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6年，我下乡的第二年，收到了家里的来信，说我不是他们亲生的

1976年，东北。

天跟漏了一样，连着下了半个月的雨。

地里的泥能陷到小腿肚子，每走一步都得使出吃奶的劲儿把脚拔出来。

我叫江河，下乡第二年，十九岁。

每天睁开眼就是上工，收工哨吹响的时候，天已经黑透了。

身上那件的确良衬衫早就看不出本色，汗碱、泥点子，混成一种地图似的灰黄。

知青点的空气里永远飘着一股潮乎乎的霉味，混着烟草和廉价雪花膏的味道。

这天收工，我跟死狗一样把自己摔在炕上，骨头缝里都往外冒着寒气。

同屋的赵磊用他那个破锣嗓子喊：“江河，有你信！”

信？

我一个猛子坐起来。

心“咚”地一下，像是被人拿锤子砸了一下。

爹妈来信了。

他们总是一个月一封，掐着日子算，也该到了。

信封是牛皮纸的，被邮递员揣得有点潮，边角都软了。

上面是我爸那手熟悉的钢笔字：江河（收）。

力透纸背，一笔一划，跟拿尺子量过一样。

我爸是厂里的八级钳工，一辈子就信奉这个，规矩，精准。

我撕开信封，贪婪地闻了一下里面的味道。

有上海家里那个小阳台上，肥皂和阳光混在一起的味道。

信纸是三页。

我心里还嘀咕，这次话怎么这么多。

第一页，是我妈的字。

家长里短，叮嘱我注意身体，别跟人起冲突，钱够不够花，缺不缺粮票。

每一个字都像是她人就站在我面前，絮絮叨叨。

看到最后，她说：“你爸有话跟你说，在后面。”

我翻到第二页。

是我爸的字。

“江河吾儿。”

就这四个字，我眼眶一下就热了。

我爸这人，一辈子不苟言笑，在家里话比谁都少，对我更是严厉得像个教官。

他从来没这么叫过我。

我继续往下看。

“见信如晤。有件事，思虑再三，还是决定告诉你。”

我的心提了起来。

直觉告诉我，不是好事。

“你来我们家那年，是57年的冬天，雪下得很大。”

“你不是我和你妈亲生的。”

轰隆。

窗外好像打了个雷，又好像没打，是我耳朵里在响。

我把那行字，一个字一个字地看，反反复复地看。

“你不是我和你妈亲生的。”

每个字我都认识，拼在一起，我他妈就不懂了。

什么意思？

开什么国际玩笑。

我爹是王建国。

我妈是李秀兰。

我在上海延庆路那条弄堂里，从穿开裆裤长到一米八。

我怎么就不是他们亲生的了？

信纸在我手里抖得像秋风里的破叶子。

我感觉不到冷，也感觉不到累了。

脑子里一片空白，像被雪覆盖的东北荒原，啥也没有。

赵磊看我脸色不对，凑过来问：“咋了？家里出事了？”

我摇摇头，把信纸胡乱塞回信封，揣进怀里。

那里贴着胸口，可一点温度都没有，冰得我一哆嗦。

“没事。”我说。

声音干得像砂纸。

那一晚上，我睁着眼，看着房梁上那个孤零零的灯泡，看了一宿。

知青点的夜里不静，磨牙的，说梦话的，打呼噜的，此起彼伏。

搁平时，我早烦得用被子蒙住头了。

可那天晚上，我什么都听不见。

耳朵里就反复回响着那句话。

“你不是我和你妈亲生的。”

那我算什么？

一个被捡来的野种？

一个他们为了完成“传宗接代”任务找来的替代品？

我开始发疯一样地回忆。

回忆我那十九年的人生。

我妈对我，确实比对院里其他孩子严。

考不好要挨骂，跟人打架要挨揍，吃饭掉个饭粒她能念叨半天。

我一直以为那是“严母”。

现在想来，那是不是嫌弃？一种对我这个“外人”的不耐烦？

我爸，他话一直很少。

他喜欢一个人坐在阳台上抽烟，看着楼下的人来人往，一坐就是一下午。

我小时候想让他抱，他总是把我推开，说：“男孩子，要自己站稳。”

