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4年前我反对丈夫回老家建房，如今我却庆幸他当年做了这样的决定

如果十四年前，有人拿着水晶球告诉我，我会在一个夏天的傍晚，心甘情愿地坐在这栋乡下房子的门槛上，看着院子里的丝瓜藤爬满篱笆，听着远处模糊的狗叫，并且打心眼儿里觉得安逸，我大概会把那个水晶球砸了。

我还会指着那人的鼻子，斩钉截铁地告诉他：你疯了。

可现在，我坐在这里，手里拿着一把蒲扇，慢悠悠地摇着，风里带着泥土和青草混合的味道。

我丈夫陈雷，那个十四年前差点跟我闹到离婚的男人，正蹲在院子角落，摆弄他那个小鱼池。

哗啦啦的水声，伴着我儿子杨杨在屋里弹吉他的不成调的乐声，成了这傍晚唯一的背景音。

一切都安静得像一幅画。

一幅我曾经拼了命也不想要，如今却无比珍视的画。

那场战争，是从2008年夏天开始的。

北京奥运会的烟花还没在记忆里散干净，我们这个小家的积蓄，也终于在日复一日的房贷和柴米油盐的磋磨下，攒到了一个不上不下的六位数。

那笔钱，是我安全感的全部来源。

我叫林卉，土生土长的城里姑娘。在我的认知里，钱就该花在刀刃上。

什么是刀刃？儿子的教育基金，我们俩的养老保险，或者，再努努力，把现在这个两室一厅换个三室，让杨杨有个自己的书房。

那天晚上，我刚把杨杨哄睡着，正在客厅里对着计算器噼里啪啦地算下个季度的开销。

陈雷洗完澡出来，头发上的水滴滴答答落在地板上，他没擦，就那么赤着上身，往我身边一坐。

“卉卉，”他开口，声音里带着一种我熟悉的、属于他的那种“乡土式”的郑重，“我们……回老家盖个房吧。”

我手里的计算器“啪”地一声掉在桌上。

我以为我听错了。

“你说什么？”

“我说，我们拿这笔钱，回老家，把我爸妈那老房子推了，重新盖个二层小楼。”他看着我，眼睛里竟然有光。

那是一种我只在他求婚时才见过的，混合着憧憬和恳求的光。

但这一次，我只觉得荒谬。

“陈雷，你是不是发烧了？”我伸手去探他的额头，是凉的。

“我没病。”他拨开我的手，“我是认真的。”

“你认真的？”我的声音陡然拔高，压抑着，怕吵醒杨杨，“你拿什么认真？拿我们俩辛辛苦苦攒下来的这点钱？”

我指着那本摊开的存折，感觉自己像个被点燃的炮仗。

“这钱是给杨杨上重点初中预备的！是万一谁生病了的救命钱！不是给你拿回乡下盖个空房子显摆的！”

“怎么是显摆呢？”他皱起眉，一脸的不解和委屈，“我爸妈年纪大了，那老房子住了几十年，下雨天都漏水。我们做儿子的，不该让他们住得好点吗？”

“让他们住好点，可以！接过来跟我们一起住，或者在县城给他们租个好点的房子，哪条路走不通？非要花几十万盖个房子？”

我的语速越来越快，像连珠炮一样。

“我们一年到头回去几天？就为了过年那一个星期，住个新房子，有面子？你那点心思我不知道？”

“面子是一方面，但更多的是根！”他梗着脖子，也上了火气，“我在城里没根，你懂吗？这房子，就是我们的根！以后我们老了，也有个回去的地方！”

“根？根能当饭吃吗？陈雷，你醒醒！我们是活在现在，不是活在以后！你儿子下个月的兴趣班就要交钱了，你房贷还了吗？你拿什么谈‘根’？”

