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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多年前,中考结束后的某个晚上,我正在洗澡,听见我爸在外面念一篇文章。似乎是我写的,我在什么时候、什么情况下写的已来不及细想,那种被人当面念文章的羞耻感瞬间上头,我恼羞成怒地冲外面喊:“不要念了!”
等我从浴室出来,发现我爸手里拿着一份报纸,他念的是上面的“中考满分作文”,没有署名,不过我跟我爸复述过我的中考作文内容,他感觉应该是我写的。
确实是我写的,我惊喜但不意外。我写作文时监考老师一直站在旁边看,合理怀疑是被我的“下笔如流水”吸引住了。之前也经常有监考老师全程看我奋笔疾书,大概他们很少在考场上见到真心写作的人。
我说这些不是为了吹牛,我想说的是我人生里的一次重大变化。曾经我的作文和其他功课一样一塌糊涂,老师曾把我的作文本丢在我妈脚下,说:“她爸不是记者吗?她怎么写成这样?”我爸的职业声誉都被连累了。
从“写得很差”到“写得真好”,中间只差了半年。这半年当然是有点不一样的,放在现在可以叫作“间隔年”。
六年级上学期,我患上偏头痛。我爸带我去了很多医院,做了脑电图、看过老中医,也喝过特别苦的中药,甚至做过富含黑科技的理疗,但没找出病因,也没有任何改善。
那当然,谁也治不好一个装病的人。我有点头疼没错,但没有疼到我表现出来的那个程度。我的头疼不能算是病理性的,更多和当天的作业我有没有做、课我想不想上有关。
我爸没了办法,说要不办个休学吧。他去学校给我办休学时,班主任笑容可掬,我没给她添过太多麻烦,就是有点缺心眼,比如她多次说到教室以后不要把围巾摘下来,我总是记不住,把围巾、手套小山似的堆在桌子上,让有点完美主义的班主任大感不适。
类似这种事还有不少,她骂过我、体罚过我,也叫我“请”过家长,但我都毫无改善。现在忽然去除了心头之患,班主任也变得慈祥了。
我回了家,日子不好过,除了要看我妈的脸色——她不像我爸那么相信我,有时出门,看人家上班的上班、上学的上学,游手好闲的我感觉对这世界百口莫辩。
过年时,我姥姥来了,过完正月十五她要回乡下,我苦苦地跟我爸妈争取,终于能够和她一起去。我在乡下待了4个月,从阳历二月到六月,跨度冬、春、夏三个季节。这之前我度过了许多个四季,却在这4个月里感受到了什么叫季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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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了元宵仍天寒地冻,说起来,乡下的气温跟城里差不多,但是城里建筑多,总能抵挡一些寒气,而乡下的冷长驱直入,躲不开、避不了,堂屋、锅屋和厕所中间是一片露天地带,吃喝拉撒总要穿越其间,寒冷的存在感太强了,强到好像永不结束。
但忽然有一天,阳光一下子明媚起来。河边的桃花开了。我在城里见过很多花,月季、茉莉之类种在花盆里,跟花瓶里的孔雀毛差不多,是死板而模式化的点缀。在乡下,我第一次看到那么多活的花朵,一树的桃花,每一个花瓣都洁净鲜艳,都有光,有生命感。
这么美的树,不是谁精心种出来的,也不属于谁,是随随便便生长出来的。造化信手拈来,是人力穷尽所能也达不到的完美。
转眼是夏天,人们睡在屋外,我在不眠的夜晚看见了流星,还不止一颗。星星一颗颗坠落,与我隔着无限时空,这本来应该是奇迹的景象,在乡间居然如此稀松平常,我沉浸在那种不可思议里,好像打通了与宇宙的链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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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时乡下还没通电,聊天是主要娱乐方式。我姥姥的弟弟是单身汉,晚上家里总有很多人来闲坐,在那些混合着土烟叶气味的八卦里,我看到各种人性样本。
比如说那个永远在恋爱的女人,她无法忍受固定的日常,但她并没有因此变得声名狼藉。她干农活、做生意都太厉害了,在慕强的社会里,人们对她使用了另一套评价体系。有一次,大家坐着聊天,这个农村妇女说起以前爱看小说,像《安娜·卡列尼娜》。天地良心,她说的真是这个书名。我望着她发呆,感觉到她的无法概括和这世界的深不可测。
还有一位乡村医生,他和儿子一起经营一所极小的个体医院,按说他也算乡村翘楚,他和妻子又都是出了名的相貌好,但实际上他人缘很一般。他自感怀才不遇,说话时难免带了几分使人不怎么服气的优越感。一开始我站在他这边,暗暗地把他引为同类,有时我姥姥带我去他家串门,他会和我聊聊《三国志》之类,我们还算谈得来。但我很快发现他是那种“吾爱吾友,但吾更爱真理”的人,一旦我说错了细节,他立刻就毫不留情地指出,我顿时懂了人家不大喜欢他的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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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一次,他去我舅姥爷家,见我在听评书,大为诧异:“你怎么也听这个?”似乎他觉得这个趣味并不高雅,我倒也不觉得难堪,我真心爱听评书,爱那些故事冲突,也爱那种沧桑的语调。我也因而感受到他的另一个性格问题,太讲究身段,给自己贴着很多隐形标签,这些我后来也一直引以为戒。这也许是我人生中最初对人性的观察。
还要说到我的阅读。在乡下,我不用上课和写作业,因此主业成了看书。我看了所有我能找到的书,从琼瑶的《翦翦风》到路遥的《人生》,还有戴厚英的《人啊,人!》,我带过去的《红楼梦》更是被翻了无数遍。
就这样,我跳出了线性生活轨迹,像野草般恣意地生活了4个月,吸收着无污染的阳光雨露,进行着不自知的生长。
4个月后,我回到城里,过完暑假,上我的第二遍六年级。第一次写作文,我交上去时有点不安,我写得掏心掏肺,怕老师觉得矫情。
那篇文章被老师拿去念了,不但在我们班里念,还去她教的另一个班里念。她说我写的是“阳春白雪”,大概因为文章里有很多形容词吧,阅读丰富了我的词汇量,也让我开始想要形容生活。现在我知道形容词越少事越大,但小学生的写作往往是从想要形容这个世界开始的。
不管怎样,我受到了鼓励,开启了自我表达。我很享受自己的作文被当众念出,日常羞于启齿的话语作为范本被老师念出时,像是具有了某种公共性,那些纷飞的念想被允许一字字讲述,我拿到了一张隐秘的通行证。
我是后来才变得别扭的,不爱听人念我的文章。可能我后来越发真诚,真心总是怕被天光氧化。
初二时我开始发表作品,后来以写作为业,一步步走到今天,当然是因为很多契机的推动。但我回想往事,总觉得得益于那个短暂的“间隔年”。
乡下的时光,让我感到自然不再是书本上的名词,而是可感可知的生命在场;大人不再是模糊概括的群像,我可以尝试把握他们的人性纹理。当我重返课堂,那些沉睡的词汇被唤醒,我不再只是想要应付课业的学生,而是一个开始用文字与世界对话的自然人。
“间隔年”是一次主动“偏离”,让我摆脱了旧有轨迹的惯性,暂停机械的重复,为自己赢得一个“旁观者”的观察站。从随波逐流的顽童,到尝试着主动和世界建立链接,开诚布公,倾心吐胆,这应该是我那年最大的收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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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标题:《我曾休学半年,像野草般恣意地生活了4个月…… | 闫红》
栏目主编:黄玮
文字编辑:栾吟之
本文作者:闫红
图片来源:本文概念图来自新华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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