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制裁叛徒白鑫后的英雄去处

文章转自作者网名：民生文创——同人老师

黄慕兰的尘封往事

黄慕兰的被捕有一段尘埃封存、讳莫如深的往事，这段未在《黄慕兰自传》中被提及的往事，被记载在《罗章龙回忆录》中。

黄慕兰与第二任丈夫宛希俨在中共江西省委工作时，陈谭秋时任江西省委书记，是宛希俨、黄慕兰夫妇的直接领导。黄慕兰作为省委机要交通员，与时任江西团省委书记的饶漱石有工作上的联系。他们都知道南昌暴动的计划，但奉命不参加暴动事宜，因为他们的任务是在暴动后继续潜伏南昌。

后来，宛希俨告别身孕数月的黄慕兰，奉命前往湘赣边发动暴动，在攻打万安县城中血战而死，陈谭秋、徐全直夫妇调往上海后，黄慕兰也于1928年底接到前往上海工作的调令，风雪交加的九江码头上，她将宛希俨的遗腹子宛昌杰托付给母亲抚养，望着年迈的母亲和襁褓中的儿子，黄慕兰紧紧地抱着母亲和儿子，三代人抱头饮泣之后，黄慕兰随饶漱石同船前往上海。

到上海的黄慕兰被分配在中央妇委工作，饶漱石则担任团中央秘书长，饶在团中央时期，认识了后来“在谍报漩涡中浮沉”和致自己于绝境的胡均鹤，也对黄慕兰暗生爱意、魂牵梦绕。

向忠发与顾顺章的入党，最初都受到党内正统党员的抵制，因为在他们看来，向、顾二人都是流氓习气严重的地痞无赖。五卅运动时期，因两人皆“好勇斗狠”，成为工人运动中冲锋陷阵的斗士。

于是，包惠僧、项英力挺向忠发入党，李立三、向警予力推顾顺章入党，向、顾两人历经波折入党后，在工人运动中确实起到了一定作用，但他们参加工运、入党动机都是“籍图发迹”。

向忠发受斯大林的青睐，顾顺章得鲍罗廷的提携，在党内相继占据要位后，流氓无产者的本性便显露无遗，他们开始“违反纪律，好货贪财，私做买卖，甚至无恶不作。”

向忠发成为最高领导后，开始图享乐、思淫佚，他“酷好嫖赌”，常出入妓院赌场，还“酗酒斗殴，滋生事端”。

在中央妇委工作的黄慕兰便是在这种情况下被调到向忠发身边、担任其机要和生活秘书的，目的自然是让向忠发能收敛收敛。

黄慕兰在其自传中这样简略写道：

“我到上海后，被分配在党中央书记处工作。中央政治局开会时，我是作记录的秘书，同时还兼任党中央的机要交通员。”

在黄慕兰负责接头的工作关系中，有一个“长身玉立、才华横溢”的中央委员——贺昌，在短短几次的工作接触和交谈后，先前就相识的两人已互生爱慕。

而此时的黄慕兰已发现向忠发“心术不端，神色有异，举止有些失常，渐生厌恶。过了些时，向（忠发）竟对黄欲施非礼，行为粗野，黄当面斥（其）为‘衣冠禽兽，猪狗不如’，遂不辞而去。”

面对众人的劝解，黄慕兰依然不肯回到工作岗位，甚至发誓“我宁可不要党籍，（也）决不与此败类为伍。”

以上两段描述出自溪流出版社出版的《罗章龙回忆录》一书，

在《黄慕兰自传》中自然没有提及此事，仅写道：

“虽然向忠发名义上是党中央的第一把手，但论实际的德与才，他是不胜任的。”

