汪朗回忆老头儿汪曾祺2：闻一多上课抽烟，爸爸在下面也吞云吐雾

汪曾祺

"高射"过闻一多先生

在联大读书时，爸爸也就是有几门课比较差劲，更多的课学得相当不错。这些课，有的是因为他非常感兴趣，舍得下气力往里钻；还有的是他原本基础就较好，又有灵气，因而很能出彩。

西南联中文系有许多名教授，他们讲的课爸爸大都听过，有的听得多，有的则少些。这些教授对学生都不错，但有的更喜欢遵守纪律、刻苦治学的；有的更喜欢有才的，不太刻苦也无妨。

在前一类教授面前，爸爸不太吃得开。例如朱自清。

朱自清教授教宋诗，他很认真，上课时带着一沓卡片，一张一张地讲，还要求学生详详细细地记笔记，还要定期考试，小考之外还有大考。联大学生记笔记确实有高手。爸爸说过一个故事：历史系有一位教授课讲得极熟，上课从来不带讲稿。每次上新课时只要问一下班上笔记记得最详细的女同学："上次讲到哪里了？"该同学便会把上一课的最后一句话一字不落地复述出来，该教授便会接茬讲下去。一次，他又问起这个问题，这位女同学打开笔记夹看了一下，说："您上次讲的最后一句话是：'现在已经有空袭警报，我们下课。'"好嘛，她把这句话都记下来了。可惜，爸爸不是这样的好学生，课从来不记笔记。于是上朱先生的课便有些不适应了，于是就经常缺课了，于是以后就吃亏了。大学学习期满，爸爸找不到工作，当时中文系主任罗常培先生想让朱自清先生收他当助教，朱先生一口回绝："汪曾祺连我的课都不上，我怎么能要他当助教？"

不过，教授中并不都像朱自清先生那样要求严格，不少教授的课都不用考试，只是要求学生到期末交一份读书报告，以此判定学习成绩的优劣。逢到这样的课，爸爸就能够应对自如，因为他的才能可以充分发挥，读书报告常能别出心裁，受到嘉奖。这使爸爸很得意，以后屡屡向我们提起。

他在上王力先生的"诗法"课时，根据另一位同学的一句新诗"愿殿堂毁塌于建成之先"填了一首词，作为"诗法"课的练习交了上去。这句新诗本来是题一张抽象派的画的，经他改造和充实，居然成了中规中矩的诗词。王力先生写了两句诗作为评语："自是君身有仙骨，剪裁妙处不须论"。有这样的评语，分数想来是不会低的。

他在上杨振声先生的"汉魏六朝诗选"课时，根据一句古诗"车轮生四角"，写成了一份很短的作业《方车论》，从这一合乎情而悖乎理的奇特想象中，挖掘出诗中人物依依惜别的感情，杨先生看过大为赞赏。到了期末，杨先生宣布，班上的同学都要参加考试，只有汪曾祺除外，因为他写了《方车论》。杨先生平素对爸爸也很好。有一次，他托沈从文先生带话让爸爸到他的住处去一下，爸爸以为有什么事情。去了之后，杨先生只是亲自给爸爸煮了一杯咖啡，然后让爸爸看一本他收藏的姚茫父的册页，因为他知道爸爸也喜爱绘画。

此外，闻一多、罗常培先生对爸爸也都很看重。爸爸大学读完后，一时找不到工作。罗常培先生介绍他到联大先修班（就是预科）去教书，并亲笔写了介绍信让他去找先修班主任李继侗先生，介绍信中专门提到，"该生素具创作夙慧"。这使爸爸很受感动。