那晚的争吵，是我们结婚以来最激烈的一次。

我们把所有能拿来当武器的话，都扔向了对方。

他说我不孝，说我看不起他农村人的出身。

我说他虚荣，说他不负责任，打肿脸充胖子。

最后，我们都沉默了。

空气里只剩下彼此沉重的呼吸声，像两头困在笼子里的野兽，互相舔舐着对方给予的伤口。

我背对着他躺下，眼泪无声地流进枕头里。

我委屈。

我嫁给他，不是图他什么。他家里的情况我一清二楚。我们从一无所有，到在这个偌大的城市里有了一个小小的家，我精打细算，不敢多花一分钱。

我以为我们是在为同一个目标奋斗。

可现在，他却要拿着我们共同的血汗钱，去填一个我完全无法理解的窟窿。

那栋远在千里之外、一年也住不了几天的“新房子”，在我心里，就是一个黑洞。

它会吞掉我们的积蓄，吞掉我们未来的希望，甚至，吞掉我们的感情。

我告诉自己，绝对不能妥协。

这场冷战持续了很久。

家里像个低气压中心，杨杨都变得小心翼翼，不敢大声说话。

陈雷开始变得沉默，下班回来就自己闷头抽烟，或者看电视，一看就是深夜。

我知道，他在用这种方式跟我对抗。

我妈知道了这事，一个电话打过来，把我狠狠数落了一顿。

“卉卉啊，不是妈说你，陈雷这孩子老实，有孝心是好事。但这种事，你怎么能由着他的性子来？”

“我们家就你一个，从小没让你吃过苦。你跟着他，妈已经很心疼了。现在还要把钱往那无底洞里填？以后日子怎么过？”

我听着我妈的话，眼泪又下来了。

“妈，我说了，他不听。”

“他不听，你就不会想办法吗？把存折藏起来！告诉他，钱没了！就说被你弟借去周转了！总之，一分钱都不能给他！”

我妈在电话那头给我出谋划策，语气激烈得像个将军。

我挂了电话，心里乱成一团麻。

我做不到。

我做不到像我妈说的那样，用欺骗和隐瞒去对付我的枕边人。

那不是过日子，那是演戏。

但我也不想妥协。

于是，我们就像两条在拔河的绳子，僵持着，谁也不肯松手。

转机，或者说，是陈雷的“单方面行动”，发生在一个周末。

他一大早起来，什么也没说，就收拾了个小包。

“我回趟老家。”他站在门口，声音沙哑。

“回去干嘛？”我心里一紧。

“我爸打电话，说身体不舒服。”

我看着他，想从他脸上找出一丝撒谎的痕迹，但是没有。他一脸的疲惫和担忧。

我心软了。

“那你……路上小心。”

他“嗯”了一声，开门走了。

我没想到，他这一走，就彻底拉开了“建房”的序幕。

他回老家的第二天，就给我打了电话。

“卉卉，我跟咱爸妈说了，他们也同意盖房。我找了村里的施工队，都谈好了。”

电话里，他的声音带着一种尘埃落定的轻松，而我，则像是被人迎头浇了一盆冰水。

“陈雷！你——”

“你先别生气，”他打断我，“钱的事，你别管。我跟我们家老大老三借了点，再加上我自己的私房钱，先凑合着够了。”

私房钱。

这三个字像针一样扎进我耳朵里。

原来，我们这个家，除了那本我视若珍宝的存折，还有我不知道的账。

“你有多少私房钱？”我冷冷地问。

“……没多少。”他支支吾吾。

“陈雷，我们是夫妻！你竟然背着我藏私房钱！”

“我不是那个意思！那是我以前攒的，我……”

我没等他说完，就挂了电话。

我气得浑身发抖。

这不是钱多钱少的问题，这是信任的问题。

他用一种近乎“背叛”的方式，强行推进了他的计划。

他把我，把这个家，完全排除在了他的决定之外。

那天晚上，我一个人坐在黑暗里，想了一夜。

我想到了离婚。

这个念头一旦冒出来，就疯狂地生长。

我觉得我们的婚姻，可能真的走到了尽头。我们的价值观，我们的生活理念，差得太远了。

可是，看着身边熟睡的杨杨，我又犹豫了。

我能给他一个破碎的家吗？

接下来的几个月，是我人生中最灰暗的一段日子。

陈雷像个陀螺一样，在城市和老家之间来回跑。

每次回来，都带着一身的尘土和疲惫，但眼睛里却闪着光。

他会兴奋地跟我描述房子的进度。

“地基打好了，特别牢固！”

“墙砌起来了，我设计的，客厅特别大，南北通透！”

“准备上梁了，我请了全村人吃饭，可热闹了！”

我通常没什么反应，只是冷冷地“哦”一声。

我的冷漠，像一盆水，浇不灭他的热情，却能让他眼里的光，一点点暗下去。

他开始不再跟我说这些。

我们的交流，仅限于“吃饭了吗？”“杨杨作业写完了吗？”这种毫无营养的对话。

家里的钱，确实紧张了起来。

陈雷所谓的“借款”和“私房钱”，根本就是杯水车薪。

他开始旁敲侧击地问我，能不能先从存折里取一部分出来。

我守着那本存折，就像守着我的底线。

“不行。”