恰此时，贺昌向黄慕兰提出求婚，希望自己能和希俨同志一样，和她结为革命伴侣。黄慕兰反复考虑之后，向周恩来作了汇报，周恩来同意他们两人结合。

黄慕兰与贺昌的婚姻，令饶漱石怅然若失，隐隐作痛，并由爱生怨，由怨成恨，这也为解放后黄慕兰没有正常工作、她的第四任丈夫陈志皋出走香港埋下了伏笔。

1929年春，誓不回中央书记处工作的黄慕兰，提出到工厂去参加工人运动的申请，“党组织批准了我的请求。这样，我就结束了在党中央机关的秘书工作，积极地投身到工人运动的斗争第一线去了。”

但在七月份的一次罢工运动中，黄慕兰等八名工人代表集体遭到逮捕，被关入了龙华警备司令部监狱，因此在狱中与彭湃见了最后一面。

黄慕兰等8人被囚禁100天后获得释放，她跟随贺昌先后在香港的南方局、天津的北方局工作，直到1931年的六届四中全会前夕回到了上海。

陈毅与《九月来信》

彭湃等人被捕前，25岁的邓小平作为中央代表被派往广西，他带上机要秘书龚饮冰，告别了已有身孕的妻子张锡媛，乘船离开上海，黄玠然（黄文容）随后不久接任了中央秘书长一职。

彭湃等人被捕的第三天，刚当选为红四军前委书记的陈毅，出现在上海杨树浦码头的一艘客轮上，他的两个少将兄长陈孟熙（胞兄）、陈修和（堂兄）直接上船，把陈毅接到了旅馆。

陈毅此次到上海，是向中央汇报红四军内部分歧问题的。

红四军内部的分歧简单说就是朱毛的军委、前委之争，争执的焦点是“谁说了算”。

在红四军七大上中央任命的前委书记毛泽东落选，从中调解朱毛矛盾的陈毅反而当选为前委书记。

《李立三之谜》一书这样记述：

“中共中央得知红四军的分歧后，通知红四军派人来中央汇报情况。因此，8月下旬，陈毅奉命抵达上海，并很快同中央接上头。身为中央常委兼宣传部长、秘书长的李立三首先代表中央听取了陈毅的汇报。”

于公于私，李立三是偏向毛泽东的。

当年毛泽东在长沙张贴“二十八画生征友启事”时，17岁的李立三是四个应征者之一，两人后来还一起到安源开展工人运动、去广州参加国民党改组工作、又一同参加中共五大。李立三参加的南昌起义兵败潮汕后，毛泽东、朱德领导的井冈山红军却“日趋发展”。

在李立三担任政治局常委、宣传部长后，更是“在自己的文章中热情报道和评述毛泽东、朱德所领导的红军战争……同时，在代表中央给各地的指示信中，也广为推崇朱、毛经验。”

正因有这些基础，陈毅在政治局会议上汇报红四军的经验和问题后，“李立三代表党中央明确表示支持毛泽东在红四军前委的正确领导，并且肯定了‘工农武装割据’的思想。”

“会议决定以周恩来、李立三、陈毅三人组成一个委员会，深入讨论审议，提出决议到政治局通过。”

“经过三人讨论，由陈毅执笔，代中央起草了《中共中央给红四军前委的指示信》，中共中央政治局通过了这封《指示信》。

这就是后来的《九月来信》。这份指示信为后来的‘古田会议’明确了指导思想，信中还明确规定‘毛泽东同志应仍为前委书记’。”

10月1日，“陈毅带着自己起草的《中央九月来信》准备离沪返闽之际，周恩来、李立三在一个咖啡馆为陈毅送行，三个留法同学激情话别。

陈毅为部队落后的通讯联络担忧，周恩来告诉他，我方的无线电通讯联络技术正在加紧攻关之中，红军在作战中也应注意缴获、保护无线电设备、器材和人员。”

陈毅回到红四军后，请回“养病”中的毛泽东，在古田召开了红四军九大，即古田会议，

“由此恢复了毛泽东红四军前委书记的职务。”

