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73年当兵时，内急在野外解决被一姑娘看光，我俩洞房夜3点才睡

1973年10月，我背着一条装满石头的干粮袋，在皖东的山沟里蹿进灌木丛，只为把肚子先“放空”再放石头。裤子还没系好，就撞见一个姑娘——她拎着锄头，目光像探照灯，把我钉在原地。那一刻，我没想到，尴尬竟成了后半生的序曲。

刘梅后来回忆，她抄近路给生产队送犁铧，听见林子里“咕咚”一声，以为野猪。结果野猪是我，一个19岁城市兵，脸色惨白，军帽歪到后脑勺。她笑出声，我羞得想钻地缝，可偏偏那晚我们又在借宿的老乡家碰头——她端水，我接碗，指尖一碰，锅台上的煤油灯“啪”地爆了个灯花，像有人提前放鞭炮替我们宣布：缘分上线。

第二天部队开拔，我揣着她塞来的两把炒黄豆，30公里负重行军，豆子咯得胸口生疼，却一路回甘。当年《陆军训练大纲》要求步兵日行军不少于30公里，背负不轻于25公斤，我背着28公斤，外加一把豆子，照样脚底生风。班长骂我“打鸡血”，我偷着乐：哪是鸡血，是黄豆。

1973年的部队，恋爱像地下工作。义务兵禁止结婚，干部结婚要团级政审。我一小兵，城市户口，父母双职工；她农村闺女，家里还欠着队里口粮。按“哪里来哪里去”的退伍政策，我回城进厂，她回乡下地，一眼能看到未来的鸿沟。可我们偏把鸿沟当跑道，她写来的信信封是旧报纸糊的，信纸只有五行：庄稼长势、父母安好、盼我平安。我回信更短：黄豆吃完，训练照旧，想你。五封信后，我们决定“先恋爱后报告”，把组织程序晾一边——这在当时算顶风作案。

1976年我提干，拿到结婚申请表，像拿到特赦令。政审人员到村里外调，刘梅把家里唯一一只下蛋母鸡宰了，熬汤端给人家，碗底沉着两片姜，像沉着的良心。审完，干部在鉴定栏写：“该同志家庭成分清楚，个人表现积极，可予结婚。”钢笔一收，她娘在灶间哭出声，说那只母鸡原本攒着换盐。

婚礼借部队礼堂，战友把军用喜字贴成一排弹头。我们穿借来的军装，腰上扎武装带，像随时要集合。散场时，她偷偷把两个煮鸡蛋塞进我裤兜，说：“饿了就垫垫。”那鸡蛋她攒了半个月，壳上还有母鸡的体温。夜里回宿舍，我捧着装鸡蛋的裤兜，像捧着两颗跳动的心脏。

后来工厂倒闭、田地征用、孙子出生，我们一路把日子缝缝补补。去年金婚，部队寄来纪念章，盒子印着“携手强军五十载”。孙子在军校视频里敬礼：“报告爷爷奶奶，学员刘向军请求加入你们的编队。”我回礼，手抖得像49年前系不上裤带那回。刘梅在旁边笑，牙掉了两颗，说话漏风，仍冲屏幕喊：“好好训练，别吃坏肚子！”

有人问我，婚姻长久的秘诀是不是“先尴尬后珍惜”。我摇头，把两枚纪念章并排摆好，告诉他：秘诀只有一句——把当年的黄豆当回事。你把对方递来的小把黄豆，当成往后所有艰难日子的种子，种在心里，就能在30公里的负重行军里闻到回甘；就能把政审、户口、城乡差距，当成沿途风景，而不是断头路；就能把一次狼狈的“撞见”，升级成一生并肩的“战斗编组”。

故事讲完，豆子也嚼完了。若你也在人生沟里解决“内急”，不妨抬头看看，也许有人正拎着锄头，等你一起把剩下的路走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