我以为那是“严父”。

现在想来，那是不是疏离？一种天生的、血缘上的隔阂？

他们给我起名叫江河。

是希望我像江河一样，奔流不息，有出息。

还是因为，我就是顺着哪条不知名的河，漂到他们家门口的？

心像是被掏空了，塞了一把冰碴子，又冷又疼。

第二天上工，我整个人都是飘的。

队长喊我去铡猪草，我一刀下去，差点把自己的指头给剁了。

血“哗”地一下就冒出来了。

周围的人都围过来，七嘴八舌。

“哎呀，江河你咋这么不小心！”

“快，找卫生员包一下！”

我看着那血，红得刺眼，心里却异常平静。

原来我的血，也是红的。

跟王建国和李秀兰，大概不是一个型号吧。

我得回去。

我必须回去。

我要当面问问他们。

问问王建国，问问李秀兰。

我他妈到底是谁！

请假的过程比我想象的要难。

队长是个五十多岁的男人，脸上的褶子能夹死苍蝇。

他斜着眼看我：“家里有事？啥事啊？信上咋说的？”

我能怎么说？

我说我刚发现我活了十九年，爹妈都不是亲的，我得回去搞清楚自己是哪个石头缝里蹦出来的？

他非得把我当成送去批斗。

我捏着那封信，撒了这辈子第一个弥天大谎。

“我妈……病了，很重。”

我说这话的时候，心在滴血。

李秀兰，那个骂我、揍我、但也会在深夜我发烧时用温毛巾给我擦身的女人。

我对不起她。

队长将信将疑地看了我半天，最后还是在假条上盖了章。

“早去早回，队里活儿多，不养闲人。”

我连夜收拾东西。

其实也没什么可收拾的，几件破衣服，一本被翻烂的《钢铁是怎样炼成的》。

赵磊塞给我几个煮鸡蛋。

“路上吃，别饿着。”

他拍拍我的肩膀：“家里事别急，都会好的。”

我点点头，没敢看他的眼睛。

去县城的路，要走三十里。

天还没亮，我就出发了。

雨停了，但路更烂了，一脚深一脚浅。

我心里揣着一团火，又揣着一坨冰，整个人一半是海水，一半是火焰。

我不知道等着我的是什么。

但我知道，我必须回去。

从我们那个穷乡僻壤的小县城，到上海，绿皮火车要晃荡三天两夜。

车厢里挤得像个沙丁鱼罐头。

汗味、脚臭味、方便面味，各种味道混在一起，熏得人头疼。

我找了个靠窗的角落坐下，把头抵在冰冷的车窗上。

火车“哐当、哐当”地响，非常有节奏。

每响一下，我的心就跟着沉一下。

我拿出那封信，又看了一遍。

第三页。

还是我爸的字。

“你的亲生父母，最近通过一些关系，找到了我们。”

“他们姓林，当年……情况特殊，迫不得已才把你送走。”

“他们现在想见见你。”

“地址在下面。”

“江河，这件事，是爸妈对不起你。但我们养了你十九年，是真心把你当儿子待的。”

“你怎么选，我们都认。”

怎么选？

你们他妈的给我选择了吗？

你们在十九年前，在我还是个裹在襁褓里、什么都不知道的婴儿时，就替我做了选择！

现在又跑出来一群姓林的，说他们是我的亲生父母。

凭什么？

凭什么你们大人犯下的错，要我来承担这个结果？

我算什么？

一个可以被随意赠送、又可以被随时要回去的物件吗？

愤怒像野草一样在我心里疯长。

我把信纸捏得死紧，指甲都嵌进了肉里。

旁边的座位上，一个跟我年纪差不多的年轻人，正在给他对面的姑娘献殷勤。

“侬看，我从上海带来的蝴蝶酥，尝尝看。”

那姑娘羞涩地笑笑，捏起一小块，小心翼翼地放进嘴里。

“真甜。”

我看着他们，心里一阵尖锐的刺痛。

蝴蝶酥。

我小时候最爱吃。

每次我爸发了奖金，都会去老大昌给我买二两。

他会板着脸递给我，说：“吃吧，别吃得到处都是。”

