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介景堂刻本《聊斋志异摘抄》的基本情况
清乾隆三十二年(1767)孟夏,王金范在山东长山县周村镇(今淄博市周村区区治)刻成《聊斋志异摘抄》,内封题“乾隆丁亥孟夏新镌,金坛王金范删定,介景堂藏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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介景堂刻本《聊斋志异摘抄》
该版本一般被称为“王刻本”,作为《聊斋志异》的早期刻本,备受学界关注,如陈乃乾先生《谈王金范刻十八卷本〈聊斋志异〉》[1]、袁世硕先生《王金范选刻十八卷本〈聊斋志异〉》[2]等研究颇为深入,齐鲁书社亦于1998年出版孟繁海、孟原校注《王刻聊斋志异校注》。但介景堂刻本因刊刻较少、流传不广,故世所罕见,学界未展开细致研究。
本次影印底本藏于北京市文物局综合事务中心,两函十八册,“金镶玉”装帧,原书高24厘米,宽14.5厘米。版框高13.6厘米,宽11厘米。
正文每半叶九行,行二十字。顺序为:牌记、高珩序、唐梦赉序、蒲松龄序(即《聊斋自志》)、王金范序、聊斋志异题词、志异摘抄题词、志异摘抄总目、正文十八卷(含各分卷目录)、宋允睿跋。
北京市文物局综合事务中心藏介景堂本《聊斋志异摘抄》系初刻,保留了更多的原始信息。如牌记,书名作“聊斋志异摘钞”,标明“摘钞”;而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藏乾隆五十年(1785)郁文堂本,牌记书名仿雕青柯亭本隶书字体作“聊斋志异”,显然想冒充全本。
如著作方式,牌记标明“金坛王横山删定”,不提及原著者蒲松龄;而郁文堂本则为“淄川蒲松龄柳泉氏著,金坛王梓园横山氏参定”,明确了原著者的名分,同时把王金范的工作认定为“参定”,并附“分类圈点”四字,更加中肯。
如书眉,高珩序、唐梦赉序、蒲松龄序和聊斋志异题词的书眉作“聊斋志异”,王金范序、志异摘抄题词、志异摘抄总目、正文十八卷、宋允睿跋的书眉作“志异摘抄”;郁文堂本虽然在牌记上标注“乾隆乙巳年重镌”,实际上只是挖改书眉中的“摘抄”二字,内文如“志异摘抄总目”改作“聊斋志异总目”,“志异摘抄目录”改作“聊斋志异目录”,但卷之八则因疏漏未改(类似情况,也出现于南开大学图书馆藏本、浙江图书馆藏本,南开大学图书馆藏本卷之六、卷之十也未改,帮助其早于浙江图书馆藏本),“志异摘抄卷之×”改作“聊斋志异卷之×”。如题词,分为聊斋志异题词和志异摘抄题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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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介景堂刻本〈聊斋志异摘抄〉》,齐鲁书社2024年10月影印版。
前者有王士禛诗一首、张笃庆诗四首、朱缃诗两首、宋允睿《书云萝公主传后》诗一首;后者有王升诗两首、包燻诗一首、王乔诗三首、包燿诗一首、王廷华《调寄惜分钗》词一阕。郁文堂本则增刻李维梓诗六首、陆同文《调寄满庭芳》词一阕。
由上可见,介景堂本《聊斋志异摘抄》问世之初即以选本面目示人,但青柯亭本《聊斋志异》风行天下后,《聊斋志异摘抄》重印本则改头换面,删落“摘抄”痕迹,冒充全帙,应是书商射利之为。
二、王金范其人及交游
(一)王金范其人
王金范的生平家世,江苏金坛《三旌义门王氏族谱》卷十二《事行四》载其小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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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旌义门王氏族谱》
茂四公讳金范,字文叙,号横山,观察公第四子。性方耿,遇不可,义形于色。尤严取予,尝镌一小篆,曰“清白吏子孙”,昕夕佩之。幼随父出守严州,即留心吏治。观察调任滇南,时公曾祖、大父在堂,留公侍奉,能得其欢心。逮观察晋天津道,政事轇轕,公勷佐焉。
初,公读书期大用,从岳翁方望溪先生游,剧赏之。观察卒,家中落,曹太恭人年高,亟思禄养,遂以太学生就主簿职,效力直隶河工。河帅顾公、制府方公咸器之,委修思陵、金陵等工,俱称职。迁新安县丞,建闸卫田,督修城工。乙亥,丁内艰,服阕,改补山东之蒲台,以熟练城工,总档子房事,量移长山县丞。公前后历署新城、长山、莱芜、文登县篆,所在尸祝,循声久着。丙戌,大计卓异候升,未几卒于官。
