蹬三轮蹭了女老板的桑塔纳,她下车看我一眼,叫我第二天去她厂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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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作声明:本文为虚构创作,请勿与现实关联

1988年盛夏,省城钢铁厂旁边的小巷子里,我蹬着三轮车拉了一车废铁皮往回收站赶。汗水顺着脖子往下淌,破背心早就湿透了。

经过市百货大楼路口的时候,一辆黑色桑塔纳突然从侧面拐了出来。我猛地攥紧刹车,三轮车吱呀一声停住,车上的铁皮哗啦啦散了一地,车把还是结结实实地蹭在了车门上。

我脑子嗡的一声就炸了。桑塔纳啊,听说得三四万块钱,我一个月拉三轮才挣二三十块,这辈子都赔不起。

车门打开,下来一个女人。她穿着藏青色西装裙,烫着大波浪卷发,手腕上的上海牌手表在阳光下闪着光。她没说话,只是盯着我看了几秒钟,目光从我破旧的背心扫到补丁裤子,又看了看地上散落的废铁皮。

“明天上午九点,到城南红星制衣厂找我。”她扔下这句话,转身上车就走了。

我愣在原地,手里还攥着车把。周围看热闹的人都在议论,有人说这女人是城南开厂子的老板,还有人说我这下完了,肯定要赔一大笔钱。我捡起地上的铁皮,手抖得厉害,一块铁片从指缝里滑落,当啷一声砸在地上。

那天晚上,我坐在出租屋的床沿上抽烟,一根接一根。隔壁房间里,老父亲咳嗽的声音断断续续传过来,八岁的儿子小虎趴在桌上写作业,铅笔在纸上沙沙作响。

第二天一早,我借了邻居老王一件相对体面的白衬衫,早早就往城南赶。

红星制衣厂是栋三层小楼,院子里停着几辆卡车,车间里缝纫机的声音震天响,一百多号工人埋头干活。

我站在门口,手心里全是汗。



01

说起来,我张建国也是有正式工作的人。

1980年,我高中毕业就进了省城钢铁厂,当钳工。那时候进国营厂就是铁饭碗,每个月四十五块钱工资,逢年过节还发米面油。我跟着师傅学了三年手艺,能修机床,会看图纸,厂里的老师傅都说我是块好料。

1983年,我跟同村的翠花结了婚。她在街道上的针织厂做工,两个人加起来一个月能挣八十多块,日子过得挺滋润。第二年,儿子小虎出生,白白胖胖的,我高兴得三天没睡着觉。

可好日子没过几年。

1985年,钢铁厂效益开始不好,厂里接不到订单,工人工资都发不出。到了年底,厂长在大会上宣布要精简人员,让一部分人先回家待岗。我没门路没关系,是第一批被裁的。

离开厂子那天,我把工具箱收拾得干干净净,把工作服叠得整整齐齐交回去。门卫老张看着我,叹了口气:“建国啊,你才二十多岁,以后的日子还长着呢。”

我扛着铺盖卷走出厂门,回头看了一眼那个写着“省城钢铁厂”的大牌子。在这儿干了五年,说没就没了。

更惨的还在后头。

1986年春天,翠花在去上班的路上出了车祸。那天下着雨,一辆运煤的大卡车刹车不及,直接把她撞飞了。等我赶到医院,她已经不行了,拉着我的手说:“建国,小虎……还小……你要……”话没说完,人就没了。

我跪在病床前,嚎啕大哭。周围的人都在劝我,说节哀顺变,可我心里的那块肉被生生挖走了,怎么顺变?