制裁白鑫的都有谁

陈赓利用杨登瀛、柯麟两个情报渠道，对白鑫的行止举动进行跟踪，顾顺章根据陈赓的情报，布置红队队员先后在达生医院、柯麟住所、白宫饭店设伏，但多疑狡猾的白鑫躲过了这几次伏击。

时间不知不觉已到了11月，一天，柯麟接到白鑫的电话，让他到范争波的公馆里去给他治病。

柯麟回来后即向顾顺章、陈赓汇报这一情况，说白鑫住在霞飞路（今淮海中路）和合坊四弄43号三楼，范争波、范争洛兄弟住二楼，并画了一个室内草图。

得到这一确切情报后，追杀白鑫的行动便迅速布置起来。

“陈赓叫人在白鑫所住弄堂的最后一家、紧靠白鑫住处的27号三楼租了两间房子，派人设了监视哨。”

事又凑巧，这天张道藩叫杨登瀛陪他一起去范公馆会见范争波和白鑫，正是这次会见，杨登瀛获悉白鑫将于11月11日夜间启程逃往意大利。

交通员连德生向陈赓汇报这一情况后，

“周恩来决定在他动身那天将他处决。这天周恩来听过陈赓的汇报后，又和顾顺章、陈赓等对于这次行动计划进行一次研究，为了保证这次行动不出差错，还亲自到白鑫住的和合坊弄堂里观察现场。

白鑫匿居住的和合坊，前门临霞飞路，后门通蒲石路（今长乐路），两门都雇有巡捕看守。于是，就结合连日所得到的情报，进行研究，制定周密的行动计划，交给特科执行。他（周恩来）还叫特科再在和合坊租了一间铺面房，前门开在大街上，后门通在弄里，以防万一弄堂口被敌人封锁，可以从这里撤走。”

为确保万无一失，顾顺章抽调特科红队的精兵强将参与此次行动。

叶孝慎在《中央特科在上海的传奇故事》一文中说：

“历史的真相是，当时来到霞飞路和合坊的，只有行动科的蔡飞、邵达夫、谭忠余、胡兰波4人，总共仅有白朗林二支、盒子炮一支。”

在《剑吼西风——中央特科纪事》一书中，叶孝慎也仅列此四名红队队员。

但据《山路漫漫——项与年的革命生涯》一书，明确表述项与年参与了此次行动。

《隐蔽战线福将——陈养山传奇》一书也称陈养山参加了此次行动。

曹立东在《红色卫士的传奇人生——记原中央特科红队成员连德生》一文中，则把连德生也列为此次行动人员之一。

刘佳慧写的《旷继勋传略》里，也写明旷继勋是这次行动的参与者。

穆欣的《霞飞路侧的枪声》则记述：

“这天下午，由顾顺章统一指挥，陈赓和红队的邵达夫、谭忠余、王德明、赵一帆、吴蓝甫、陈永嘉、左光余等，在43号周围的弄堂里面埋伏下来。”

王光远著的《红色牧师董健吾》和《浦江魂》也采信了这个名单。

笔者以为，为了确保这次行动的成功，仅仅由四名队员参与行动是绝对不够的，因为：

首先范公馆有前后两个门，当时谁也不知道送白鑫夫妇会从哪个门出来；

范公馆前后门都雇有巡捕，白鑫有保镖，范氏兄弟皆携有武器，红队在人员和武器数量上必须有优势；

第三，需要有队员担任外围放哨警戒任务。

另外，从该次行动后撤离人员的情况分析，张英应该也参与了此次行动。

综上所述，蔡飞、邵达夫、谭忠余、胡兰波、项与年、陈养山、连德生、旷继勋、王德明、赵一帆、吴蓝甫、陈永嘉、左光余、张英等人都应该直接参与了制裁白鑫的行动，他们有的担任射击手，有的负责放哨联络或外围警戒。

牧师董健吾也向陈赓提出申请，一定要参加此次镇压叛徒的行动，陈赓布置他两个任务，一是测定从最近的嵩山路巡捕房开车到和合坊需要多少时间，二是待行动结束之后，验证白鑫是否被当场击毙。