方畿辅试用时,当道者非无葭莩可援,而公不稍贬,浮沉闲散十余年,囊橐萧然,优游自得,真无忝“清白吏子孙”矣。生于康熙丁亥七月初八日,卒于乾隆丁亥八月二十二日。配方孺人,贤而孝,内治严肃,生于康熙丁亥九月二十日,卒于乾隆戊午八月十二日。合葬官坊村祖茔。
据许隽超对《三旌义门王氏族谱》及王金范相关史料研究[3],金坛义门王氏的始迁祖为宋代王彦融,王金范为金坛王氏第十七世。
其父王广益,字受州,号方厓,康熙十八年(1679)十一月十一日生,雍正十三年(1735)六月初一日卒。以岁贡捐纳,官浙江严州知府,署直隶天津道,即王金范小传中的“观察公”。
王广益有景范、允辚、用豫、金范、可权、寅皋六子。王金范行四。《聊斋志异摘抄》中避“益”字问题,陈乃乾先生推测:“这‘益’字可能是王金范的父亲或祖父的名字,为了避他自己的家讳,把《聊斋志异》里的‘益’字全改掉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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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人生平家世考》
据此小传,明显是避父亲名讳。同时,也帮助王金范受父亲的影响之深。
据光绪《严州府志》,康熙五十八年(1719),王广益去任,乡里感其德,请邑人张云鹏为之撰记刻石,“公方黜己之聪明,征于民之视听,于是疑狱反,矜恤行,恤者生,疑者信,沛乎若河决下流而东注,恢乎若虹烛险魃而丑彰矣”,除高度评价其本职工作外,还对他“以其余力修圣宫,创贤祠,浚河渠,掩枯骨,兴立教化,皋比谈经”的事迹充分肯定。
王广益清廉有为,给正值少年的王金范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故王金范以“清白吏子孙”(王金范极为珍视这一身份,在其手书自序落款时将此印章排在三枚印章之首)自勉,始终将做好基层官吏作为己任,其思想立场也是紧紧围绕这一出发点的。这也是他与《聊斋志异》原作者蒲松龄评价社会不公正现象时产生一定矛盾的根源所在。
另外,王金范早年“读书期大用,从岳翁方望溪先生游,剧赏之”,向我们透露了一条线索,即其受到桐城派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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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苞集》
方苞(1668—1749),字灵皋,亦字凤九,晚年号望溪,亦号南山牧叟,是清代桐城派散文的创始人。方苞尊奉程朱理学和唐宋散文,提倡写古文要重“义法”:“‘义’即《易》之所谓‘言有物’也,‘法’即《易》之所谓‘言有序’也。意以为经而法纬之,然后为成体之文。”(《又书货殖传后》)
提出文章要重“清真雅正”和“雅洁”,认为古文中“不可入语录中语、魏晋六朝人藻丽俳语、汉赋中板重字法、诗歌中隽语、南北史佻巧语”(沈廷芳《书方望溪先生传后》)。
方苞倡导“凡无益于世教、人心、政法者,文虽工,弗列也”(《送李雨苍序》),持论严正,康熙帝对其青睐有加,颇多眷顾。实际上,桐城派文风因迎合了清朝巩固思想统治的需要,而得以流行广远,影响颇大。
作为一介书生,身份又是方苞的乘龙快婿,王金范在写作风格和文学思想上势必深受岳父的影响,其文风和审美自(许隽超:《王金范生平家世考》,载《蒲松龄研究》2018年第4期)然也会偏向“约其辞文,去其烦重”,这也充分反映在《聊斋志异摘抄》中大量存在的文句篡改和情节删削上,王金范以散文笔法为规矩,以思想务必益于世教、人心、政法为旨归,“不特可以破拘墟之习见,悟理境之无方,而于世道人心,亦不无少补云”(王金范《聊斋志异摘抄·序》),然后作用于小说,不可避免地会产生剧烈的冲突,甚者面目全非,有违蒲松龄原稿之风貌。
(二)王金范的交游情况
此小传未详述王金范任职的具体时间,考《长山县志·职官表》,乾隆二十七年(1762),王金范由蒲台县丞调任长山县丞,乾隆三十二年(1767)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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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山县志》
主要是于此期间,在“同人怂恿付梓,公诸同好,置之案头”(王金范《聊斋志异摘抄·序》)的鼓动下,他完成了《聊斋志异摘抄》的删定工作。
为初刻本《聊斋志异摘抄》作序跋、题词、书版之人,即王升、包燻、王乔、包燿、王廷华、宋允睿等,他们也正是王金范的“同人”“同好”。