闻一多先生也很喜欢爸爸，尽管两人"政见"不同。在西南联大期间，闻一多的先生政治态度出现明显转变，逐步成为先进的民主主义者，而爸爸当则对政治基本不闻不问，甚至对闻先生的参与政治的做法还有些不以为然，觉得文人就应该专心从文。一次，爸爸受一家小报之托，到闻一多先生家中约稿。闲聊之中，闻先生对爸爸颓废的精神状态十分不满，痛斥了他一顿。爸爸也不示弱，对闻先生参与政治的做法直截了当地提出了自己的意见。两人谁也没有说服对方。分手之后，爸爸意犹未尽，提笔给闻先生写了一封短信，信里说闻先生对他"俯冲"了一通。闻先生很快写了回信，说爸爸也对他"高射"了一通。当时日军飞机常常轰炸昆明，俯冲、高射一类的军事用语一般人也很熟悉。闻先生还叫他晚上不要出去，要来看他。当晚闻一多先生找到了爸爸的住处，又对他进行了一番劝导，之后才去看望弟弟闻家驷先生。

闻一多先生在联大中文系开了三门课：楚辞、古代神话和唐诗。这三门课，爸爸都选了。

闻先生上课有一个特点：可以抽烟。老师抽，学生也可以抽。他走进教室，便点燃烟斗。有时抽卷烟，还问一问学生："你们谁抽？"老师的烟，学生自然是不好意思要的，于是大家全都摆摆手。等到闻先生点燃烟之后，下面的抽烟的学生随即也开始吞云吐雾，这其中便有爸爸。

闻先生教楚辞，爸爸记得最牢的是他的开场白："痛饮酒，熟读《离骚》，乃可为名士。"闻先生教的古代神话，爸爸的评价是非常"叫座"，因为闻先生讲的这门课"图文并茂"。他用整张的毛边纸画出伏羲、女娲的各种画像，用摁钉钉在黑板上，口讲指画，有声有色，条理严密，文采斐然。伏羲女娲，本来是相当枯燥的课题，但听闻先生讲课让人感到一种美，思想的美，逻辑的美，才华的美。因此，不单是联大中文系、文学院的学生争着听这门课，就连理学院、工学院的学生也赶来听。当时工学院与文学院一个在城东，一个在城西，听闻先生讲课，工学院的学生要穿越整整一座昆明城，但是他们也觉得值。

爸爸对闻一多先生讲的课印象最深的，还是唐诗。一来闻先生课讲得好，二来爸爸对此也感兴趣。他不止一次说过，能够像闻先生那样讲唐诗的，并世无第二。因为闻先生既是诗人，又是画家，而且对西方美术十分了解，因此能够将诗与画联系起来讲解，给学生开辟了一个新境界。他讲晚唐诗人时，便是把晚唐诗与西方后期印象派的画联系起来。讲李贺，同时讲印象派里的 pointillism （点画法），说点画看起来只是不同颜色的点，这些点似乎不相连属，但凝视之，则可感到点与点之间的内在联系。

爸爸对闻先生的这门课可以说是"深有体会"，因为他也是对文学和美术都感兴趣的一个人。后来，爸爸曾替一个比他低一班的同学代写了一篇关于李贺诗作的读书报告，闻一多先生看过大加赞赏，评价说："比汪曾祺写得还要好！"

"比汪曾祺写得还要好"

爸爸代人写的读书报告，居然"比汪曾祺写得还要好"。这使他很开心，也很得意。以后在文章中他多次提到此事。爸爸得意的是，他并非只会抄别人的试卷，有时还能充当"枪手"，替人考试，而且成绩还不坏。

但是，这篇读书报告究竟写了些什么，由于事隔多年，爸爸弄不太清楚了，只是记得他说别人的诗是在白纸上写的，而李贺的诗是在黑纸上写的，因此给人的印象格外深刻。这显然是受了闻先生讲课内容的影响。

没想到，这篇爸爸生前都未曾再见过的读书报告，在他逝世之后竟然让我们完完整整地看到了。保存这份珍贵材料的是爸爸当年的同学也是他后来的同事杨毓珉伯伯，读书报告就是爸爸替他写的。