办完丧事,我身上只剩下十几块钱。老父亲本来身体就不好,经过这一遭,直接瘫在了床上。我一个人要养活父亲和儿子,厂里的待岗工资一个月只有十五块,根本不够。

我试着找过其他工作,去搬运站应聘,人家说要交五十块押金;去建筑工地干活,包工头看我瘦,说干不了重活;去饭馆刷盘子,老板嫌我年纪大了。

最后,我借了邻居老王的三轮车,开始在城里拉货。

早上五点起床,去菜市场帮人拉菜;上午去各个单位收废品;下午去火车站拉货;晚上回到家,煮一锅稀饭,就着咸菜吃。一天下来,能挣个两三块钱,好的时候能挣五块。

就这么撑了两年多。

1988年7月15号那天,我在废品站收了一车铁皮,准备拉到回收站去卖。天气热得要命,柏油马路都晒得发软。我蹬着三轮车,汗水模糊了眼睛。

就在市百货大楼路口,那辆桑塔纳突然拐了出来。

我脑子里第一个念头就是:完了。

红星制衣厂的门卫是个五十多岁的老头,我说找林老板,他上下打量了我一番,让我在传达室等着。

等了快半个小时,一个工人过来叫我,说林老板在三楼办公室。

我爬楼梯的时候,腿有点发软。三楼的走廊铺着水磨石地面,擦得铮亮。办公室的门半开着,里面堆着花花绿绿的布料和样衣,桌上摊着一堆订单。

那个女人坐在办公桌后面,正在看什么文件。她抬起头,指了指对面的椅子:“坐。”

我小心翼翼地坐下,双手放在膝盖上,手心里全是汗。

她给我倒了杯茶,开门见山地说:“车门修一下,八十块钱。你拿得出吗?”

我脸一下子就红了,摇摇头。

她点了支烟,烟雾缭绕中,她的眉眼变得模糊:“我昨天看你拉车的样子,力气不小,人也机灵。我这儿缺个搬运工,管吃管住,一个月给你六十块。你干半年,扣除赔偿款还能剩点。”

我愣住了。我以为今天要来签欠条,甚至做好了被抓的准备,没想到是份工作。

“厂里活儿重,早六晚八,没有礼拜天。”她弹了弹烟灰,“你要是受不了,随时可以走,但车钱得还清。”

我深吸一口气:“林老板,我能问一句,为什么要帮我?”

她看着窗外,半晌才说:“我见过太多被生活压垮的人。你昨天摔倒的时候,第一反应是看我的车有没有事,第二反应是捡地上的铁皮。这说明你心里还有别人,还想着要把活儿干完。这样的人,值得给个机会。”

我鼻子一酸,站起来深深鞠了一躬:“林老板,我一定好好干。”

02

当天下午,我就搬进了厂房旁边的工棚。工棚是砖头搭的简易房,一间屋子住三个人。跟我一起住的还有两个搬运工,一个叫大刘,四十多岁,山东人,话不多;另一个叫小马,二十出头,湖南人,嘴巴碎。

“你就是那个蹭了林老板车的?”小马上下打量我,“啧啧,真是撞大运了。林老板这人虽然厉害,但心眼不坏。你好好干,错不了。”

大刘在一旁抽烟,闷声说:“厂里活儿重,你要有心理准备。”

第二天早上五点半,我就被喊起来干活。先是把昨天进的一车布料搬进仓库,一捆布料七八十斤,我来回跑了三十多趟,手臂都抬不起来。上午帮着装卸一批成衣,中午吃了碗食堂的大锅菜,下午又去修车间的水管。

晚上八点,我拖着疲惫的身体回到工棚,倒在床上就不想动了。

“第一天都这样。”小马递给我一支烟,“习惯就好。”

我接过烟,深吸一口,苦涩的烟味在肺里打转。虽然累,但心里踏实。这份工作,比在外面拉三轮强太多了。

第二天,第三天,第四天……

我每天早上五点半起床,晚上八点下班,一天干十几个小时。搬布料、搬货、修电路、通水道,什么活儿都干。厂里有些老师傅看不惯我这个“赔钱进来的”,经常使唤我干最脏最累的活。

