你还不知道这有多蠢,这岂不是更加愚不可及!你明白吗?从正义走向邪恶叫叛徒、叫变节。但从邪恶走向光明是改过自新、是重新做人。他们毒害一个年轻女子的心灵是可耻的,但你现在还来得及,你还有时间请求宽恕,为自己的所作所为赎罪。可是我告诉你,这点时间所剩不多了。”
他盯着我的眼睛望了好一会儿,然后转身走开了。可他仍没有说完,走到门口时又转过身来加了一番话。
“你有两个选择,要么坦白交代,算是对那些失去亲人家庭的某种忏悔。要么你双手沾满115条无辜生命的鲜血,为一个把你的生命视同粪土的国家去死。但那时,连上帝也不会拯救你。”
他走进了走廊,我听见他在离开时还说了一句。
“好好想想吧翠慧,或许,我应该叫你玉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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