黑罂粟花

--《李贺诗歌编》读后

下午6点钟，有些人心里是黄昏，有些人眼前是夕阳。金霞，紫霭，珠灰色淹没远山近水，夜当真来了，夜是黑的。

有唐一代，是中国历史上最豪华的日子。每个人都年轻，充满生命力量，境遇又多优裕，所以他们做的事几乎全是从前此后人所不能做的。从政府机构、社会秩序，直到瓷片、漆盒，莫不表现其难能的健康美丽。当然最足以记录豪华的是诗。但是历史最严刻。一个最悲哀的称呼终于产生了﹣﹣晚唐。于是我们可以看到暮色中的几个人像﹣﹣幽暗的角落，苔先湿，草先冷，贾岛的敏感是无怪其然的；眼看光和热消逝了，竭力想找另一种东西来照耀漫漫长夜的，是韩愈；沉湎于无限好景，以山头胭脂作脸上胭脂的，是温飞卿、李商隐；而李长吉则是守在窗前，望着天，头晕了，脸苍白，眼睛里飞舞各种幻想。

长吉7岁作诗，想属可能，如果他早生几百年，一定不难"一日看尽长安花"。但是在他那个时代，便是有"到处逢人说项斯",恐怕肯听的人也不多。听也许是听了，听过只索一番叹息，还是爱莫能助。所以他一生总不得意。他的《开愁歌》笔下作：

"秋风吹地百草干，华容碧影生晚寒。我当二十不得意，一心愁谢如枯兰。衣如飞鹑马如狗，临岐击剑生铜吼……"

说得已经够惨了。沈亚之返归吴江，他竟连送行酒钱都备不起，只能"歌一解以送之"，其窘尤可想见。虽然也上长安去"谋身"，因为当时人以犯讳相责，虽有韩愈辩护，仍不获举进士第。大概树高遭嫉，弄得落拓不堪，过"渴饮壶中酒，饥拔陇头粟"的日子。

"长安有男儿，二十心已朽"。

一团愤慨不能自已。所以他的诗里颇有"不怪"的。比如：

"别弟三年后，还家一日余。酥醺今夕酒，缃帙去时书。病骨独能在，人间底事无？何须问牛马，抛掷任枭卢。"

不论句法、章法，音节，辞藻，都与标准律诗相去不远，便以与老杜的作品相比，也堪左右。想来他平常也作过这类诗，想规规矩矩的应考做官，与一般读书人同一出路。

"凄凄陈述圣，披褐组俎豆。学为尧舜文，时人责衰偶。"

十分可信。可是：

"天眼何时开"?

他看得很清楚：

"只今道已塞，何必须白首"。

只等到，

"三十未有二十余",

依然，

"白日长饥小甲蔬"。

于是，

"公卿纵不怜，宁能锁吾口"。

他的命运注定了去作一个诗人。

他自小身体又不好，无法"收取关山五十州"，甘心"寻章摘句老雕虫"了。韩愈、皇甫湜都是"先辈"，李长吉一生不过27年，自然看法不能跟他们一样。一方面也是生活所限，所以他愿完全过自己的生活。南园十三首中有一些颇见闲适之趣。如：

"春水初生乳燕飞，黄蜂小尾扑花归。窗含远色通书幌，鱼拥香钩近石矶。"

"边让今朝忆蔡邕，无心裁曲卧春风。舍南有竹堪书字，老去溪头作钓翁。"

说是谁的诗都可以，说是李长吉的诗倒反有人不肯相信，因为长吉在写这些诗时，也还如普通人差不多。虽然

"遥岚破月悬"、"长茸湿夜烟"，已经透露一点险奇消息，这时他没有意把自己的诗作成李长吉的样子。

他认定自己只能在诗里活下来，用诗来承载他整个生命了。他自然地作他自己的诗。唐诗至于晚唐，什么形式都有一个最合适的做法，什么题目都有最好的作品。想于此中求自立，真不大容易。他自然地另辟蹊径。