车间主任老赵就是其中之一。他五十多岁,在厂里干了二十多年,倚老卖老。

“张建国,仓库的下水道堵了,你去通一通。”

“张建国,厕所的灯泡坏了,你去换一下。”

“张建国,门口的垃圾堆了,你去收拾收拾。”

我都默默接下,从不抱怨。

有一次,车间的缝纫机坏了三台,老赵叫我去看看。我蹲在机器旁边研究了半天,发现是传动皮带断了。我去仓库找了根旧皮带,自己动手换上,机器又能转了。

老赵走过来,看了看机器,哼了一声:“还算有点用处。”

旁边的女工小芳小声说:“建国哥,你真厉害。这机器老赵自己都修不好。”

我擦了擦手上的油污,笑了笑:“以前在钢铁厂学的。”

晚上,我坐在工棚外面的台阶上给小虎写信。信纸是从厂里捡的废纸,笔是一支用了很久的铅笔。

“小虎,爸爸现在在一家厂里干活,每个月能挣六十块钱。等爸爸攒够了钱,就把你接到城里来读书。你在家要听爷爷的话,好好学习……”

写到这里,我的眼眶有点湿。小虎今年八岁,正是需要父亲的年纪,可我却不能陪在他身边。

抬起头,我看到三楼办公室的灯还亮着。透过窗户,能看到林秋月的身影。她坐在桌前,正在写什么东西,烟灰缸里堆满了烟蒂。

这个女人,到底经历过什么?

我在厂里干了一个月,慢慢摸清了林秋月的底细。

她不是本地人,老家在南方一个小县城。父母都是普通工人,家里还有两个弟弟。1979年,她高中毕业没考上大学,被分配到县里的针织厂当工人。

那时候正是改革开放的头几年,沿海城市开始搞个体经济。林秋月脑子活,看准了商机。她用攒了两年的工资,买了一批广东的衣服,拿到县城的集市上卖。那些衣服款式新颖,颜色鲜艳,很快就卖光了。

她就这样倒腾了两年,攒下了五千块钱。

1982年,她辞掉了工作,来到省城做服装生意。那时候,省城还没什么个体户,她就租了个小摊位,专门卖广东货。生意很好,一天能挣几十块。

可好景不长。1984年,有人眼红她的生意,带着一帮人把她的摊位砸了,货全被抢走。她去报警,警察说这是民事纠纷,让她自己解决。

她咬着牙,又从头开始。这次她学聪明了,不再摆摊,而是给商场供货。她跑遍了省城所有的百货商场,一家一家谈合作。累了就在火车站的候车室里睡一晚,饿了就买个烧饼啃。

03

1985年,她终于谈下了三家商场的订单。用赚来的钱,她盘下了一个濒临倒闭的街道小厂,也就是现在的红星制衣厂。

厂子刚接手的时候,只有三十几个工人,几台破旧的缝纫机。林秋月自己设计款式,自己跑业务,自己管生产。她每天只睡四五个小时,其余时间全扑在厂子上。

三年下来,厂子从三十人发展到一百多人,从三台缝纫机变成三十台,订单排到了三个月后。

我听小马说这些的时候,心里很不是滋味。我一个大男人,下岗后就一蹶不振,靠拉三轮车维持生计。人家一个女人,却能白手起家,把厂子办得红红火火。

“你别看林老板现在风光,她吃的苦可不少。”小马压低声音,“听说她刚来省城的时候,被人骗过,被人打过,差点连命都没了。但她就是不认输,硬是咬着牙挺过来了。”

我看着三楼那扇窗户,心里涌起一股说不清的情绪。

那天晚上,厂里接了笔大单——给省城几家商场供应五千件夹克。交货期只有半个月,时间非常紧。林秋月召集所有工人开会,说这笔订单对厂子很重要,希望大家能加班加点把货赶出来。

“加班的工资按平时的一点五倍算,管饭管烟。”林秋月站在车间中央,声音洪亮,“大家辛苦半个月,等订单完成,我给每个人发二十块奖金。”