王升,字约轩,山西翼城人,据《淄川县志》,其乾隆二十年(1755)任淄川县丞,工书法及诗、古文词,乾隆二十八年(1763)离任。淄川、长山两县相邻,王升与王金范同姓,且职级相同、爱好相仿,于公于私皆会过从甚密。
《聊斋志异摘抄》的底本即为王升依靠其在淄川任职时的人脉关系所借之“曾氏家藏抄本”,若无亲密关系,断不能为友人费心竭力。
而王升擅长隶书,手写上版唐梦赉所作序言,蚕头燕尾,颇见功力,绝非泛泛之辈。他还作诗两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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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淄川县志》
羲文周孔载盈舆,
司马多才赋《子虚》。
当日坡公空说鬼,
不曾留得几行书。
《聊斋》草创未经修,
豕亥传留待校仇。
宗孟横山笔削后,
于今异志有春秋。
意为除了上古圣贤,王金范可比肩司马相如、苏东坡,王升高度评价了其校修、笔削之“功”。当然,为友人题词难免有阿谀奉承之嫌,不过也可看出“曾氏家藏抄本”的确存在不少讹误。
作为底本的提供者,王升是了解这一情况的,我们从中亦能发现《聊斋志异》早期传播的抄本信息。
王升之弟王廷华,字思亭,也是工诗善书,他楷书上版高珩序,端正隽秀,比对书风,牌记似亦出自其手。他作了《惜分钗》一词:
聊斋笔,狐鬼迹,真真假假空耶色。墨痕干,夜光寒,经营惨淡,泪烛成斑。难!难! 江上客,哦松室,小楷蝇头消永日,一回删,一回攒,镌梨(孱刂)枣,成就今番。看!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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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翼城县志注释》
王廷华史料甚少,仅见于民国《翼城县志》其兄王升传记,想必随其兄在山东谋生。从题词内容来看,此时正值《聊斋志异摘抄》付梓,王升与王金范交情匪浅,故有意有借同侪之书扬胞弟之名。
王乔,字仙令,金坛人,是王金范的同乡,他一口气写了三首絶句:
牛鬼蛇神在眼前,
非关太乙喜谈玄。
无边棒喝何从会,
细雨阴风欲暮天。
自辟茅堂号且居,
哦松弄竹更摊书。
阮家一任崇无鬼,
司马何妨赋《子虚》。
蒲子挥毫寓意深,
丹黄仇校费清吟。
世人不识弦中趣,
未许轻弹子敬琴。
后两首引用阮修、王子敬的典故,可见其熟读《世说新语》,对文言小说倾心已久,更是尊称蒲松龄为“蒲子”。对于做了删定刊刻工作的同乡王金范,王乔则将其视为偶像蒲松龄的知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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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尊经阁藏宋本《世说新语》
包燻,字藜照,据《长山县志》,乾隆十三年(1748)任长山典史,四十一年(1776)离任,在长山任职时间颇长,且与王金范做过数年同僚。他撰写一首七律:
结情撰景假耶真,尽足消磨磈礧身。
斟酌删除空理障,商量摘取觉红尘。
濡毫几案生风雨,落纸烟霞动鬼神。
果得高人有深致,一回展卷一惊人。
颔联中“斟酌删除”“商量摘取”为王金范删定《聊斋志异摘抄》大唱赞歌。但不知为何,这首诗也被二十四卷抄本《聊斋志异》收录。
显而易见,包燻此诗颂扬的是王金范而非蒲松龄,这条线索为我们研究《聊斋志异》早期传播提供了一个重要的信息。包燿,字丽廷,系包燻之弟,他也作了一首七律:
鲸波蜃气世情浮,且读仇池恣冥搜。
订误经年收铁网,校雠暇日写蝇头。
妄缘到尽方成觉,识界归真始可求。
为唤痴人醒尘梦,匠心谁识最深幽。
“校雠暇日写蝇头”,结合王廷华题词中的“小楷蝇头”,可见他们二人见过王金范的工作底本,也了解其删定的具体过程。
宋允睿,字默庄,为《聊斋志异摘抄》撰写了跋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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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介景堂刻本〈聊斋志异摘抄〉》
《聊斋志异》为淄川蒲柳泉先生所着,闻书初成,即有以千金购之者,柳泉弗受也。柳泉就闻见所及,以风驰电掣之椽笔,写牛鬼蛇神之情状,抑亦借无稽之谈,发其无聊之思耶?