他有意藏过自己，把自己提到现实以外去，凡有哀乐不直接表现，多半借题发挥。这时他还清醒，他与诗之间还有个距离。其后他为诗所蛊惑，自己整个跳到诗里去，跟诗融成一处，诗之外再也找不到自己了，他焉得不疯？

时代既待他这么不公平，他不免缅想往昔。诗中用古字地方不一而足。眼前题目不能给他刺激，于是他索性全以古乐府旧调为题，有些诗分明是他自己的体，可是题目亦总喜欢弄得古色古香的，如"平城下""溪晚凉""官街鼓"，都是以"拗"令人脱离现实的办法。

他自己穷困，因此恨极穷困。他在精神上是一个贵族，他喜欢写宫廷事情，他绝不允许自己有一分寒碜气。其贵族处尤不在其富丽的典实藻绘，在他的境界。我每读到：

"腰围白玉冷"。

觉得没有第二句话更可写出《贵公子夜阑》了。

他甚至于想到天上些多玩意，《梦天》《天上谣》，都是前此没听见说过的。至于神，那更是他心向往之的。所以后来有"玉楼赴会"附会故事已不足怪。

凡此都是他的逃避办法。不过他逃出一个世界，于另一世界何尝真能满足。在许多空虚东西营养之下，当然不会正常。这正如服寒石散求长生一样，其结果是死得古里古怪。说李长吉呕心，一点不夸张。他真如千年老狐，吐出灵丹便无法再活了。

他精神既不正常，当然诗就极其怪艳了。他的时代是黑的，这正作了他的诗的底色。他在一片黑色上描画他的梦；一片浓绿，一片殷红，一片金色，交错成一幅不可解的图案。而这些图案充满了魔性。这些颜色是他所向往的，是黑色之前都曾存在过的，那是整个唐朝的颜色。

李长吉是一条在幽谷中采食百花酿成毒，毒死自己的蛇。

读了爸爸的这篇大学时代的作品（当时他24岁），我们多少懂得了为什么联大的许多教授会喜欢他。因为爸爸确实有才，歪才。

这篇读书报告是杨毓珉伯伯在爸爸逝世后，翻捡家中的材料时找到的。他用毛笔将报告抄在元书纸上，纸张已经发黄变脆。这篇报告他保存了整整54年，真是个有心人。

杨毓珉伯伯说，这篇读书报告是1944年写的。其时爸爸已经结束了大学的学业，而杨毓珉还在读大四。他们两个当时都参加了一个剧社，为排一出新戏忙得不可开交。待到新戏排出、热闹完了之后，已然是期末，杨毓珉伯伯要应付许多门课的考试，实在顾不过来，于是便请爸爸代写了这篇读书报告以求过关。

闻先生对这篇读书报告的评语，是当着爸爸的好朋友和同班同学朱德熙说的，因此爸爸很快就知道了。杨毓珉也知道了，还找到闻先生，说明了内情，闻先却也没有追究，依旧算他唐诗学习及格，还给了80多分。也许是闻先生觉得他找的这个"枪手"还够水平吧。

习作得了120分

在西南联大中文系，还有一个十分喜欢爸爸的教授，就是沈从文先生。爸爸的课堂习作，沈先生给过全班最高分﹣-120分。简直是岂有此理。考试测验，满分不过100，作文又极难拿到满分，这是一般人都知道的常识。怎么能冒出个120分。可是，沈先生就是这样给了，系里、学校也没说什么。西南联大真是自由。不过，没有这种自由气氛，西南联大也不会在那么艰苦的条件下造就那么多的人才。

爸爸一直自认是沈先生的弟子，事实也确实如此。当年他报考联大的原因之一，就是学校有沈先生这样的教授。入学后，他认认真真听过沈先生讲的课，得过沈先生的真传。

沈先生在西南联大开过三门课：各体文习作、创作实习和中国小说史。各体文习作是中文系二年级的必修课，其余两门是选修课。这三门课爸爸都选了，从中受益匪浅。

创作能不能教？对此可谓众说纷纭。很多人认为创作不能教。爸爸在联大时的系主任罗常培先生就说过，大学不是培养作家的，作家是社会培养的。确实，中外众多知名作家中，上过大学中文系的并不多。沈先生本身就是一个实例，他没有上过什么大学，也没有学过什么创作法，但却成为一个真正的作家，写出了《长河》《边城》等许许多多有影响的作品。