11月11日，“至夜10点多钟，只见范争波的汽车开进弄堂，他的保镖韩云秀又到霞飞路苏州汽车公司，雇来一辆号码是6730号的汽车。两辆汽车都停放在蒲石路和合坊后门口，不久就由保镖和佣人搬行李上车。

11时许，白鑫穿着一条藏青色西装裤子、上面罩着一件灰哔叽的衬绒袍子，脚上的皮鞋也擦得油光锃亮。由范争波弟兄及来送行的王容川陪同，后随保镖等共七人，从43号后门出来，走向停放汽车的地方。”

化装成小商小贩的、埋伏在暗处的红队队员立时冲出，散成扇形，对准白鑫等人就开枪射击！

枪响后，白鑫拔腿就跑，保镖韩云秀欲拔枪还击，枪弹尚未射出已被爆头，当即倒地毙命，余人皆争相逃命！

范争波连中三枪，重伤倒地；

范争洛身中六弹，当场毙命；

王容川左足中弹，倒在地上装死，看门巡捕林汉臣、王宝元赶来增援，林被当场击毙，王则抱头逃窜。

“白鑫这时拼命向北狂奔，同时拔出手枪顽抗，红队跟踪紧追，终于把这个罪大恶极的叛徒打死在71号门根下，弹由前额洞穿后脑，脑浆迸裂，登时倒地死掉。打死白鑫以后，红队马上撤离现场。”

等到警车呼啸而至，红队早已无影无踪，董健吾乔装成一个颤颤巍巍、拄着拐杖的老人，“看着白鑫后脑依然汩汩淌着血浆和脑浆……看着蹲下检查的巡捕从白鑫上衣袋里翻出一只带血皮夹”。

白鑫案后的英雄去处

此案发生后，国民党当局封锁消息，不准登报。但两天以后，上海出版的几十种中外文报纸，详细报道了叛徒白鑫被镇压的经过，有说“东方唯一的大暗杀案”的，有说“政治谋杀案”的，有说“可能系共党所致”的，

11月13日的上海《字林西报》则报道：

“法租界巡捕房目前正调查一桩空前谋杀案。该案发生于星期一晚10时许，于霞飞路一弄堂内，地处东方孔雀大戏院附近。四人当即身亡，三人受伤。此案系一伙身份不明者所为。三名嫌疑犯已遭逮捕。48小时内将继续搜捕……搜查昨日仍继续进行。嫌疑犯已受审讯，以便发现更多线索。”

胡兰波、王德明、赵一帆、吴蓝甫、陈永嘉、左光余这些红队成员的名字，据笔者目前所掌握的资料，在这次行动后再未出现过，是只用一次的化名、或是后来牺牲了还是如《字林西报》登载的那样“已遭逮捕”，不得而知，他们从此在史料中销声匿迹。

参与此次行动的其他人员为躲避搜捕进行了紧急转移。

李一氓早在白鑫知晓柯麟的住所时，就已紧急转移了住处。

“（镇压白鑫）事发生之后，党中央派小四川到我家来通知我马上转移，离开医院。就在我离开家后二、三小时，国民党公安局的人就来抓我了，但此时，我已经安全地到了蔡孟康诊所——党中央机关所在地了。”

周恩来、邓小平来到达生医院，对贺诚说：“一个地方生意做久了，容易引起敌人的注意。”

贺诚和周越华便结束了达生医院，后来在白克璐（今凤阳路）单独开了一家诊所。

接着，陈赓又找到柯麟，让他立即离开上海，“到东北去，由那里的党组织安排工作。”

“于是，柯麟又从蔡孟康诊所转到顾顺章的住处（党的机关），随后就同中央特科情报科的邵麻子夫妇一起上路。他们从上海乘船先到大连，然后乘火车转往沈阳。”