忆丁卯岁,适遭悼亡,长夏神伤,友人遗余抄本,读之悲怀稍释,惜无好事者登诸梨枣,与《齐谐》志怪、《虞初》纪异并垂为憾。
忽忽廿载,吾友王子横山先生,嗜古好奇,学优遇啬,殆与柳泉后先同辙。爰取是书,删而订之,得十八卷,名曰摘抄,笔虽游戏,而寓觉世牖俗之心焉。则与柳泉之徒侈词富,相去有迳庭矣。长洲同学寅弟宋允睿跋。
宋允睿是王金范的江南老乡,且有同学之谊,酷爱《聊斋志异》,早在乾隆丁卯(1747年)夏就得到抄本,借以消遣悲怀。因与王金范交好,他有可能向王金范大力推荐这部与《齐谐》《虞初志》比肩的志怪小说,并告知尚未刊刻的讯息。在宋允睿的怂恿下,王金范自然萌生了删改付梓的想法。
由上可见,为介景堂本《聊斋志异摘抄》作序跋、题词、书版的六人,具有共同的旨趣,工书法、好诗文,或同僚、或同乡、或同学,过从甚密,交往颇深。
从交往的地域范围、从属的社会阶层上来看,王金范的“朋友圈”高于蒲松龄的圈层。相对于最后仅仅是个拔贡的乡野书生,作为朝廷命官的王金范肯定自视甚高,而身份又是文学大家方苞爱婿,他自然对于《聊斋志异》原稿颇置微词,如“其书浩漫”“亥豕既多”“甲乙紊乱”等;加之未经付梓,抄本“前后枘凿”“头绪繁剧”等。作为出版者,他完全以鸠占鹊巢、居高临下的姿态大肆删改原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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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宝堂梓行《聊斋志异摘抄》
三、王金范摘选、删改《聊斋志异》的情况
(一)所据底本
据王金范所作序言,“辛巳春,余给事历亭,同姓约轩,假得曾氏家藏钞本,公退之余,爰择其可观者,删繁就简,分门别类,手钞而点窜之,几阅寒暑,始得成帙,哦松之暇,聊以自娱”。
辛巳,为乾隆二十六年(1761),王金范在这一年于济南通过王升得到了《聊斋志异》的抄本。
这个抄本,王金范称“曾氏家藏”,据袁世硕先生研究,王培荀《乡园忆旧录》卷二“曾南村”条云:“曾南村尚增,历城人,吾邑张榆村先生高第弟子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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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乡园忆旧录》
张榆村即张元,他与蒲家关系紧密,蒲松龄墓表便出自其手,雍正年间他曾在济南朱家坐馆,大名鼎鼎的铸雪斋抄本的底本即为张元从淄川蒲家借来的《聊斋志异》原稿。
曾尚增是历城人,又是张元高足,可能在济南看到张元所借的《聊斋志异》原稿,或者通过张元关系搞到朱家的抄本。
再据《历城县志》卷三十八《列传四》,曾尚增卒于乾隆二十五年(1760),其去世后藏书外借或外流也属正常,故王升才有机会借得曾家抄本,与同好王金范分享。而作跋的宋允睿,手头也有一部抄本,大概是珍爱有加,并没有借给王金范。
(二)摘选篇目
据该书总目,是分为十八卷,二十六类:孝、悌、智、贞、义、贤、梦征、勇、情痴、书痴、炎凉、术、妒悔、糊涂、诡谲、谑报、薄幸、亵报、淫报、不孝、杂记、神(判附)、仙、鬼、狐、妖。其中,“不孝”,正文中无;“杂记”,正文中作“杂纪”;“神(判附)”,正文目录作“正神(判附)”,正文内文作“正神”。
具体篇目详见下,括注为现今通行的《聊斋志异》原稿篇名[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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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聊斋志异摘抄》
卷之一
〔孝〕
商三官 侠女 珊瑚 仇大娘 田七郎 陈锡九 大男 于江 庄农(水灾) 周顺亭(孝子)
卷之二
〔悌〕
张诚 啇二(二商) 曾友于
〔智〕
施愚山(胭脂) 周元亮(诗谳) 朱徽荫(老龙船户) 于成龙二则(于中丞) 费祎祉二则(折狱) 张老相公 张氏妇
