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川
杀妻之人，27年后竟成了我的副手。
这事放在今天，是上不了台面的家仇，但在徐向前元帅那儿，却成了一道必须自己亲手解开的死结。
1955年，中南海怀仁堂里金星闪耀，共和国第一批将帅正在这里接受授衔。
人群中，刚挂上上将军衔的周纯全，特地绕了个圈，走到徐向前元帅跟前。
他没敢靠得太近，隔着几步远，啪地一下，敬了个军礼，眼神里说不清是敬畏还是愧疚。
徐向前只是略微点了下头，脸上没啥表情，看不出高兴，也看不出不待见。
这俩人中间好像隔着堵墙，客气是客气，就是不沾边。
当时就有个眼尖的记者，在自己的采访本上划拉了一句：“徐帅与周上将，礼数周全，却有冰霜之隔。”
这堵墙，这层霜，是二十多年前在大别山里用血和泪砌起来的。
而四年之后，徐向前的一个决定，才让这堵看不见的墙，真真切切地摆在了所有人面前，让一帮老革命、老将军都傻了眼。
要把这事儿说清楚，得把钟拨回到1932年的鄂豫皖。
那时候，红四方面军是越打越强，红旗插遍了大别山。
可就在队伍高歌猛进的时候，一股邪火也在内部烧了起来。
张国焘搞的“肃反”，跟疯了似的，抓“改组派”，抓“AB团”，今天抓一个，明天杀一双，好多昨天还在一个锅里搅马勺的兄弟，转眼就成了“反革命”，稀里糊涂地就见了阎王。
程训宣，湖北黄安一个穷人家的女儿，也是徐向前当时的总指挥夫人。
她性子直，看到身边的好同志一个个被抓走，私下里跟姐妹们嘀咕了一句：“这么瞎搞，队伍的根都要被刨断了！”
就这一句话，要了她的命。
很快，她也被当成“反革命嫌疑”给关了起来。
抓她的那天晚上，村口的土狗叫得特别凶。
人被从屋里拖出来的时候，她还在扯着嗓子喊：“我是穷人家的娃，我跟着红军闹革命，我咋就成了反革命？”
那声音，很快就被山里的黑夜给吃了。
那会儿，徐向前正带着主力在前头跟白狗子死磕。
十几天后，他满身硝烟地回到后方，才知道老婆被抓了。
他当时就火了，要去政治保卫局要人。
可警卫员死活把他抱住，哭着说：“总指挥，前面仗打得正紧，几万弟兄都看着您呢，您可不能走啊！”
这一耽搁，就成了永远的诀别。
程训宣在牢里受尽了各种罪，啥也没招，因为本来就没啥可招的。
最后，在一个没人知道的山坡上，她被秘密处决了。
而在那张决定她生死的名单上，批准人签的名字，就是当时鄂豫皖政治保卫局的头儿——周纯全。
这事，徐向前一直被蒙在鼓里。
直到1936年，红军三大主力会师，他到了延安，才从别人的闲聊中，断断续续地拼凑出了妻子惨死的真相。
听到这个消息，这个在战场上子弹穿肠都眉头不皱的硬汉，一个人在自己的窑洞里，从天黑坐到天亮。
第二天出来，人像是被抽走了筋骨，只跟身边人说了一句：“这是挖心之痛。”
从那以后，二十多年，他再没在公开场合提过程训宣一个字。
这道伤口，被他用沉默埋进了心里最深的地方。
一晃到了1959年，新中国都快十岁了。
为了给后人留下一笔明白账，中央军委琢磨着，得把红四方面军那段从鄂豫皖打到川陕的家底给好好理一理，编一部战史出来。
让谁来牵这个头呢？
论资历、论威望、论战功，红四方面军的老总指挥徐向前元帅，是板上钉钉的主任人选。
这事儿大家都没意见。
可当副主任的人选名单一公布，军委开会的那帮老将军们，一下子全愣住了，整个会议室鸦雀无声。
副主任：周纯全上将。
这个名字，就像往平静的池塘里扔了块大石头。
消息传出去，当年从红四方面军出来的老干部圈子立马就炸了锅。
不少人拐弯抹角地找到中央组织部，意思很明确：“这个安排不妥当，周纯全同志当副主任，不合适。”
谁都知道，这个“不合适”背后，指的就是徐帅那段没了下文的杀妻之仇。
风声很快就吹到了徐向前的办公室。
几个跟他出生入死的老部下，憋着一肚子话找上门来。
刚一进门，话还没说出口，徐向前就抬手把他们给拦住了。
他没发火，就是看着他们，平平淡淡地问了一句：“你们来，是为了战史编委会的事吧？
我想问问你们，咱们现在是要干嘛？”
几个人面面相觑，一个老参谋小声说：“总指挥，我们是要编战史。”
“对，是编战史。”
徐向前接着说：“那我就再问问，要编一部对得起历史、对得起死难同志的战史，论对红四方面军那些文件、档案、人头、番号的熟悉程度，现在还活着的这些人里，谁比得过周纯全？”
办公室里死一般地寂静。
