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夫妇与日本记者构成“拉姆扎”情报系统核心

文章转自作者网名：民生文创——同人老师

英雄不问出处

1929年的元旦，贺诚、周越华夫妇与单身汉柯麟是在“达生医院”度过的。

贺诚、周越华、柯麟以及聂荣臻的夫人张瑞华都是北伐时期第四军的战友，贺诚是第四军军医处的主任，其他三人都是他手下的兵。

他们一起随第四军从九江南下广州，又一起参加了广州起义，起义失败后，贺诚、周越华、张瑞华随队伍在红二师的接应下，撤到了海陆丰地区，后改编为红四师，与南昌起义部队余部改编的红二师，共同在海陆丰地区与敌周旋，兵力最盛时，两个师各有千余人。

战至最后，两个师各余约百十号人，奉命分散撤往香港，这些幸存者中就有后来来到上海的彭湃、徐向前、颜昌颐、杨殷、邝惠安、陈同生、孟华庭、赵轩、贺诚、周越华、柯麟、张瑞华、白鑫等人。

叶剑英与柯麟未随队伍撤出，而是藏身于广州城中，后来在地下交通的护送下，先后撤到香港，一起隐蔽于大埔墟，九个月后即1928年夏，叶、柯二人 “一道从香港乘船到达上海”。

贺诚，名宗霖，字润之，四川三台人，曾就读于北京国立医专（今北京大学医学院），与钱壮飞、张振华夫妇是校友。

1925年在陈毅引导下于北京入党，在海陆丰失败后，携妻周越华先撤香港再到上海后，化名贺雨生。

柯麟，广东海丰人，与彭湃是同学至交，曾就读于广东公医大学（中山大学医学院），1926年入党，广州清党时，柯麟曾舍命护送中山大学党支部书记徐彬如安全撤出广州城。

柯麟随叶剑英到上海后，化名柯达文。

叶剑英被派往莫斯科学习，柯麟、贺诚、周越华先后成为中央特科情报科成员，由于柯、贺两人都学医，为便于身份掩护和开展地下工作，两人遵照组织指示，在特科总务科租用北四川路老靶子路（今四川北路武进路）五洲药房楼上二楼、三楼的房子后，开设了“达生医院”，

柯麟、贺诚为医生，周越华做护士。

冯彩章、李葆定著的《贺诚传》中记载：

“达生医院是一幢3层小楼房，每个房间互相连通，有后门通向另一条街区。 党中央领导同志只要走进这所医院，立即就成为医院的‘病人’,受到掩护并周密安排他们安全转移。贺诚还把每一个房间作了精心布置。

中央领导同志秘密谈话的房间挂上传染病房的牌子,门口摆了消毒用品。病床上随时都可以挂出事先准备好的患者的治疗卡片等各种标志，一切伪装都是那样周密，找不出任何破绽。”

“利用过达生医院的同志除周恩来、陈赓之外，还有邓小平、李立三、关向应、杨殷、罗登贤等同志。关向应当时患肺病，还经常来医院看病打针。”

五洲药房、达生医院的对面即为“三民照相馆”，这里是特科存储武器的一个秘密机关，负责人是范梦菊。

像这样的秘密机关，当时在上海有很多，据《张文秋回忆录》记载，单单招待所就有三处，里面的工作人员和服务员都是自己人。

李一氓的住处在西摩路（今陕西北路），柯麟在上海“行医”期间有大半年的时间就住在李一氓家里，柯麟回忆说：

“彭湃自从大南山根据地调来上海后，两人经常见面。（1929年）8月20日，彭湃到我的家来，我留他吃饭。他告诉我说中央决定派他去苏联。我听说了，很高兴，说：‘你能到苏联去，越快越好！’”