〔贞〕
陈云栖 细侯
〔义妇〕
乔氏(乔女)
〔贤妇〕
细柳 林氏 谢氏(云萝公主附)
卷之三
〔梦征〕
杨公(杨大洪) 王桂庵子寄生附
〔勇〕
崔猛 吴将军(大力将军) 某妾(妾击贼) 尼僧(武技) 农妇 勇女(大人) 杨千总 徐彪(夜叉国)
〔情痴〕
孙子楚(阿宝)
〔书痴〕
郎玉柱(书痴)
〔炎凉〕
胡四娘 镜听
卷之四
柳生 小二 相士(邢子仪) 钱卜(钱卜巫) 道士(锺生) 老僧二则(续黄粱、画壁) 老尼(孙生) 单道士 道人(道士) 采薇翁 戏术三则(偷桃、戏术其二、戏术其一) 卜者(妖术) 妖道(长治女子) 术人(小人) 造畜
卷之五
〔妒悔〕
江城 金氏(邵女) 连氏(段氏) 毛氏(段氏附)
〔糊涂〕
陈其善(郭安) 邑宰(郭安附) 陈端庵(郭安附王渔洋评) 司训三则(司训附、司训、饿鬼) 王生(单父宰附)
〔诡谲〕
某家内眷(天宫) 某妻弟(真生附) 刁某(刁姓) 牧竖 淄川吏(梦狼附[5]) 曹操(曹操冢)
〔谑报〕
霍生 王某(霍生附)
〔薄幸〕
南三复(窦氏) 姚安
〔亵报〕
周生 安邱生(果报其一)
〔淫报〕
博兴势豪(博兴女) 某甲
卷之六
〔杂纪〕
颜氏 易嫁(姊妹易嫁) 郭华野(公孙夏附) 神医(太医) 贤宰(邵临淄) 张不量 蒋虎臣(蒋太史) 乱离二则(乱离其二、乱离其一) 库官 橘树 真定女 金永年 化男 汪可受 李象先 某生(狐惩淫附) 三生 裸体二则(地震) 青城山妇(青城妇) 屠户三则(狼其三、狼其二、狼其一) 义犬 情鸿(鸿) 狮(狮子) 象 大蛛(龙戏蛛) 黑兽 蛤 大蝎 鹿衔草 古瓶 红毛毡 查牙山洞 煤洞(龙飞相公附) 研石 淄川某(某乙) 某经略(三朝元老附) 元老(三朝元老) 秦桧
卷之七
〔正神〕
冥王二则(元少先生、阎王) 酆都御史 周将军二则(董公子、冤狱) 雷曹 雹神 蝗神(柳秀才) 陆判
〔仙一〕
芙蓉城(瞳人语) 乩仙(何仙) 安期岛 吕祖(吴门画工) 宫梦弼 白于玉 余德 刘海石 郎生(贾奉雉) 颠道人
卷之八
〔仙二〕
巩仙 和生(瑞云) 阳十姑(粉蝶) 老妪(菱角) 彭海秋 神女 芳云(仙人岛) 西湖主 青娥
卷之九
〔仙三〕
云萝公主 嫦娥 锦瑟 龙女(罗刹海市) 织成 竹青 霞姑(五通) 翩翩 霍女
卷之十
〔鬼一〕
庚娘 纫针 连城 连琐 慰娘(薛慰娘) 秋月(伍秋月) 晚霞 秋容小谢(小谢) 梅女 鲁女(鲁公女)
卷之十一
〔鬼二〕
宦娘 小倩(聂小倩) 无病(吕无病) 阿端(章阿端) 祝生(水莽草) 湘裙 阿霞 爱奴 九娘(公孙九娘) 文淑(房文淑) 温姬(嘉平公子) 鬼梦(凤阳士人)
卷之十二
〔鬼三〕
聂政 王六郎 田子成 刘氏妇(刘夫人) 叶生 去恶(于去恶) 褚生 宋生(司文郎) 王兰 长清僧 金生色 牛成章 刘某(刘姓) 隶役(布客) 周克昌 紫花和尚
卷之十三
〔狐一〕
马介甫 恒娘 狐妪(王成) 秀才(念秧其二) 真生 潍狐(潍水狐) 胡生(胡氏) 韵狐(沂水秀才) 狐联 酒友 绩女 矮狐(秦生) 周三 老翁(河间生) 嫁女(狐嫁女[6]) 狐戏(王子安)
卷之十四
〔狐二〕
青梅 婴宁 十四娘(辛十四娘) 凤仙 长亭 娇娜 青凤
卷之十五
〔狐三〕
红玉 莲香 小翠 小梅 鸦头 狐姊(阿绣) 封三娘 九郎(黄九郎)
卷之十六
〔狐四〕
舜华(张鸿渐) 三娘(巧娘) 狐报(荷花三娘子) 狐梦 狐妾 胡四姊 狐谐 狐仙(褚遂良) 萧七姊(萧七) 狐女 汾狐(汾州狐) 双灯 毛狐 灯狐(犬灯) 金陵女子
卷之十七
〔狐五〕
翠仙(云翠仙) 邻舟妇(武孝廉) 丑狐 毛物(浙东生) 小丈夫(贾儿) 窃食狐(农人) 入瓶(狐入瓶) 伏狐二则 阿琐(董生)
〔妖一〕
香玉牡丹 葛巾牡丹 黄英菊 素秋蠹鱼
卷之十八
〔妖二〕
花姑子獐 白秋练白骥 阿纤鼠 绿衣女蜂 莲花公主蜂 少女鸡(冯木匠) 八大王鳖 三仙蟹蛇虾蟆 静山猴(侯静山) 苗生虎 狞鬼猪(画皮) 海公子蛇 巨龟(申氏) 黎氏狼 书生泥怪(泥书生) 马画怪(画马) 小官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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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刻聊斋志异校注》