在沈先生教过的学生中，从事创作的屈指可数。爸爸算是一个，还有一个吴讷孙，是美籍华人，写过一本反映联大生活的小说《未央歌》，在台湾很轰动。1987年爸爸去美国访问时，吴先生还特地送了爸爸一本书。如此看来，大学的确不是生产作家的地方。但是，事情都不是绝对的，爸爸认为创作不是绝对不能教，关键是要得法。教创作靠"讲"不行，如果在课堂上讲鲁迅先生所讥笑的"小说结构法"之类，讲如何作人物肖像，如何描写环境，如何结构，结构有几种﹣-攒珠式的、橘瓣式的……那是要误人子弟的，教创作主要应该让学生自己"写"。沈先生就是这样教的，他把他的课叫作"习作"、"实习"，就很能说明问题。爸爸认为，教创作如果要讲，"讲"也要在"写"之后。就学生的作业，讲他的得失。教授先讲一通，让学生照猫画虎，那是行不通的。

沈先生就是这样教创作的，先让学生写作文，然后根据作业进行讲解。沈先生读书很多，但是讲课并不引经据典，而是针对学生作文存在的不足，用自己的话一一道出。只有用心去听，真正听懂了，才能有所得。爸爸就是在沈先生的这种教学中逐步掌握了小说的写法。一次，爸爸写了一篇小说，里面有许多对话。他尽力把对话写得美一些，有诗意，有哲理。沈先生看过之后说："你这不是对话，是两个聪明脑壳打架。"从此他明白了对话就是人物所说的普普通通的话，要尽量写得朴素。不要诗意，不要哲理，这样才真实。

沈先生的讲课中经常说的一句话是："要贴到人物来写"。爸爸认为是小说学的精髓。当时许多同学不懂这句话说的是什么，爸爸却不但听懂了，而且结合自己的创作听出了几层意思。其一，小说里，人物是主要的、主导的；其余部分都是派生的、次要的。其二，环境描写、作者的主观抒情、议论，都只能附着于人物，不能和人物游离，作者要和人物同呼吸、共哀乐。其三，作者的心要随时紧贴着人物。什么时候作者的心"贴"不住人物，笔下就会浮、泛、飘、滑，花里胡哨，故弄玄虚，失去了诚意。其四，作者的语言也要和人物相协调。写农民，叙述语言要接近农民；写市民，叙述语言要近似市民。小说要避免"学生腔"。

在以后的小说创作中，爸爸始终不忘"要贴到人物来写"。

小说《大淖记事》中有这样一段情节，小锡匠十一子因和巧云相好，被保安队打成重伤，只有灌了陈年尿碱才能保住性命：

十一子的牙关咬得很紧，灌不进去。

巧云捧了一碗尿碱汤，在十一子的耳边说："十一子，十一子，你喝了！"

十一子微微听见一点声音，他睁了睁眼。巧云把一碗尿碱汤灌进了十一子的喉咙。

后面忽然又写了一句：

不知道为什么，她自己也尝了一口。

爸爸说，巧云自己也尝了一口尿碱汤本来构思时是没有的，但是写到这里出于感情的需要，他迫切地需要写出这一句，而且写时流了眼泪。因为他在写作时始终在紧紧贴着人物，用自己的心，自己的全部感情。因此他觉得巧云在看到自己心爱的人受苦时，必然会这样做，来分担十一子的痛苦。这就是贴到人物来写的具体体现。