大家心里都清楚，周纯全当年就是管“政治保卫”和“组织”的，红四方面军的家底，从哪个连队有几条枪，到哪个干部是啥出身，他脑子里就是一本活账。
那个老参谋还是忍不住，又嘟囔了一句：“可是，总指挥…
程训宣大姐她…
我们不能不考虑您的个人感受啊…
徐向前的声音陡然提高了一点，但依旧很稳：“历史是公家的，不是我徐向前的！
他的问题，当年在延安，中央已经有了结论，他自己也作了检查。
我们现在干的是为党修史，不是算我个人的私账。
如果因为我个人的恩怨，就不用这个最熟悉情况的‘活字典’，那这部战史谁来看？
将来怎么取信后人？
公是公，私是私，这件事就这么定了，不要再议了！”
这一番话，说得几个老部下脸红一阵白一阵，再也说不出一个字来。
他们这才明白，在元帅的心里，个人的血海深仇，终究大不过那四个字——实事求是。
编委会就这么在一种极其尴尬又紧张的气氛里开张了。
周纯全心里跟明镜似的，他知道这个任命顶着多大的雷。
他几乎是把自己当成一个来赎罪的犯人，一头扎进了工作里。
他把自己从战争年代一直带在身边的三只大皮箱，原封不动地搬到了编委会办公室。
箱子一打开，所有人都倒吸一口凉气。
里面全是宝贝：发了黄的作战地图，油印的会议记录，还有一本本厚厚的干部名册，上面密密麻麻地记录着每个人的入伍时间、籍贯、职务，甚至牺牲在了哪场战斗里。
这些尘封了几十年的第一手资料，完整得让人震惊。
一个参与编史的老同志私下感慨：“真想不到，老周把这些东西保存得这么好，一条都没丢。”
旁边立马就有人冷冰冰地接了一句：“他要是当年审干部的时候，也有这份细心就好了。”
在编委会，周纯全总是挑离徐向前最远的角落坐。
每次开会发言，他都“唰”地一下站起来，毕恭毕敬地称呼“徐总指挥”，而不是建国后的“徐帅”。
他把整理好的稿子递给徐向前的时候，总是微微弓着身子，双手奉上，那样子，不像是下级给上级交报告，倒像是在补交一份迟到了二十七年的检讨。
而徐向前呢，还是那副样子，不冷不热。
他拿着稿子，一字一句地看，看到有出入的地方，就用笔在旁边画个圈，说一句：“这个数字，再核实一下。”
或者：“这个战斗经过，和我的记忆有点不一样，你再找几个人问问。”
两个人之间，除了工作，没有一句废话。
他们的交流，全在那些稿纸上，在一场战役的经过、一个烈士的名字里。
这场“无声的对决”，从过去的生死恩怨，转移到了对历史真相的一笔一划的较真上。
1962年，搞了三年，《红四方面军战史》的初稿总算弄出来了。
送审之前，徐向前亲自逐字逐句地最后校对一遍。
当他翻到关于鄂豫皖苏区“肃反”运动那一章时，他的笔停住了。
稿子里为了顾及影响，写得比较含糊，就一句“当时在肃反问题上，犯了扩大化的严重错误”。
徐向前沉默了很久，然后拿起桌上的红笔，在页边的空白处，用他那特有的、瘦硬的字体，重重地写下了一段批注：
“历史就是历史，不能因为我们今天身居高位，就隐瞒和歪曲。
当时教训惨痛，杀害了我们自己大批干部战士，光团以上的干部就杀了一百多人…
不可两句话带过，必须把这一历史事实写清楚，告诫后人，永远不要再犯这种错误。”
这几行字，写得力透纸背。
他用自己元帅的权力，否决了下属“为尊者讳”的写法，亲手将那段最惨痛、也最让他心痛的历史，刻在了白纸黑字上。
他放过了周纯全这个人，却没有放过那段历史。
战史出版后，周纯全大病一场。
1985年，他病危躺在医院里，拉着来看望他的老战友的手，翻来覆去地说着一句话：“我这一辈子，最对不起的就是徐帅…
我对不起那些被错杀的同志…
这话传到徐向前耳朵里，他听完，又是长时间的沉默，最终什么也没说。
1990年，徐向前元帅也走到了生命的尽头。
在病榻上，他对秘书口述自己一生的回忆，讲到鄂豫皖那段往事时，他语气平静地留下了最后一句话：“人总是要向前看的，但历史的每一页都不能漏掉。”
周纯全死后，骨灰安放在八宝山。
五年后，徐向前去世，骨灰遵其遗愿，一部分撒在了他战斗过的大别山、大巴山。
中国人民解放军历史资料丛书编审委员会. 《中国工农红军第四方面军战史》. 解放军出版社, 1989.
程再延, 程理、王晓建. 《我的爷爷徐向前》. 人民出版社, 20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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