那时候我觉得，我爸是世界上最好的爸爸。

现在想来，那是不是一种补偿？

一种对我这个“外来者”的、带着愧疚的施舍？

我闭上眼睛，过去十九年的画面，像放电影一样在脑子里一帧一帧地过。

三岁，我从楼梯上滚下来，磕破了头，李秀兰抱着我，一路哭着冲向医院。

七岁，我第一次考双百，王建国破天荒地笑了，用他那双长满老茧的手，摸了摸我的头。

十三岁，我学着抽烟，被他发现，他没说话，默默地抽了一晚上烟，第二天，他咳得很厉害。

十六岁，我响应号召下乡，他们去火车站送我。

李秀兰哭得站不住，王建国站在一边，眼圈通红，一个劲儿地说：“到了地方，要好好干，别给爹妈丢脸。”

爹妈。

他说的是爹妈。

那一刻，他的悲伤是真的吗？

还是在为终于甩掉了我这个包袱而松了一口气？

我不敢想，也不能想。

越想，心越乱，越疼。

火车到上海站的时候，是个黄昏。

熟悉的、湿润的空气扑面而来，带着一股子市井的喧嚣。

我走出车站，看着眼前的高楼和穿梭的人群，竟然有种恍如隔世的感觉。

这里是我的家。

可我好像，已经没有家了。

我没直接回延庆路。

我在车站广场的长椅上坐了很久，直到天彻底黑下来。

我害怕。

我怕推开那扇门，看到的是两张陌生的、充满愧疚的脸。

我怕我控制不住自己，会说出一些无法挽回的话。

可我终究还是得回去。

弄堂里，邻居张阿婆正在水池边洗菜。

看到我，她愣了一下，随即笑开了花。

“哎哟，这不是江河嘛！回来啦！你妈前两天还念叨你呢！”

我勉强扯出一个笑。

“张阿婆好。”

“瘦了，也黑了，在乡下吃苦了伐？”

“还好。”

“快上去吧，给你妈一个惊喜！”

惊喜？

或许是惊吓吧。

我一步一步地走上那熟悉的木楼梯。

楼梯被踩得“咯吱”作响，跟我的心跳一个频率。

家门虚掩着。

我能听到里面传来我妈压低了的啜泣声，和我爸沉闷的咳嗽声。

我伸出手，推开了门。

客厅里只开了一盏昏暗的台灯。

李秀兰坐在小板凳上，背对着我，肩膀一抽一抽的。

王建国坐在他对面，一口接一口地抽着烟，脚下的地板上，已经落了一地烟头。

听到开门声，他们同时回过头。

看到我，李秀兰的哭声戛然而止，脸上是震惊，是慌乱，是无措。

王建国手里的烟“啪嗒”一声掉在地上，他想站起来，又跌坐了回去。

“你……你怎么回来了？”他声音沙哑。

我走进屋，把背包扔在地上。

我看着他们，看着这两张我叫了十九年“爸妈”的脸。

他们好像一下子老了十岁。

李秀兰的鬓角，不知什么时候，已经有了白发。

王建国的背，也不再像我记忆中那么挺拔了。

我从怀里掏出那封信，摔在他们面前的桌子上。

“这是什么意思？”

我的声音不大，但很冷，冷得我自己都打了个寒颤。

“谁能给我解释一下？”

李秀兰“哇”的一声，哭得更凶了。

她想过来拉我的手，被我躲开了。

“江河……儿子……你听妈说……”

“别叫我儿子。”我打断她，“我担不起。”

王建国猛地站起来，一巴掌拍在桌子上。

“混账！你怎么跟你妈说话的！”

他的眼睛布满血丝，死死地瞪着我。

这是我熟悉的那个王建国，严厉的，不容置疑的。

可我不再怕他了。

我迎着他的目光，一字一句地问：“那你告诉我，我应该怎么说？我是不是应该跪下来谢谢你们？谢谢你们骗了我十九年？”

“你！”王建国气得浑身发抖，扬起手就要打我。

李秀兰死死地抱住他的胳膊。

“建国！你别这样！是我们对不起孩子！”