在小说《黄油烙饼》中，萧胜在奶奶死后被爸爸带到坝上，看到了许多新鲜事：

这地方的庄稼跟口里也不一样。没有高粱，也没有老玉米，种莜麦，胡麻。莜麦干净得很，好像用水洗过，梳过。胡麻打着把小蓝伞，秀秀气气，不像是庄稼，倒像是种着看的花。

喝，这一大片马兰！马兰他们家乡也有，可没有这里的高大。长齐大人的腰那么高，开着巴掌大的蓝蝴蝶一样的花。一眼望不到边。这一大片马兰！他这辈子也忘不了。他像是在一个梦里。

为了"他像是在一个梦里"这句话，爸爸琢磨了许久。爸爸说，坝上的风光是当年他在张家口下放改造时亲眼所见，一大片马兰也是真的。当时他觉得像是进入了一个童话世界。但是，萧胜是一个农村长大的孩子，根本不知道童话世界是什么。因此，他在看到这样的景色时自然不会想到童话世界。想来想去，爸爸觉得像萧胜这样的孩子这时只会想到"像是在一个梦里"。这也是沈先生提倡的"贴到人物来写"。

在西南联大期间，爸爸除了听沈先生的课之外，还经常到沈先生家，交给他自己写的稿子，看沈先生收藏的文物、工艺品，借书。沈先生对于学生所做的习作，只要有一定基础，总是细心修改，自己出邮资寄给相熟的报刊，尽量争取发表。爸爸在昆明写的稿子，几乎无一篇不是沈先生寄出去的。爸爸1941年3月2日在《大公报》上发表的小说《复仇》，就是沈先生介绍出去的。这是现在可以查到的他所发表的第一篇作品，当时爸爸刚满21岁。

沈先生曾经对人说过，爸爸的文章写得比自己还要好。这种评价虽未见得合乎实际，但从中可以看出对于爸爸这个学生，沈先生是很喜欢的。爸爸年纪不大就开始抽烟、喝酒。在昆明期间，有一次晚上他喝得烂醉，走不了路，只好坐在路边。沈先生到一处演讲回家，以为是一个难民，生了病，走近看看，原来是爸爸。他和两个同学把爸爸扶到了自己的住处，灌了好些酽茶，爸爸才醒过来。还有一次，爸爸害了牙病，腮帮子肿得老高还去看沈先生。沈先生开了门，一看，一句话没说，出去买了几个大橘子抱着回来了。

与沈先生和联大其他教授的密切接触和广泛交往，不仅让爸爸学到了知识，还使他学到了不少处事做人的准则。

爸爸和沈先生的情谊，一直保持了几十年。

汪朗，1951年生于北京，籍贯江苏高邮，散文作家、美食家、媒体人，作家汪曾祺长子。1982年毕业于中国人民大学新闻系，后进入《经济日报》工作，曾任经济日报社国际部主任。汪朗长期从事媒体工作，出版散文集《刁嘴》《衣食大义》《食之白话》《四方食事·胡嚼文人》，参与合著《老头儿汪曾祺：我们眼中的父亲》。

汪曾祺（1920年3月5日—1997年5月16日），江苏高邮人，中国当代小说家、散文家、戏剧家，被誉为京派作家的代表人物。1920年3月5日出生于江苏高邮县城的一个旧式地主家庭。1935年秋，初中毕业考入江阴县南菁中学读高中。1939年夏考入西南联大中国文学系。1940年开始创作小说，受沈从文指导。1950年调入北京，历任《北京文艺》《说说唱唱》《民间文学》编辑。1958年，被错划为“右派”。1964年，参与现代京剧《芦荡火种》的改编（后易名为《沙家浜》）。1979年重新开始创作，以短篇小说成就最高。1985年当选中国作家协会理事。1996年12月推选为中国作家协会顾问。代表作品有《受戒》《晚饭花集》《逝水》《晚翠文谈》《端午的鸭蛋》等。被誉为“抒情的人道主义者，中国最后一个纯粹的文人，中国最后一个士大夫”。1997年5月16日因病医治无效去世，享年77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