彭湃孙女彭伊娜在《彭湃烈士遗孤二三事》中写道：

“1928年11月，彭湃爷爷奉命离开大南山根据地，调上海党中央机关工作。先住大西路（今延安中路）百禄里，1929年四五月间，组织上决定黄玠然（黄文容）一家与彭湃一家搬到静安寺路（今南京西路）万袜里的一幢单独的两层楼房里。黄以房东身份住在楼下，彭以房客身份住在楼上”

当时与彭湃同住二楼的是他的第二个妻子许冰及小儿子彭小沛，彭湃时任江苏省委常委兼军委书记。

江苏省委军委的秘密机关设在沪西新闸路经远里十二号，看守机关的是白鑫夫妇，正是这个白鑫，后来竟卖友求荣，使曾经同生共死的战友彭湃等人身陷囹圄，最后演变成一场大惨剧。

柯麟在《回忆彭湃》中写道：

“关于白鑫叛变的问题，我认为它不是偶然的。

白鑫原是叶挺部队政治教导队的指导员,当时我在国民革命军第四军军部当医务主任，他经常患病，常来找我治疗，因此对我颇有好感。

他参加广州起义后随军到了海陆丰,后来又到了上海，也找我看病。

开始时,他曾对我说他有一个亲戚原是国民党武汉部队中比较高级的政工干部，后来参加南昌起义随军南下到海陆丰，起义军在潮汕失败后，他想逃跑，被彭湃发现后枪毙了。

白鑫跟我讲这件事时，就表现了对彭湃有着咬牙切齿的痛恨。

白鑫对彭湃有私仇这件事,我曾对杨殷谈论过，但由于杨殷没有及时将这件事汇报给党中央，因而党中央派了白鑫到江苏军委，当了彭湃的秘书。”

史沫特莱首到上海

1928年12月底，两度离婚后的史沫特莱从苏联入境东北满洲里，此前她从柏林到莫斯科时，在那里住了一个星期，并与宋庆龄进行了会面。

入境后的她在沈阳逗留了一段时间，抵达北平时，徐志摩在一家烤鸭店招集一帮朋友请她吃饭，随后史沫特莱又在济南、南京等地作了长短不一的停留，1929年的5月初，史沫特莱带着她的翻译兼情人到达上海。

她避开英租界而住入了法租界，因为那时的英国情报机构已经把她列为间谍而对她实行监视。

到上海不久，那位随行的年轻翻译被打发，史沫特莱首先与共产国际派驻上海的代表格哈特·艾斯勒和阿瑟·尤尔茨取得了联系。

接着史沫特莱广交朋友，她接触的第一批中国人是接受过西方教育的知识分子，如徐志摩、胡适、杨杏佛等，当然这些人都不是重点，重点在于她后来向佐尔格介绍的“三对中国夫妇和一位日本记者”，即

陈翰笙、顾淑型夫妇，

董秋斯、蔡咏裳夫妇，

和日本记者尾崎秀实。

陈瀚笙，江苏无锡人，生于1897年，27岁获德国柏林大学博士学位后，成为北大最年轻的教授，人称“娃娃教授”

