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1年，匪首为隐藏身份干起了锅炉工，因家中妻子相貌出众被人揭发

一九五一年春天，北京还有点冷。中南海一间办公室的灯整晚亮着。聂荣臻站在桌前，手按在一份刚送来的档案上。那只是薄薄几页纸，上面写着一个名字：宋殿元。华北的老百姓大多都认识这个人。他做过土匪头子，当过汉奸，还当过国民党军官。可自从新中国成立，这个人就消失了，一点消息也没有。

这时华北农村正在进行土改，镇反工作也全面展开。聂荣臻明白，不把这些坏人抓干净，老百姓就过不上安稳日子。他仔细看了档案，然后下令：扩大搜查范围，多发动群众，一定要把这个罪大恶极的土匪头子抓住。窗外，天渐渐亮了。

一九一四年，当时的赤城县还属于直隶省。这地方位于塞外，土地不算肥沃。在宋家院子里，一个男孩在初冬的清晨出生了。按族谱，父母给他取名“殿元”，这名字代表了普通农民对儿子的期望。

宋家的土坯房在村东头，门口有棵老槐树。父亲宋老栓是个老实农民，天天天不亮就扛着锄头下地。母亲除了做饭做衣服，还要纺线织布换点钱。那时赤城县老百姓日子都过得紧，宋家虽然穷，但还能吃饱饭。

宋殿元从小就很调皮。八岁时，他就偷邻居家的小鸡去集市换糖吃；十岁时，已经在集市上偷东西了。母亲有时说他几句，父亲总是叹气说孩子还小。谁也想不到，这个看起来普通的农家孩子，后来会成为害人精。

宋殿元十二岁那年，他舅舅在张家口码头惹了事，没地方去，只好来找姐姐。这个舅舅整天不干活，却给宋殿元讲了很多外面的“新鲜事”:“你看城里那些体面人，哪个不是靠这个发财的？”他晃着拳头说。宋殿元总是听得入迷，眼睛发亮。

宋老栓好几次想赶走这个不干正事的妻弟，但看到儿子那么爱听，话到嘴边又咽了回去，只能无奈地摇头。他不知道，这些随意的聊天，正在改变儿子的人生。舅舅在宋家住了大半年，这段时间里，宋殿元逃学的次数越来越多，有时整天不见人。

宋殿元十五岁时，父亲觉得该让他学个手艺，就托人送他到镇上一户地主家做长工。这工作管吃住，每月还能挣几个钱。但不到三个月，地主就气冲冲地找上门。“你家这小子，竟敢偷东家的银勺子！”宋老栓很羞愧，赔了很多不是，只好把儿子带回家。

过了一段时间，宋老栓又想办法把儿子送进县城一家杂货铺当学徒。这次时间更短，才一个多月，掌柜就摇头说，“这孩子心思不正，留不住。”

连续被辞退，宋殿元不但不改，还在回家路上踢翻了路边的箩筐。他朝路边的杨树吐口水，狠狠地说：“都是些看不起人的东西！”那时的华北农村，像他这样没地没手艺的年轻人不少。乱世中，很多人就这样走上了歪路。

一九三七年，卢沟桥事变爆发，抗战开始了。为了不被抓去当兵，宋殿元自己参加了东北抗日义勇军的一支部队。军队生活比他想的更苦。部队经常夜里转移，有时一天要走一百多里路。吃的主要是粗粮，很少见到肉。

这年深秋的一个雨夜，宋殿元裹紧单薄的军装，偷偷溜出了营地。他沿着山路往北走，最后在张家口郊区被日军抓去修工事。苦力们白天挖战壕、搬东西，晚上被关在简陋的工棚里。

一天傍晚收工时，宋殿元的铁锹碰到一个硬东西。他蹲下假装系鞋带，悄悄扒开土。那是一个油布包，里面包着三把手枪和几十发子弹。他心里一惊，赶紧看看四周，然后飞快地把油布包塞进怀里。这个意外彻底改变了他的人生。

带着这几支枪，宋殿元悄悄联系了六个同样对日军不满的苦力，其中有个东北人叫“大金子”。大金子年纪大点，在东北时就和日本人打过交道。在一个没有月亮的夜晚，他们趁哨兵换班时，打晕了两个日本兵，带着枪逃走了。

七个人逃进深山里，找了个山洞住下。在昏暗的油灯下，他们结拜为兄弟，推选年纪最大、见识最广的大金子做老大。开始时，他们只敢抢单独的商人。后来胆子大了，开始打防守弱的小地主家。

一次抢劫成功后，众人在山洞里分东西。宋殿元突然拔出手枪，对准毫无防备的大金子：“这次干得漂亮，可惜啊，你知道的太多了。”枪声在狭窄的山洞里特别响，其他五个人都愣住了。宋殿元吹散枪口的烟，冷冷地看着大家：“从现在起，这里我说了算。”就这样，他踩着结拜兄弟的尸体，成了这股土匪的头目。

