罗大美案：两主犯为何只有一人判死刑，从犯判了13年，是否合理？

2025年10月24日，网红“罗大美”遇害案一审宣判：主犯余金生因抢劫罪、故意杀人罪被判死刑，同为主犯的女友沙玉姣以抢劫罪获死缓，从犯杨恒因抢劫罪被判13年有期徒刑。三人量刑差异悬殊，核心源于犯罪行为、主观恶性与法律评价的本质区别，并非司法裁量的随意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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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件核心事实回顾：44岁的余金生因长期赌博缺钱，得知“网红”尚某锋（网名“罗大美”）家境殷实后，与女友沙玉姣、熟人杨恒共谋抢劫。2023年7月5日，杨恒将尚某锋诱骗至余金生住处，余金生随即用尼龙绳捆绑被害人，与沙玉姣将其转移至闲置平房，胁迫其向沙玉姣账户转账200余万元。

得手后，余金生于7月7日凌晨单独用衣服勒颈、短刀割刺等方式杀害尚某锋，将尸体埋入红薯窖，随后潜逃缅甸挥霍赃款，同年8月被抓获归案。庭审中，余金生全面翻供，否认强迫转账与故意杀人，辩称系意外。张律师，针对这起案件的判决，为什么余金生被判死刑，而同是主犯的沙玉姣却只是死缓，而没有参与后续杀人的杨恒还判了13年。

青岛市市北区法律文化研究会会长张振海表示，我多角度分析这起案件量刑的差异性。

一是罪名认定余金生为多罪叠加，而沙、杨单一罪名。余金生在抢劫得手后，为灭口单独实施杀人行为，其行为同时触犯抢劫罪与故意杀人罪，构成数罪并罚。根据《刑法》，抢劫罪数额特别巨大可处10年以上有期徒刑至死刑，故意杀人罪法定刑为死刑、无期徒刑或10年以上有期徒刑，两罪叠加且情节恶劣，死刑成为必然选择。

而沙玉姣、杨恒仅参与抢劫共谋与实施，未参与后续杀人行为。法院审理查明，杀人系余金生单独决策实施，无证据表明沙、杨参与杀人预谋或提供协助，故二人仅构成抢劫罪一罪，量刑上限虽可达死刑，但缺乏故意杀人罪的加重情节支撑。

二是主犯内部差异，行为作用与主观恶性不同之处。同为抢劫罪主犯，余金生与沙玉姣的量刑差异源于角色分工与主观恶性的不同。余金生是案件的发起者与核心执行者：主动提起抢劫犯意、准备作案工具、指挥杨恒诱骗被害人、亲手实施捆绑控制、单独完成杀人埋尸，且作案后潜逃挥霍，庭审中翻供狡辩，毫无悔意。其行为不仅体现极强的主观恶性，更展现出对生命的漠视与对抗司法的态度。

沙玉姣虽属主犯，但仅参与预谋、看管被害人、提供收款账户及事后毁灭罪证，未实施暴力控制与杀人行为。相较于余金生的“全程主导+主动灭口”，其行为更多体现为“协助配合”，主观恶性与行为危害性显著低于余金生。同时，沙玉姣无犯罪前科，这一情节也成为与余金生量刑区分的重要依据。

三是从犯的责任边界：杨恒的“有限参与”降低量刑。杨恒被判13年，核心在于其“从犯”身份及有限的行为参与度。根据审理查明，杨恒仅参与事前预谋，受余金生指使诱骗被害人至指定地点，收取500元报酬后便离开，未参与后续捆绑、转账、杀人等关键环节，也未参与分赃。

我国《刑法》明确规定，对于从犯应当从轻、减轻处罚或免除处罚。杨恒的行为虽为抢劫犯罪提供了条件，但未直接造成被害人伤亡与财产损失，在共同犯罪中作用较小。法院结合其初犯身份与参与程度，在抢劫罪“10年以上有期徒刑至死刑”的法定刑区间内从轻判处13年，符合罪责刑相适应原则。

最近，量刑背后的司法逻辑。案件量刑充分体现了我国刑法“罪责刑相适应”与“少杀慎杀”原则。余金生因“主动犯意+多罪叠加+残忍灭口+无悔罪表现”，成为死刑适用的典型情形；沙玉姣因“作用次要+无杀人行为+初犯”，被判处死缓以实现量刑平衡；杨恒则因“从犯身份+有限参与”获得从轻处罚。

公众对“花钱未消灾”的愤慨可理解，但司法裁判必须以证据与法律为标尺。三人的量刑差异，正是司法对犯罪行为精准评价的体现，既彰显了对严重暴力犯罪的严惩，也保留了刑罚的区分度与必要性原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