据此篇目,一目了然,该书收录275篇,包括从原本析出的附文11篇,又有合二篇为一刊出者3篇,实际收文267篇,约占《聊斋志异》全书的二分之一强。
袁世硕先生《王金范选刻十八卷本〈聊斋志异〉》一文详述了该书编选、分门别类、删改的特点,在此不再赘述。只是袁先生认为:“此本最初曾拟定名为《聊斋志异摘抄》……由于王金范觉得《聊斋志异》向无刊本,为突出自己‘删定’之功,所以便直以《聊斋志异》之名出之了。”
今观介景堂本牌记可知,王金范付梓之时的确定名为《聊斋志异摘抄》,且为了凸显自己,除总目、卷一目录两处外,未标示原作者,而是写明“金坛王横山删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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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袁世硕文集》
四、介景堂刻本《聊斋志异摘抄》的价值
(一)出版意义
从正式刊行的角度来看,介景堂刻本《聊斋志异摘抄》仅比青柯亭刻本晚了五个月,是《聊斋志异》第二个刻本,也是第一个选刻本,因而具有重要的出版意义。在此之前,《聊斋志异》的传播多是以口头和抄本的形态展开。
而青柯亭刻本、介景堂刻本在大江南北相继刊行,因刻版梓行、商贾发售的便利,大大推动了《聊斋志异》的传播与普及。
最早记录这两个刻本信息的是杨复吉《梦阑琐笔》:
蒲留仙《聊斋志异》脱稿后百年,无人任剞劂。乾隆乙酉、丙戌,楚中、浙中同时授梓,楚本为王令君某、浙本为赵太守起杲所刊。
虽然杨复吉误将王金范的介景堂刻本称为“楚本”,但明确记载了刻本梓行终结《聊斋志异》这部名著“无人任剞劂”的历史。
不过,这并非意味着抄本时代的终结,毕竟在清代乾隆嘉庆时期,书价不菲,缺乏购买力的读者往往采用誊抄、选录刻本的方式获取该书。
根据目前调查的信息,《聊斋志异摘抄》不乏抄本,如北京市文物局所藏的两个抄本[7],经笔者初步研判公布书影的文字信息,均为《商三官》,通过比对,这两个抄本来源为刻本,而非稿本,可能系买不起刻本的读者抄写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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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梦阑琐笔》
再如北京大学潘建国教授所藏的选抄本[8],六册,全书笔迹为一人抄录,“序”云:“是年,余馆于寿邑牟翁之居敬堂,堂设书卷正多,拣得《聊斋志异》两函,春间阅至三月,欣之,遂摘抄得其六卷,自谓不特可以娱目,破拘墟之习见正不少也。”落款署“咸丰元年岁次辛亥清和月上浣古青拙愚堂殷建中选抄”。
“寿邑”乃今之山东东平,“古青”乃今之山东青州,由此可知殷建中系青州人,咸丰元年(1853)前后在东平县牟家任塾师期间完成选抄。
抄本题词云“晨早摊书居敬堂,自抄自选自商量。抄成《志异》详推阅,若见神仙坐满床”,应出自殷氏之手,可见其文学水平虽不甚高但却极为激赏《聊斋志异》。
潘建国教授进一步指出:“倘若转换一下研究角度,即站在《聊斋志异》文本传播的立场,那么,王金范选刻本、咸丰选抄本藴涵的学术价值就会显现出来。事实上《聊斋志异》的选本存世不少,仅笔者所知就有乾隆黄炎熙选抄本、道光七年(1827)刊小芝山樵选本《聊斋志异》六卷、清刻古歙江绍莲摘抄《十八种新书聊斋志异》五卷、清抄本《聊斋志异摘抄》十六卷等等。运用上述选本提供的资料,可以考察不同时期不同地区的读者,对于《聊斋志异》小说的接受情况与欣赏口味。”[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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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纸上春台》