我的回答，永远只有这两个字。

他不再问了。

但我发现，他开始接一些私活。他是做工程设计的，下班后还帮别的小公司画图，经常熬到半夜。

他的烟抽得越来越凶，人也肉眼可见地瘦了下去。

有时候半夜醒来，看到他还在书房的灯下佝偻着背，我心里也不是滋味。

我恨他的固执，但也心疼他的辛苦。

这种矛盾的情绪，反复撕扯着我。

终于，在又一次因为钱的问题大吵一架后，他红着眼睛对我吼：

“林卉！你就那么看不得我好吗？看不得我们家在村里抬起头来吗？”

“我不是看不得你好！”我也冲他喊，“我是看不得你为了那点可笑的虚荣心，把我们这个家拖垮！”

“我没有！”

“你就有！”

我们像两只刺猬，把最伤人的刺，都对准了彼此。

那天晚上，他没回来。

我打他电话，关机。

我疯了一样找他，问遍了他所有的朋友。

直到第二天早上，他才拖着一身酒气回来。

他看着我，眼睛里布满血丝。

“我们……别吵了，好不好？”他声音嘶哑，“钱的事，我自己想办法。你别管了。”

我看着他颓废的样子，心像被什么东西狠狠揪了一下。

我没说话，转身进了厨房，给他煮了一碗醒酒汤。

那碗汤，是我们之间短暂的休战协议。

我妥协了。

不是同意，是默许。

我从存折里，取了五万块钱，放在他面前。

“这是我能拿出来的极限了。剩下的，你自己想办法。”

我没看他的表情，说完就回了房间。

我听到他在客厅里，很轻很轻地，哭了一声。

房子，就在我们这种畸形的、互相拉扯的状态下，一点点盖了起来。

像一个怪异的肿瘤，在我们的婚姻里，越长越大。

2010年春节，我们回老家过年。

那栋崭新的二层小楼，就矗立在村口最显眼的位置。

白墙红瓦，落地大窗，在周围那些灰扑扑的老房子中间，确实鹤立鸡群。

村里人见了我们，都堆着笑。

“哎哟，陈雷出息了！盖了这么气派的洋房！”

“林卉好福气啊，嫁了个这么能干的老公！”

陈雷的脸上，是我从未见过的、那种极度满足的笑容。他挺直了腰杆，挨家挨户地发烟，大声地跟人说笑。

我公公婆婆，更是笑得合不拢嘴。

他们拉着我的手，一遍遍地说：“多亏了你，多亏了你这个好媳'fu'。”