邵麻子即邵扶民的绰号，邵扶民又名邵达夫、蔡伯祥，因脸上长有麻子，圈内就叫他邵麻子或蔡麻子，他是从沈阳被特地召回参加这次锄奸行动的，可见其在中央特科领导的眼里，具有特别本领和特殊地位，因他在后面还要多次出现，这里暂且略过，留待以后表述。

此处需要详细表述的是柯麟、旷继勋、李剑如和张英，他们四人中除了柯麟、李剑如后来再次短暂出现在上海外，再没回到过上海。

柯麟到沈阳后，因南方人对东北气候不适应，又兼水土不服，身体一直不好，中共满洲省委书记刘少奇便让柯麟回上海去。

到上海后经陆定一、阳翰笙、关向应等热心做媒，柯麟与学医的陈志英结为终身伴侣。

柯麟、陈志英夫妇二人又被分配到厦门，开设“同德医院”作为掩护，福建省委书记罗明与柯麟接头后，建议柯麟去香港。

柯麟夫妇到香港后，开设“南华药房”并挂出了“中医师柯麟”的招牌，1935年潘汉年到香港后，又动员柯麟去澳门，以便于照顾、联络叶挺，柯麟遂举家迁居澳门，自此便在澳门以行医为掩护开展地下工作，直到1951年。

旷继勋被派到湖北江陵、当阳等地开展兵运工作后，发动３个连的国民党军举行起义，旷继勋带领起义部队，全部奔赴到洪湖参加红军，与贺龙部一起参与开辟洪湖苏区。1930年春旷继勋担任红6军军长，周逸群担任政委。

曾担任周恩来、鲍罗廷卫士的李剑如，1930年从苏联回到上海后被派遣到洪湖，担任红6军17师政治部主任，成为旷继勋的部下。

红6军与贺龙的红4军在湖北公安会师后，合编为红二军团，旷继勋继续任红6军军长。

1930年11月，旷继勋前往鄂豫皖根据地，次年1月任红四军军长，余笃山任政委，徐向前任参谋长。

在此期间旷继勋指挥红四军取得了“磨角楼战斗”和“双桥镇战斗”等大捷，俘虏了徐向前的老长官岳维峻。

旷继勋由此成为鄂豫皖苏区、红四方面军一员骁勇善战的虎将。

张英参加剪锄白鑫的行动后，于1929年12月撤到鄂豫皖苏区，改名为刘英，也成为旷继勋的部属，担任红四军73师师长，在旷继勋指挥下参加了“双桥镇战斗”。

陈赓于1931年抵达鄂豫皖后，一起参与过镇压白鑫行动的旷继勋、张英、陈赓，都担任了红四方面军的高级将领。

但张国焘到鄂豫皖苏区后，权欲炽烈，排除异己，肃反成瘾，杀人成性，将不俯首称臣的许继慎、旷继勋、曾钟圣（曾中生）等虎将先后戕害。

夏曦到洪湖苏区后，也是大搞肃反，李剑如即被错杀于此时期。

张英在反四次“围剿”的商潢战役中，头部被流弹击中，组织上决定将他和右腿负伤的陈赓一起送往上海治疗，陈赓安全抵达上海，张英在途经武汉时，却不幸被捕被杀，年仅30岁。

张英自20岁离家后，只回过一次家，从此音讯皆无，家人妻子根本不知道他在外面从事什么工作，也不知他的生死。

潍坊市征集地方革命史资料办公室的陈慕虹主任，历经二十年的查证，终于在1980年收到了中央军委办公厅的回信，这份回信以“军办信发字（80）第320号”的行文发送，信中告知陈慕虹：

“经徐向前同志回忆和资料记载，张英、刘英、马宗显，正是同一人。”

在张英牺牲近五十年后，英雄终于回家，家乡人这才知道了他的事迹，当党史办的人带着信赶赴马家村报喜时，张英的妻子和儿子已经先后去世，没有等到这迟来的喜讯。

后来，徐向前元帅亲笔为张英题写了碑文：

“赤胆忠心——刘英烈士千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