1925年，陈瀚笙经李大钊介绍，成为国共合作时的国民党党员，又由李大钊和苏联驻华大使加拉罕介绍，成为秘密的共产国际党员，开始了他长达25年的秘密工作。

李大钊遇害后，陈瀚笙携妻顾淑型逃离北京，转道日本撤到苏联，1928年回国后，在蔡元培主持下的中央研究院担任中国社会科学研究所所长。

1929年，陈翰笙组织农村经济调查团去无锡进行调查，调查团中除了张稼夫、秦柳方、薛暮桥、孙冶方等后来的中国经济学巨擘，还有美国记者史沫特莱。

董秋斯原名董绍明，生于1899年，天津静海人，就读燕京大学时与刘谦初、张采真、张放（方文）、蔡咏裳等都是同学。

1926年入党，曾在北伐军11军政治部任职，是《血路》的主编，挚友刘谦初是副主编。

大革命失败后，刘谦初与新婚三天的妻子张文秋分离，奔赴各地，最后担任的职务是中共山东省委书记兼宣传部长。

董秋斯和他的第二任妻子蔡咏裳则在上海从事翻译和秘密工作，与鲁迅成为好友，

董秋斯的女儿董仲民在《忆我的父亲、革命文学翻译家董秋斯》一文中写道：

“……通过（《世界月刊》）这份杂志，父亲和国际友人史沫特莱结下革命的友谊。

1931年，经过史沫特莱的介绍，父亲和蔡咏裳参加了第三国际东方局（亦为苏联红军总参情报部东方局）的工作，受东方局的负责人佐尔格的直接领导。

从此，他们辗转于广州、上海、香港、澳门等地，进行秘密工作，蔡还去过莫斯科。在此期间，父亲究竟做了哪些工作，他从未说过，我们也无处查询。”

董秋斯后来推荐张文秋、张放加入了这一组织，在香港送女儿董仲民、侄女董清民、董健民奔赴延安。

王学文，江苏徐州人，1895年生，曾留学日本，1927年入党，在中共情报史上也是谜一样的人物，

对自己做过的情报工作一直严守秘密，默不作声，我们只能从鲁特·维尔纳、中西功、西里龙夫、尾崎秀树（尾崎秀实胞弟）、沈安娜等人的回忆录及佐尔格的供词中隐隐约约地了解到当年一些真实情况。

从这些回忆录中，我们可以看到，中共情报史上最出色的红色特工，如日籍中共党员西里龙夫、中西功等，湖南特科的刘道衡以及“按住蒋介石脉搏”的沈安娜等，都是王学文亲自发展和派遣出去的。

尾崎秀实是《朝日新闻》常驻上海的特派员，他“表面上看来是绅士式的记者”，实际上却是在上海的日共和反战进步人士的核心人物，他与中共党员杨柳青、王学文一起，在上海东亚同文书院秘密发展成员，组织日支反战同盟，他们发展起来的日籍中共党员后来被周恩来称为“国宝级”的情报员。

“三对中国夫妇和一个日本记者”构成了“拉姆扎”情报系统的核心班底，陈瀚笙（曾化名王如卿）成为佐尔格的最得力助手，他应该就是佐尔格供词中的那个重要助手“王”。

“三对中国夫妇和一个日本记者”后来发展了佐尔格“拉姆扎”小组几乎所有的亚洲籍情报员。

三年论战的平息

鲁迅和许广平从广州定居上海后，迎来了第一波“革命文学大论战”。

据郁达夫回忆，当时创造社、太阳社的左翼青年们，集中火力攻击鲁迅长达三年之久。郭沫若骂得最凶，给鲁迅大扣帽子。

冯乃超、成仿吾、李初梨、蒋光慈、钱杏邨（阿英）等也都对鲁迅猛烈开火过，鲁迅自然应战回怼。

毛泽东后来说：“国民党压他，我们上海的共产党员也整他，两面夹攻，但鲁迅还是写。”

三年之久的“论战”为什么到1929年下半年慢慢平息了呢？

据王锡荣《左联90周年：党领导左翼文化运动的光辉旗帜》记述：

“周恩来、李立三开完六大途经哈尔滨，中共哈尔滨市委书记任国桢向周恩来汇报说，他收到鲁迅的信，谈到革命文学的论争情况……

周恩来、李立三感到这场论争的方向不对，变成了同室操戈，促使他们思考左翼文化界如何建立联合战线的问题。”

但我们现在知道，李立三和周恩来开完六大后是分批回国的，间隔达两个月之久。

刘晓滇在《革命文学的论争是如何结束的》一文中则说：

关于这段情况，夏衍在《懒寻旧梦录》中转述了楚图南提供的一个材料，称:“周恩来同志开完‘六大’，从莫斯科到远东越境进入国境，从任国桢那里看到了鲁迅给任国桢的一封信，谈到创造社的‘理论’和对这次论争的不满，恩来同志回到上海后，就要党组织干预这方面的工作。”