她哭着对我说：“江河，是妈的错，都是妈的错……当年妈结婚好几年都生不出孩子，在弄堂里抬不起头……你爸在厂里也被人戳脊梁骨……”

“正好你爸一个远房亲戚的同学，在医院当医生，说有一户人家，成分不好，生了个男孩，养不了，想找个殷实人家送了……”

“我们就……我们就动了心思……”

“我们把你抱回来的时候，你才刚满月，那么小一点点，攥着我的手指头不放……”

“我们是真心疼你的啊，江河！”

真心疼我？

真心疼我，就是让我活在一个巨大的谎言里？

真心疼我，就是在我最需要知道真相的时候，用一封信把我打发了？

“那户人家，姓林的，是谁？”我冷冷地问。

王建国的脸色变得很难看。

“别问了。”

“我为什么不能问？他们不是我的亲生父母吗？你们不是说，他们想见我吗？”我咄咄逼人。

“江河！”王建国低吼道，“你听爸一句劝，那不是你该去的地方！他们家……成分复杂！”

“成分复杂？”我笑了，笑得比哭还难看，“当年你们不就是因为他们成分复杂，才捡了个大便宜，把我抱回来，好给你们王家传宗接代吗？”

“啪！”

一个响亮的耳光。

我的脸火辣辣地疼。

是王建国打的。

他这辈子，第二次打我。

第一次，是我为了邻居家的女孩，跟小流氓打架，打得头破血流。

这一次，是因为我戳破了他埋藏了十九年的秘密。

客厅里死一般的寂静。

只有李秀兰压抑不住的哭声。

王建国的手在发抖，他看着我，眼神里有愤怒，有痛苦，还有一丝我看不懂的……恐惧。

“你走。”他哑着嗓子说。

“什么？”

“你不是想知道那家人在哪吗？我告诉你！”

他从抽屉里翻出一张纸，扔给我。

“地址就在上面。你去吧。去了，就别再回这个家了。”

我捡起那张纸。

上面是一个我陌生的地址。

“华亭路。”

我知道那个地方。

旧上海的法租界，都是一栋栋漂亮的小洋楼。

跟我家这个挤在弄堂里的鸽子笼，是两个世界。

我的心，彻底凉了。

他赶我走。

这个我叫了十九年“爸”的男人，他不要我了。

我看着他，又看了看旁边哭得上气不接下气的李秀兰。

我突然觉得很没意思。

我千里迢迢地跑回来，不是为了吵架，不是为了挨打。

我只是想要一个答案。

一个关于“我是谁”的答案。

现在，答案好像就在那张纸上。

我把纸条揣进口袋，转过身，没有再说一句话，走出了这个我生活了十九年的家。

身后，传来李秀兰撕心裂肺的哭喊。

“江河！江河你别走！儿子！”

我没有回头。

我怕我一回头，就走不了了。

从延庆路到华亭路，不远，我走路过去的。

上海的夜晚，梧桐树的叶子在路灯下投下斑驳的影子。

我像个孤魂野鬼，游荡在这座我既熟悉又陌生的城市。

华亭路很安静。

一栋栋独立的小洋楼，掩映在绿树丛中。

我找到了那个门牌号。

一栋三层的小楼，带着一个不大的院子，院子里的蔷薇花开得正盛。

铁门是虚掩的。

我站在门口，犹豫了很久。

我该怎么说？

我是谁？

我是来……认亲的？

这个词让我觉得恶心。

就在我犹豫的时候，门开了。

一个穿着得体，五十岁上下的女人走了出来。

她保养得很好，头发梳得一丝不苟，虽然眼角有皱纹，但依然能看出年轻时的风韵。

她看到我，愣了一下。

那双眼睛，在我脸上一寸一寸地扫过。

那眼神，很复杂。

有惊讶，有审视，有……一丝不易察れません的激动。

“你……是江河？”她试探着问。

她的声音很轻，很好听，带着一股子上海女人特有的嗲糯。

我点点头。

“我是。”

她的眼圈一下子就红了。

她走上前来，想拉我的手，又好像不敢。

“像，真像……”她喃喃自语，“跟你父亲年轻的时候，一模一样。”