工人们都欢呼起来。二十块钱,相当于半个月工资了。

接下来的日子,整个厂子都在连轴转。车间里的缝纫机从早到晚响个不停,女工们埋头干活,连说话的时间都没有。我和大刘、小马负责搬运裁好的布料,打包成衣,装车发货。

林秋月也不睡觉,整天守在车间里,哪个环节出了问题就去哪里帮忙。她会开缝纫机,会熨烫,会打包,样样都会。

第三天晚上,我正在仓库里搬货,突然听到车间里传来一声尖叫。我扔下手里的东西就往外跑,看到一个女工的手被缝纫机的针扎穿了,鲜血直流。

林秋月冲过去,按住女工的手,大声喊:“快去叫车!”

我二话不说,冲出厂门,拦了辆三轮车,把女工送到了医院。医生说还好送得及时,不然手指可能保不住。

回到厂里,已经是凌晨两点。车间里的灯还亮着,林秋月坐在办公室里抽烟,烟灰缸里堆满了烟蒂。

我敲了敲门:“林老板,那个女工没事了。”

她抬起头,眼睛里布满血丝:“辛苦你了。医药费我会出,你明天去医院把钱交上。”

我点点头,转身要走。

“张建国。”她突然叫住我,“你为什么要跑那么快?”

我愣了一下:“出了事,当然要快。”

她盯着我看了几秒,嘴角扯出一个笑:“你是个好人。”

我挠挠头,不知道该说什么。

半个月后,五千件夹克全部完工,按时交货。那天晚上,林秋月在厂里摆了十桌酒席,请所有工人吃饭。她举起酒杯,对大家说:“这半个月,大家都辛苦了。这笔订单,厂里赚了两万块。说到做到,每个人二十块奖金,明天就发。”

工人们都鼓起掌来,有人喊:“林老板万岁!”

林秋月笑了,那是我第一次看到她笑得那么开心。

酒席散了,我正在收拾桌子,林秋月走过来:“张建国,你过来一下。”

我跟着她到了办公室。她从抽屉里拿出一个信封,递给我:“这是你这两个月的工资,一百二十块。车的赔偿款我扣了八十,剩下的你拿着。”

我接过信封,沉甸甸的。打开一看,里面除了四十块钱,还有一张纸条。

纸条上写着:“从下个月开始,你的工资涨到八十块。好好干。——林秋月”

我鼻子一酸,眼泪差点掉下来。

“谢谢林老板。”我哽咽着说。

她摆摆手:“别谢我。这是你应得的。”

那天晚上,我躺在床上,翻来覆去睡不着。手里攥着那四十块钱,心里暖烘烘的。

这是我下岗三年来,第一次感觉到自己还是个有用的人。

04

1988年11月的一天下午,厂里突然来了几个人。

为首的是个四十多岁的男人,穿着黑色夹克,头发梳得油光锃亮,手上戴着粗金链子,手指上套着三个戒指。他一进门就大声嚷嚷:“林老板在吗?老赵来看你了!”

车间里的工人都抬起头,窃窃私语。

林秋月从办公室下来,脸上没什么表情:“赵老板,什么风把你吹来了?”

那个男人就是赵德发,城里有名的“能人”。他开着三家台球厅,两家录像厅,还放高利贷。听说他手底下养了二三十个小弟,在城里很有势力。

“林老板,咱们也算是老相识了。”赵德发笑嘻嘻地说,“我今天来,是想跟你谈笔生意。”

林秋月点了支烟:“什么生意?”

“我想投资你这个厂。”赵德发四处打量,“你这厂子办得不错,但要想做大,光靠你一个人可不行。我的钱进来,咱们五五分成。你继续管厂子,我负责找订单。怎么样?”

