特务自告奋勇劝降故交，众人犹疑不决，黄克诚拍板：出了事我负责

1950年4月13日清晨，湘江薄雾未散，省公安厅院内忽然来了个不速之客——方天印。此人原是军统湘西情报站副站长，三个月前刚被通缉，如今却拎着一只灰旧行李箱主动敲门投诚，还带来厚厚一叠名单。那份名单上，密密麻麻写着湘西潜伏特务与匪首的暗号、联络点，甚至包括“罗二爷”罗文杰的藏身处——沅陵滴心洞。

厅长夏印审完材料，正犹豫下一步怎么走，方天印压低声音说：“让我上山劝罗二爷下来。他信我。”这一句话让会议室炸了锅。因为方天印自己也是军统旧将，若趁机脱身重返深山，后果谁担？讨论持续到深夜没结论，最后只好把难题报省委。

次日，省委书记黄克诚听完汇报，略一沉吟，说出了决断性的八个字：“出了事，我来负责。”话音落地，众人再无异议，行动方案就此敲定。

罗文杰的故事在湘西流传已久。1906年他出生于永顺，两岔乡人家富庶，本可安稳读书，却偏爱舞刀弄枪。二十岁不到便在山野聚众，做起劫富自肥的生意。1928年，他接受国民政府“招抚”，当上泸溪县警备队长，又陆续挂过桑植代理县长、常德稽查处处长等名头。可官帽子并没让他收心，1944年干脆再次落草，自封“第四师师长”，人称“罗二爷”。当地有顺口溜：“跟着二爷走，活到九十九；不跟二爷混，阎王把门等。”

罗文杰虽“恶名远播”，却也自认讲义气。1937年贺龙率部北上抗日，幼女贺捷生无人看护，辗转由地下人员送回湘西，正是罗文杰暗中出钱出力保下小姑娘。凭这份旧情，贺家后来几次向湖南省方面提起此人，认为尚有转圜。可现实很残酷——1949年初，人民解放军打到桃源，罗文杰甫与主力交锋便溃散，上百号人躲进滴心洞，靠山洞险要与粮草囤积苟延残喘。截断补给容易，强攻代价高，这成了湘西剿匪的最大棘手点。

方天印愿意去谈，他跟罗文杰确有过命交情。二人早年在军统共事，罗辞官重返山林后仍为方铺路，推荐他担任情报站长。如今旧部忽然投诚并要劝降，罗是猜不透的。一旦信错人，整支队伍或土崩瓦解；不信，又看不到继续对抗的出路。心理挣扎，正是谈判的窗口。

省公安厅随即调集药品、布匹、食盐等易缺物资，让方天印与罗文杰心腹黄忠义一同带上山。临行前，夏印嘱咐：“不设暗桩，不派尾随。只带无线电，按时回报。”干部们心里都清楚，这既是执行黄克诚“信任”指示，也是给罗文杰吃定心丸。

三天后，滴心洞口亮起火把。罗文杰拄着木杖迎出，脸上新旧枪伤交错，神情复杂。洞外风声呼啸，方天印先开口：“大哥，这趟回来只说一句，人间自有活路。”罗没有答，接过信笺。那是黄克诚的亲笔，寥寥两百字，核心只有一条——“弃暗投明者，既往不咎；继续为匪者，依法处置。”字迹直率，没有半句空话。

夜里，洞内油灯摇曳，罗文杰几度端起茶又放下。方天印不催，就静静坐着。忽然罗问：“真有人保我？”方回答只一句：“黄书记。”接着又补一句：“长沙可容我，你我还能并肩吃酒。”短短二十多个字，是全程唯一的对话，却击中了罗文杰长久压抑的恐惧：活下去，还要活得有人情味。

第四天清晨，洞口悬起白旗。罗文杰和几十名骨干随方天印下山，最先见到的不是荷枪实弹的士兵，而是省卫生队准备的手术担架。罗腿伤溃烂，需立即处理。送医途中，他多次要把儿子罗善达留下“做人质”，夏印摆手拒绝：“带回去吧，孩子离不开父亲。”

十月，罗文杰兑现承诺，率余部一千三百余人集体缴枪。湘西历二百多年匪患，在短短半年内出现拐点。同一时期，湘西王陈渠珍亦表态配合，当地土匪不再成片聚众，零星逃散者很快被肃清。湖南省统计，1951年春，全省登记投诚匪特近两万人，其中六成为罗、陈两股势力带动。

罗文杰后来被任命为湖南省人民政府参事，虽官职不显，却足以衣食无忧。他仍保持行伍直爽，常去医院探望旧部伤残者。可1951年下半年，镇反运动在全国铺开，省里开始清理历史案卷。罗早年打家劫舍、搜括民田的事实再次摆上桌。多番审查没有直接定死罪，却使罗文杰愈发惶惶。有人见他靠在窗前长叹：“算起来，终究是报应。”1952年初春一个阴雨夜，他服下大量鸦片，第二天清晨不治身亡。

罗善达被安排到部队卫生所做军医，后在回忆录写道：“父亲一生戎马，自负又迷茫；若无那封信，他未必有机会走出深山。”这段文字被收入《湘西文史资料》第十四辑，与当年的作战简报放在一起，相互映照，冷峻也真实。

黄克诚在湖南的任期并不长，1952年调离时只带走几只旧皮箱。省里送行，有人提到当年拍板之事，他淡淡一句：“剿匪不仅靠枪，还得有人肯担责。”简短一语，道出整场劝降行动的要诀——信任，是刃口，也是契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