但据吴黎平的回忆，一直到1929年11月，早已取代蔡和森担任中央宣传部长的李立三找到参与中央文化工作委员会（中央文委）领导工作的吴黎平，对他谈了几点意见：

一、文化工作者需要团结一致，共同对敌，自己内部不应该争吵不休；

二、我们有的同志攻击鲁迅是不对的，要尊重鲁迅，团结在鲁迅的旗帜下；

三、要团结左翼文艺界、文化界的同志，准备成立革命的群众组织。

之后，李立三又交给吴黎平一个特殊任务，即让他与鲁迅联系，并征求鲁迅意见。

吴黎平“认为这不是李立三同志的个人考虑，而应该是代表了党中央的意见的。”

长达三年的论争，在中共六大代表回国一年多后，中共中央才高度重视这一旷日持久的笔墨官司，这中间有共产国际的影响。

史沫特莱的暗中相助在平息论争中起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史沫特莱到中国后，交友广泛，获取的信息量巨大，特别是他与董秋斯结识后，已对“中国的高尔基”——鲁迅有了相当深刻的了解。

史沫特莱后在《中国的战歌》一书中曾这样写道：“鲁迅是一位伟大的作家，被一些中国人称作中国的‘高尔基’。”

于是史沫特莱通过自己的渠道，向共产国际作了汇报，认为中共不但应该停止对鲁迅的攻击，而且要团结鲁迅，运用鲁迅的影响力促进革命。

高尔基是苏联社会主义文学最杰出的代表，受到斯大林的极力推崇。鲁迅既然是中国的“高尔基”，自然应该作为革命的旗手而不是攻击的对象，于是共产国际给中共中央下达了相关指示。

慕津锋在《从“论争”到“统一”》中写道：中共中央于1929年10月“正式通过江苏省委向创造社和太阳社中的党员发出了‘党中央关于停止同鲁迅论争的指示’，并派中宣部文委书记潘汉年、秘书吴黎平下到基层贯彻执行中央决定。”

关于史沫特莱暗中相助、共产国际给中共中央下达指示一事，虽然现在没有正式史料作为明证，但我们可以在众多回忆录中找到一些或隐或现的旁证。

首先，是论争结束的四年以后，即1933年，在上海召开了远东反战会议，这次会议完全是在共产国际的指示下召开的。中共中央对此事的重视程度和执行力度，与四年前的“平息论争”旗鼓相当。

徐恩曾在其回忆录中谈到此事时说：“这情形被史沫特莱看到，认为这是共产党的失策，因为鲁迅在中国文坛和青年群中极有影响力量，大可加以利用，因而向共产党建议应设法把他争取过来。这建议立即被接受……”

第三，在中央苏区时，博古曾提议让鲁迅到苏区担任中华苏维埃共和国的教育部长；红军长征到陕北后，中共中央派冯雪峰潜回上海，交给他的四项任务中，有三项任务是洛甫（张闻天）布置的，其中之一就是“到上海后，务必先找鲁迅、茅盾、（胡愈之）等……”

博古、洛甫当时都是王明在党内的代言人，与主导“平息论争”的李立三是在两条路线上斗争的人，如果没有共产国际的因素，很难在对待鲁迅一事上保持惊人的一致。

第四，共产国际通过不同的信使，至少三次邀请鲁迅前往苏联进行治疗休养。

一次是在苏联驻沪领事馆中，鲁迅与史沫特莱、宋庆龄、茅盾等人一起受到了苏联驻华大使和驻沪领事的热情接待。宴会结束后在月台上休息时，“这时集中的谈话就是邀请鲁迅先生到苏联观光，旁边赞助最力的是史沫特莱女士等。”

另两次分别是胡愈之和胡允恭先后从香港赶到上海，向鲁迅“转达了苏方的邀请”，请鲁迅与胡愈之、陈铭枢一同前往苏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