父亲？

这个词从她嘴里说出来，让我觉得无比刺耳。

“你就是……林女士？”我问。

“哎，是，是。”她连忙点头，“快，快进来，外面凉。”

她把我让进屋。

屋里的陈设，跟我家的拥挤杂乱截然不同。

光洁的木地板，柔软的沙发，墙上挂着我看不懂的油画。

空气里飘着一股淡淡的咖啡香。

一个跟我年纪相仿的女孩从楼上走下来。

她穿着一条漂亮的连衣裙，看到我，好奇地打量着。

“妈，这位是？”

林女士拉过我，对那女孩说：“倩倩，这是……这是你哥哥。”

哥哥？

我看着那个叫倩倩的女孩。

她长得很漂亮，皮肤很白，眼睛很大。

她的眼神里充满了困惑和审视。

“哥哥？”她重复了一遍，语气里带着一丝抗拒。

“先进来坐，坐下说。”林-女士热情得有些不自然。

她给我倒了一杯水，是温的。

“江河，这些年……苦了你了。”她坐在我对面，眼泪又下来了，“当年我和你爸爸，也是没有办法……”

她开始讲述那个老套的故事。

54年，公私合营。

他们家是开纺织厂的，一夜之间，从“老板”变成了“被改造对象”。

57年，我出生。

那时候风声鹤唳，他们自身难保，怕我跟着他们受牵连，就把我送了出去。

“我们找了很多人家，都怕惹麻烦，不敢要。”

“后来通过关系，找到了你养父母。他们是工人家庭，成分好，人也老实，我们才放心的。”

“这些年，我们一直偷偷打听你的消息。知道你学习好，考上了高中，我们特别高兴。”

“你下乡的时候，我们……我们也没办法。”

她说得很动情，眼泪一串一串地往下掉。

可我听着，心里没有一丝波澜。

我只觉得讽刺。

为了我好？

为了我好，就把我像个包袱一样扔给别人？

为了我好，就在我最需要父母的时候，让我成了别人家的“儿子”？

现在，风头过去了，你们的生活又好起来了，就想把我认回去了？

天底下哪有这么便宜的事。

“你爸爸……他前几年，已经不在了。”林女士擦了擦眼泪，声音低沉下去。

我“哦”了一声。

对于这个素未谋面的“亲生父亲”，我没有任何感觉。

他对我来说，只是一个存在于别人描述里的符号。

“我这次找你回来，就是想……补偿你。”林女士看着我，眼神里充满了真诚。

“补偿？”我重复着这个词。

“对。”她点点头，“我知道你在乡下很苦。我已经托了关系，可以把你调回上海，安排进一个好单位。”

“以后，你就住在这里。这是你的家。倩倩是你妹妹，你们要好好相处。”

她规划着我的未来，语气理所当然，仿佛我只是一枚走错了位置、现在需要被归位的棋子。

旁边的倩倩，脸色越来越难看。

她看着我，眼神里充满了敌意。

我明白了。

在这个家里，我也是个外人。

一个突然闯入、要来分一杯羹的、不速之客。

我笑了。

我看着这个雍容华贵、试图用物质来弥补亲情的女人。

我又想起了王建国和李秀兰。

他们给了我一个充满谎言的童年。

而这个女人，想给我一个充满算计的未来。

他们谁都没有问过我。

我想不想要。

“不必了。”我开口，声音平静得连自己都惊讶。

林女士愣住了。

“你说什么？”

“我说，不必了。”我站起身，“我在乡下挺好的。”

“江河！”她急了，“你别说气话！我知道你心里有怨。但是……”

“我没有怨。”我打断她，“我只是觉得，没必要。”

“我活了十九年，叫了十九年的爸妈。他们虽然骗了我，但也养了我。”

“我下乡，是我自己的选择。苦是苦了点，但至少活得明白。”

“至于你们，”我看着她，又看了一眼那个叫倩倩的女孩，“你们有你们的生活，我也有我的。”

“我们……就当没见过吧。”

说完，我转过身，向门口走去。

“站住！”

倩倩突然开口了。

她走到我面前，仰着头，像一只骄傲的孔雀。

“你以为你是谁啊？在这里装清高？”

“我妈好心好意想帮你，你别给脸不要脸！”