当上老大后，宋殿元更猖狂。一九三九年，他在怀安县城开了赌场，整天人来人往。他靠在太师椅上，眯着眼看赌徒们脸红脖子粗地下注。赌场每天抽头的钱已经很多，但还是满足不了他越来越大的胃口。

这年春天，他又打起了鸦片的主意。当时日军对鸦片买卖基本不管，这让他钻了空子。通过威胁利诱，他很快控制了当地的鸦片市场。手下人也发展到二百多，成为当地一股不可小看的力量。

他干的坏事还有很多。被他欺负的妇女超过三百人。当地老百姓偷偷叫他“活阎王”，小孩子夜里哭，大人只要说“宋阎王来了”，孩子马上就不敢哭了。不过，随着抗战形势变化，他的处境也开始改变。

一九四五年八月，日本投降，华北局势突然大变。国民党军队很快接管了主要城市和交通线，同时大量收编各地武装。宋殿元看准这个机会，带着二百多人投靠了国民党，一下子变成了保安团团长。

穿上正规军军装后，宋殿元没有收敛，反而借着这个合法身份，更加放肆。他积极抓捕怀安地区的革命人士，其中地下党员李明杰死得很惨。宋殿元甚至还派人给聂荣臻送过一封挑衅信，信中狂妄地说要“消灭一切反抗势力”。

这段时间，保安团驻扎在县城中心，门口整天有卫兵持枪站岗。他经常穿着整齐的校官制服在公众场所出现，身边总是跟着七八个凶巴巴的护卫。普通老百姓看到他的车队经过，都会赶紧躲开。

一九四六年，全面内战的阴影已经笼罩华北大地。在宋殿元控制的地区，老百姓日子特别苦。他们既要承受连年战乱的苦难，又要忍受地方武装的压榨。

这个时期，社会秩序很乱。像宋殿元这样有武装的地方势力，常常能在各种夹缝中生存壮大。他们有时配合国民党清乡，有时又私下和各路人马打交道，一切都看利益。

一九四九年一月，北平和平解放。宋殿元心里明白，自己的好日子将要结束，他开始秘密准备逃跑。他取出多年搜刮埋藏的金条，改名“王贵”，把自己伪装成逃荒的难民。为了更好地隐藏，他还娶了一个比他小二十多岁叫张秀兰的穷人家女儿。

这张秀兰虽是贫苦出身，却相貌出众，在人群中十分扎眼。和宋殿元的粗鄙形象格格不入，

两个人混在逃难的人群中，一路往西走，最后在包头市住了下来。他在一家酒店的锅炉房找到烧锅炉的工作，整天和煤灰打交道。以前的嚣张劲完全不见了，变得特别低调。他穿着破棉袄，说话小声小气，看起来和普通的工人没什么两样。

锅炉房的工作环境很糟，煤烟呛人，温度又高。但宋殿元却愿意待在这里，因为这里很少有人来，容易隐藏。他小心地掩盖着自己的过去，连妻子也不知道他的真实身份。只是每到深夜，他常常会突然醒来，警惕地听着窗外的声音。

他的妻子张秀兰却因容貌秀丽，性格也不太低调，难免引人注目。她常在酒店内外走动，很快就引起了酒店老板赵德贵和左邻右舍的私下议论。

酒店老板赵德贵本就是个细心人。他慢慢注意到这个新来的锅炉工有些特别，这人手上的老茧位置不对，不像常年干农活留下的，他会算账，却说自己不识字。

更让赵德贵怀疑的是，王贵的妻子有次不小心说漏嘴，提到丈夫经常在半夜说梦话，内容关于“带兵”、“打仗”等字眼。还有一次酒店丢东西，警察来调查时，王贵表现得特别紧张，头上直冒冷汗。

一九五一年四月，赵德贵把这些疑点报告给了当地公安局。警方随即展开秘密调查，发现王贵的长相和通缉令上的宋殿元很像。五月的一个凌晨，公安人员趁他上班时抓住了他。当警察亮出证件时，宋殿元浑身一抖，长叹一声，默默地伸出双手，戴上了冰冷的手铐。

在审讯室里，宋殿元对自己过去的罪行都承认了。他详细交代了怎么从当土匪开始，到后来投靠日军，再到被国民党收编的整个过程。特别是对杀害革命人士李明杰等重大案件，他都一一承认。

一九五一年七月，人民法院对宋殿元进行公审。庭审持续了一整天，受害群众代表轮流出庭作证。最后审判长庄严宣布，判处宋殿元死刑，立即执行。刑场设在包头郊外，这个危害华北地区十多年的土匪头子，终于被处决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