综而言之,介景堂刻本作为选本的出版意义一方面在于扩大了传播范围,提高了知名度,对《聊斋志异》经典化做出了重要贡献;另一方面,其自身带有主观选择与有意改动的特点,真实反映了《聊斋志异》早期接受者的审美水平与对原作者蒲松龄的尊重程度。
这种围绕作家作品的接受与传播会随着《聊斋志异》的持续出版发行而不断得到强化,形成了各种各样的经典版本。
(二)校勘价值
介景堂刻本《聊斋志异摘抄》尽管删改严重,为世人所诟病,但其保留了早期抄本的原始风貌,具有一定的校勘价值。
最早质疑王金范的是清代著名学者俞樾,他在《春在堂随笔》卷六云:
蒲留仙《聊斋志异》一书,脍炙人口久矣。然世所传本皆十六卷,但云湖前辈评本亦然。乃今又见乾隆间余历亭[10]、王约轩摘钞本,分十八卷,以类相从,首孝次弟,终以仙鬼狐妖,凡分门类二十有六,字句微有异同,且有一二条为今本所无者。
卷首有乾隆丁亥横山王金范序,其略云:“留仙蒲子以玩世之意,作觉世之言,其书汗漫,亥豕既多,甲乙紊乱,又以未经付梓,钞写传讹,寖失其旧。辛巳春,余给事历亭、同姓约轩假得曾氏家藏钞本,删繁就简,分门别类,几阅寒暑,始得成帙。”
然则其书亦旧本也,其异同处多不如今本,不知谁是留仙真迹。至所分门类,则无甚深意,殊觉无谓。又删“异史氏曰”四字,其评语亦不全,惟今本所无诸条,好事者宜录备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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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春在堂随笔》
20世纪60年代初,郑州大学中文系《聊斋志异》研究小组依据河南辉县发现的一卷王金范选刻本残本展开细致研究,经过详细比对手稿本、铸雪斋抄本、青柯亭刻本,得出如下结论:
由上观之,王金范刻本《聊斋志异》在校勘和艺术加工上,是具有一定价值的。但是,这不是说王刻本统统都是如此。由于王金范等人过分强调以“删繁就简”的原则删订《聊斋志异》,所以在不少地方对原著的生动描绘和丰富文采有所斫伤;虽然简是简了,但是却减得缺少艺术光辉。……
总的说来,我们核校王本残卷得到的认识是:它具有校勘诸本《聊斋志异》的价值,它的勘误和在艺术上的加工,颇有可取之处。但是由于他过分“删繁就简”,致使聊斋原著有不少不是改得“字句微有异同”,而是给人以面貌大变的感觉。“至所分门类”,虽不能全如俞樾说的‘殊觉无谓’,但意义不大,确是实情。[11]
虽然研究者所据的底本是郁文堂本而非介景堂本,但除挖改版心、增加题词外,二者系同版。由此可见,经过王金范删改之后,《聊斋志异摘抄》依然保留了部分曾氏抄本的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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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乃乾文集》
陈乃乾先生也认为“王金范刻本还留着些删而未净之处”,“除了大段删改之外,一般都是文法修辞上的删节和钩乙,对于原文所用的辞汇还保留不少。这保留的部分可以校正旧钞本的错字”[12]。
目前发现并公布的《聊斋志异》早期版本越来越多、图像越来越清晰,我们可以依托介景堂刻本《聊斋志异摘抄》中较其他抄本、刻本文字偏多的篇章开展专项校勘工作,一方面去探究《聊斋志异》早期版本的初始面貌,另一方面也可深入分析乾隆中期之后文网日密导致著作篡改删削的历史文化现象。
(三)版刻信息
此次依据底本,采用灰度影印的形式,使纸张的褶皱和污损“毫发毕现”,真实反映原书的状态,最大限度地保存古籍中的各种信息,为研究小说出版史的学者提供重要的原始文献参考。
首先,书版的挖改痕迹能够清晰呈现,具体列举四处如下:
其一,卷之三《崔猛》“封侯万里”四字,应为“南面而王”。
其二,卷之三《吴将军》“他事得罪”四字,应为“修史一案”。
其三,卷之五《司训三则》“夏曰校三”四字,应为“犬之性四”。