林秋月吐出一口烟雾:“赵老板的好意我心领了。但我的厂不缺订单,也不需要投资。”

赵德发脸上的笑容僵住了:“林老板,你这就不给面子了?”

“不是不给面子。”林秋月语气很冷,“我这个厂是我一分一分攒出来的,不想让外人插手。”

赵德发盯着林秋月,眼神阴冷:“林老板,有些事情不是你想怎么样就怎么样的。这城南片区,我说了算。你要是不给面子,以后别怪我不客气。”

林秋月没说话,只是冷冷地看着他。

赵德发冷哼一声,带着人走了。

我站在车间门口,把这一幕都看在眼里。心里隐隐有种不好的预感。

果然,接下来的一周,厂里接连出事。

先是仓库里的一批布料莫名其妙起火了。那天晚上,门卫老张发现仓库冒烟,赶紧叫人来救火。等火扑灭了,一批价值五千多块的布料全烧没了。

消防队的人来查,说是电线老化引起的。可我明明记得,那批电线是上个月刚换的。

第二天,几个大客户突然打电话来,说要取消订单。林秋月亲自去谈,客户都支支吾吾的,就是不肯说原因。

第三天,工商所的人突然上门检查,说有人举报厂里生产假冒伪劣产品。他们把整个厂翻了个底朝天,查了三天,最后证明是误会。

可这三天,厂里的生产全停了,订单耽误了,损失了好几万块。

林秋月的脸色一天比一天难看。她知道,这是赵德发在搞鬼。

那天晚上,我看到林秋月一个人坐在车间里抽烟。车间里很黑,只有她手里的烟头一闪一闪的。

我走过去:“林老板,你还好吗?”

她抬起头,眼睛里闪着泪光:“张建国,你说这世道怎么这么不公平?我辛辛苦苦把厂子办起来,凭什么要让给别人?”

我不知道该说什么,只是默默站在旁边。

“我不服。”林秋月咬着牙说,“我就不信,他赵德发能一手遮天。”

接下来的几天,我发现林秋月开始有意识地收集证据。她让我和小马注意观察厂子周围有没有可疑的人,让老张把来往的车辆都记下来。

有一天晚上,我正在工棚里睡觉,突然听到院子里有动静。我悄悄爬起来,从窗户往外看,发现有三个人鬼鬼祟祟地往仓库那边走。

我心里一紧,轻手轻脚地出了门,躲在暗处观察。

那三个人走到仓库门口,其中一个掏出一个油壶,开始往门上泼什么东西。借着月光,我看清了——是汽油!

我脑子嗡的一声就炸了。这是要放火!

我顾不得多想,冲了出去,对着离我最近的那个人就是一脚。那人被我踹翻在地,油壶摔碎了,汽油洒了一地。

另外两个人反应过来,抄起手里的家伙就冲我来了。我当年在钢铁厂跟着老师傅练过几年拳脚,虽然比不上专业的,但对付几个地痞流氓还是可以的。

我一拳打在一个人的脸上,那人鼻血直流,捂着脸惨叫。另一个人拿着木棍朝我头上砸来,我侧身躲开,顺势一脚踹在他肚子上。

可我毕竟是一个人,那三个人缓过神来,开始围攻我。我招架不住,被打倒在地。

“妈的,敢坏老子的事!”其中一个人骂骂咧咧,从腰里掏出一把弹簧刀。

05

刀刃在月光下闪着寒光。

我想躲,但来不及了。那人一刀扎在我肚子上,一股钻心的疼痛袭来。

我倒在地上,鲜血顺着衣服往外渗。那三个人见出了人命,扔下油壶就跑了。

我躺在地上,眼前开始发黑。耳边传来急促的脚步声,有人在喊:“快来人啊!出事了!”

迷迷糊糊中,我看到林秋月的脸。她蹲下身,用颤抖的手按住我的伤口,眼泪啪嗒啪嗒往下掉。

“别睡,你别睡!”她的声音在颤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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