“你不就是嫌补偿不够吗？想要什么，你直说！钱？房子？只要我们家给得起的！”

她的话，像一把把刀子，戳在我心上。

原来在他们眼里，我回来，就是为了要好处的。

我看着她那张因为愤怒而扭曲的漂亮脸蛋。

我突然觉得很可笑。

我跟她，流着一样的血。

可我们，根本不是一个世界的人。

我没有理她，绕过她，拉开了门。

“江-河！”林女士在后面声嘶力竭地喊我。

我头也不回地走了出去。

华亭路的夜，依旧安静。

我走在路上，感觉自己像是被扒光了衣服，扔在了大马路上。

一个家，不要我了。

另一个家，我也不想要。

天大地大，我好像没有地方可以去了。

我不知道自己走了多久，走到了哪里。

等我回过神来，发现自己又站在了延庆路的弄堂口。

我看着那个熟悉的、黑漆漆的窗户。

心里五味杂陈。

我该去哪儿？

回东北那个冰天雪地的地方吗？

然后呢？

一辈子在那儿刨土，最后化成一撮黄土？

还是……接受林女士的“安排”，回到上海，当一个被人指指点点的“被找回来的少爷”？

我蹲在弄堂口，抱住头。

我感觉自己被撕裂成了两半。

一半是过去那个叫王建国和李秀兰“爸妈”的江河。

一半是现在这个无家可归的、不知道自己是谁的江河。

不知道过了多久，楼道里的灯亮了。

一个人影，踉踉跄跄地走了下来。

是王建国。

他手里拎着两个酒瓶，喝得醉醺醺的。

他看到我，愣住了。

“你……怎么还在这里？”

我没说话。

他走到我面前，身上一股浓重的酒气。

他看着我，看了很久。

然后，他抬起手，像是想摸我的头，又缩了回去。

“回去吧。”他哑着嗓子说，“你妈……她一晚上没吃饭了。”

我跟着他，上了楼。

李秀兰还坐在那里，像一尊雕像。

看到我，她的眼睛亮了一下，随即又黯淡下去。

桌子上摆着几个冷掉的菜。

是我小时候爱吃的，红烧肉，油焖笋。

王建国把酒瓶墩在桌上。

“吃饭。”

他说。

没人动。

屋子里的空气，凝固得像块铁。

最后，还是王建国先开了口。

“你去过了？”他问。

我点点头。

“他们……都跟你说了？”

我又点点头。

他沉默了。

过了很久，他给自己倒了一杯酒，一饮而尽。

“江河，”他看着我，眼睛里全是红血丝，“爸……我对不起你。”

这是我这辈子，第一次听见他说“对不起”。

“我不该打你。我也不该……瞒着你。”

“当年把你抱回来，我是有私心的。我怕被人笑话，怕断了香火。”

“可养了你这么多年，你早就不是什么外人了。你就是我儿子。”

“我怕。我怕他们把你抢走。我怕你认了他们，就不要我们了。”

“我今天赶你走，是气话。我怕你去了那个地方，就真的不回来了……”

他说着说着，一个五十多岁的男人，竟然哽咽了。

李秀兰在旁边，已经哭成了泪人。

我看着他们。

看着这个为了所谓“面子”和“香火”骗了我十九年的男人。

看着这个因为无法生育而自卑了一辈子的女人。

他们是自私的。

他们是懦弱的。

可他们，也是爱我的。

那种爱，或许不完美，或许带着杂质，或许充满了小市民的算计和卑微。

但那是实实在在的，十九年的养育之恩。

我的心，像是被泡在了温水里，一点一点地软了下来。

我拿起筷子，夹了一块红烧肉，放进嘴里。

肉已经冷了，凝固的油脂腻在嘴里，一点都不好吃。

可我吃着吃着，眼泪就下来了。

那晚，我们三个人，谁都没有再提那家姓林的人。

我们像过去无数个夜晚一样，坐在一起，吃了一顿沉默的晚饭。

第二天，我跟他们说，我要回东北了。

李秀兰的眼睛又红了。

“不走了，好不好？妈去求人，把你调回来……”

我摇摇头。

“妈，我想回去。”