其四,卷之十三《潍狐》“具此等面目”五字,应为“以此居民上”;“自爱”二字,应为“临民”。
这些明显属于刻版之后的挖改动作,可能出于“同好”的建议,也可能鉴于文字狱的严苛要求,客观地反映出王金范的思想立场与时代局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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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校会注集评聊斋志异》(修订本)
其次,如底本中的“士卿彭记”的戳印、“增盛东记选料荆川太史”的纸厂印记、天头处的纸料套色纹案,均予以保留。这些存留在古籍上的信息,随着学界对于古代造纸业、雕版印刷业等考察的深入开展,也成为研究清代乾隆年间的书坊用纸选料情况的重要资料。
此外,作为初刻的“介景堂”堂号现已无从考证,而据孙方之调查,“郁文堂”在周村丝市街原东方红照相馆处。[13]
可见该书版片转售也未出刻版所在地周村的范围,这应与清代周村当地发达的经济密不可分。
长山县县治在今邹平县长山镇,但自清初以来,周村因其地理位置优越,交通便利,商贾云集,日益兴旺,成为鲁中重镇,长山县特将县丞设于此地。作为长山县丞,王金范在周村办公、居住,故其落款署“周村且居书室”。
他依靠主政一方的地位,利用当地的人脉资源,获取抄本,雕版刊刻,甚至在付梓后挖改书版,可见当时周村经济之发达与商业之便利。但客观来讲,介景堂刻本《聊斋志异摘抄》的刻工与刷印技艺较青柯亭本有不小的差距,此次影印,原书刷印所致的叠影墨渍、棕刷痕迹均未修去,真实反映出当时周村的刊印水平,以供相关学者深入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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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津图书馆藏青柯亭刻本聊斋志异》,齐鲁书社2023年4月版。
能够将世所罕见的介景堂刻本《聊斋志异摘抄》收入齐鲁书社出版的《〈聊斋志异〉珍本丛刊》并公之于众,有赖于北京市文物局领导的认可与支持!承蒙该局综合事务中心张胜磊先生、张晶晶女士的鼎力协助,在著名藏书家、学者张青松先生的帮助下,此项工作方能顺利完成。值此付印之际,特致以诚挚的敬意和由衷的感谢!
同时也相信在诸位专家学者和广大读者的支持下,《〈聊斋志异〉珍本丛刊》定会精品迭出、更上层楼,成为聊斋学研究的重要文献基础!
注释:
[1] 陈乃乾:《谈王金范刻十八卷本〈聊斋志异〉》,载《文物》1963年第3期。
[2] 袁世硕:《蒲松龄事迹著述新考》,齐鲁书社1988年版,第409—432页。
[3] 许隽超:《王金范生平家世考》,载《蒲松龄研究》2018年第4期。
[4] 参见任笃行辑校《全校会注集评聊斋志异(修订本)》,人民文学出版社2016年版。
[5] 该篇仅见于《聊斋志异遗稿》。
[6] 介景堂本正文部分该篇题目亦为“狐嫁女”。
[7] 北京市文物局图书资料中心编:《北京市文物局图书资料中心古籍善本录》,国家图书馆出版社2019年版,第1095、1096页。
[8] 潘建国:《古代小说珍稀史料知见录》,见《纸上春台》,凤凰出版社2021年版,第124—127页。
[9] 潘建国:《古代小说珍稀史料知见录》,见《纸上春台》,凤凰出版社2021年版,第127页。
[10]俞樾误将王金范序中“余给事历亭”之“给事”理解为“给事中”。陈乃乾先生、袁世硕先生已指正。
[11]中文系《聊斋志异》研究小组:《谈乾隆三十二年刊十八卷〈聊斋志异〉残本》,载《郑州大学学报》1962年第1期。
[12]陈乃乾:《谈王金范刻十八卷本〈聊斋志异〉》,载《文物》1963年第3期。
[13]孙方之:《王金范选刻本〈聊斋志异〉价值及印刷堂号考辨》,载《蒲松龄研究》2016年第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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