我看着她，也看着王建国。

“那里虽然苦，但我想回去。我想……自己闯闯看。”

我不想再活在别人的安排里了。

无论是王建国和李秀兰出于愧疚的安排，还是林女士出于补偿的安排。

我的人生，从现在开始，我想自己做主。

王建国看着我，看了很久。

最后，他点了点头。

“好。”

他只说了一个字。

“长大了。”

走的时候，他们又来送我。

还是那个熟悉的火车站台。

李秀兰给我塞了一个布包，里面是新做的棉衣，还有一沓钱和粮票。

“穷家富路，别亏了自己。”她絮絮叨叨地说着，“记得按时写信回来。”

我点点头。

王建国站在一边，还是不怎么说话。

火车要开的时候，他突然走上前来，给了我一个拥抱。

一个非常用力的，笨拙的拥抱。

“到了那边，好好照顾自己。”他在我耳边说，“你永远是我们的儿子。”

我的眼泪，再也忍不住了。

火车开动了。

我看着他们在站台上越来越小的身影，直到再也看不见。

我回到东北的时候，天已经放晴了。

地里的泥开始变硬，秋收的号角即将吹响。

一切好像什么都没变。

但又好像，什么都变了。

我还是知青江河。

每天日出而作，日落而息。

但我心里，那块悬了很久的石头，落了地。

我不再纠结于“我是谁”这个问题。

我是王建国和李秀兰的儿子。

我也是那个姓林的家庭，遗弃在人间的血脉。

但这都不重要了。

重要的是，我是江河。

一个独立的，活生生的人。

我的人生，不取决于我的出身，不取决于我的血缘。

只取决于我自己的选择。

1977年，恢复高考的消息传到了我们这个偏僻的角落。

知青点一下子就炸了锅。

所有人都疯了一样地找书，复习。

我也加入了这支大军。

白天，我在地里拼命地干活，挣工分。

晚上，我在煤油灯下，把中学课本翻了一遍又一遍。

那段日子很苦，很累。

但我心里，却前所未有地踏实。

因为我知道，我在为什么而活。

我为我自己而活。

我给上海写信，告诉他们我要参加高考。

李秀兰回信说，让我别太累，考不上也没关系，家里总有我一口饭吃。

王建国在信的末尾，用他那刚劲的笔迹，只写了一句话。

“尽力而为，无问西东。”

我没有再收到过华亭路的来信。

他们就像我生命中一个短暂的、光怪陆离的梦。

梦醒了，就散了。

后来，我考上了大学。

是北方的一所师范院校。

离开知青点的那天，赵磊他们都来送我。

我们这些曾经一起哭过、笑过、迷茫过的年轻人，即将奔赴各自不同的人生。

“江河，以后常联系！”

“到了大学，可别忘了我们这些刨土的兄弟！”

我笑着，跟他们一一拥抱。

四年后，我大学毕业，选择留在了那座北方的城市，当了一名中学老师。

我结了婚，有了自己的孩子。

我的妻子，是我大学同学，一个善良、朴实的北方姑娘。

我的生活，平淡，安稳。

我偶尔会回上海。

延庆路的老房子还在，只是更破旧了。

王建国和李秀兰都老了，走路都有些颤巍巍。

每次回去，李秀兰还是会絮絮叨叨，王建国还是会板着脸，默默地给我做我爱吃的红烧肉。

我们谁都没有再提过那个秘密。

那个秘密，像一道伤疤，已经愈合了，虽然丑陋，但已经不再疼痛。

有一次，我带着妻子和孩子，路过华亭路。

我鬼使神差地，朝那个门牌号望了一眼。

小洋楼还在，蔷薇花也还在开。

一个中年女人，正领着一个看似是她孙子的小男孩，在院子里玩耍。

她看起来比我记忆中苍老了一些，但依旧很体面。

我没有上前。

我们只是两个不相干的路人。

我收回目光，拉着妻子的手，继续往前走。

阳光很好，洒在身上，暖洋洋的。

我的儿子坐在我肩膀上，咯咯地笑着。

我突然想起很多年前，王建国对我说的那句话。

“男孩子，要自己站稳。”

我想，爸，你看。

我站稳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