我笑不出来。

我看着这栋房子，只觉得陌生和冰冷。

屋子很大，也很空。

家具都是最简单的，墙壁白得晃眼，走在里面，说话都有回声。

因为刚装修完，屋里还弥漫着一股刺鼻的油漆味。

我一进去，就忍不住打了好几个喷嚏。

“怎么了？不舒服？”陈雷紧张地问。

“没事，可能有点过敏。”我淡淡地说。

晚上睡觉，房间里没有暖气，南方冬天的湿冷，像虫子一样往骨头缝里钻。

我盖了两床被子，还是觉得冷。

陈雷大概是看出了我的不适，从背后抱住我。

“等过两年，我们再攒点钱，就把空调、暖气都装上。家具也换成好的。”他在我耳边轻声说。

我没理他。

我在黑暗里睁着眼睛，听着窗外呼啸的风声，只觉得这栋房子，像一个巨大的冰窖。

它耗尽了我们的积蓄和精力，却给不了我一丝一毫的温暖。

那个春节，我过得异常煎熬。

我像个局外人，看着陈雷和他的家人们沉浸在乔迁新居的喜悦里。

我融不进去。

我只想早点逃离这里，回到我们那个虽然狭小、但却温暖的城市小窝。

从那以后，这栋房子，就成了我们之间一个心照不宣的禁忌。

我们很少再提起它。

只有在过年，或者他父母生病需要人照顾时，我们才会回去住几天。

每次回去，我的心情都很复杂。

一方面，我不得不承认，新房子确实比以前的老屋好太多了。宽敞，明亮，干净。

但另一方面，我依然对它充满了抵触。

我总觉得，是它，偷走了我们本该更轻松、更富足的生活。

因为盖房，我们家的经济水平，倒退了好几年。

我眼睁睁地看着身边的同事朋友，换了新车，换了更大的房子，给孩子报了昂贵的国外夏令营。

而我，连给杨杨买一架好点的钢琴，都要犹豫再三。

这种落差感，像一根刺，时时刻刻扎在我心里。

我把这一切，都归咎于那栋房子。

我对陈雷的怨气，也像滚雪球一样，越积越多。

我们的争吵，从房子，蔓延到了生活的方方面面。

他嫌我太计较，太物质。

我嫌他没远见，死要面子。

我们成了最熟悉的陌生人。

杨杨渐渐长大了，也成了典型的城市小孩。

他不喜欢回乡下。

他嫌乡下没网，没朋友，没好玩的。

每次我们说要回老家，他都一百个不情愿。

“妈，我能不能不回去？同学约我去看电影。”

“不行，爷爷奶奶想你了。”

“可是乡下好无聊啊！除了看电视就是看电视！”

看着儿子苦着一张脸，我心里竟然有了一丝隐秘的快意。

看吧，陈雷。不只是我，连你儿子都不喜欢你那个所谓的“根”。

时间就这么不好不坏地，滑到了2019年底。

我们家的经济状况，终于缓了过来。

房贷还清了，手里又有了些积蓄。

我甚至开始盘算，是不是真的可以换个三居室了。

我和陈雷的关系，也似乎有所缓和。

毕竟，人到中年，激情和力气都耗得差不多了，连吵架都觉得累。

生活像一潭平静的水，虽然下面可能还暗流涌动，但表面上，已经不起波澜。

那年春节，我们照例回了老家。

房子经过几年的“人气”熏陶，终于有了一点家的样子。

陈雷在院子里种了些花花草草，还搭了个葡萄架。

婆婆把屋子收拾得干干净净，厨房里总是飘着饭菜的香气。

杨杨也到了不大不小的年纪，学会了跟村里的小伙伴一起疯玩，去河里摸鱼，去山上掏鸟窝，每天弄得一身泥回来。

我坐在院子里，看着他们，偶尔会有一瞬间的恍惚。

或许，这样的生活，也没那么糟糕？

但这个念头，很快就被我掐灭了。

不，我不能动摇。

我还是喜欢城市的便利，喜欢那种一切尽在掌握的感觉。

这里，终究只是一个偶尔落脚的驿站。

我做梦也没想到，这个我一直想要逃离的“驿站”，很快，就成了我们唯一的“避难所”。

2020年初，疫情像一场海啸，席卷了所有人。

我们被困在了那个不到九十平米的城市小家里。

一开始，还觉得是难得的假期。

一家三口，每天睡到自然醒，看看电影，研究研究美食。

但很快，那种新鲜感，就被无孔不入的焦虑和恐慌所取代。

新闻里，每天都是不断攀升的数字。

小区被封锁，出入需要通行证。

楼下，时不时会响起救护车的尖啸声。

空气里，弥漫着一股消毒水的味道。

我们像被关在笼子里的鸟，失去了天空。

杨杨开始上网课。

小小的书房，成了他的教室。

我跟陈雷，也开始了居家办公。

客厅的餐桌，成了我们俩的办公区。

三个人，三种不同的声音，挤在一个狭小的空间里，互相干扰，互相拉扯。

矛盾，开始集中爆发。

“杨杨！你上课能不能专心点！别玩手机！”

“陈雷！你打电话能不能小点声！我这边开会呢！”

“林卉！你能不能别走来走去的！晃得我眼晕！”

家，不再是港湾。

家，成了一个高压锅。

我们每个人，都处在崩溃的边缘。

我开始失眠，整夜整夜地睡不着。

看着窗外空无一人的街道，我只觉得窒息。

那种感觉，比当年跟陈雷吵架时，还要绝望一万倍。

有一天晚上，我们又因为一点小事吵了起来。

起因是我发现，冰箱里的菜，快要见底了。

而小区的团购，要等三天后才能送到。

“怎么办？明天吃什么？”我烦躁地在屋里踱步。

陈雷坐在沙发上，闷头抽烟。

“当时让你多囤点，你不听！现在好了吧！”我把火气都撒在了他身上。

他没说话，只是把烟头狠狠地摁在烟灰缸里。

屋子里一片死寂。

杨杨从房间里探出头，怯生生地看着我们。

“爸，妈，你们别吵了。”

看到儿子那张惶恐的脸，我的心像被针扎了一下。

我这是在干什么？

我怎么变成了这个样子？

我颓然地坐倒在沙发上，捂住了脸。

就在这时，陈雷突然开口了。

他的声音，异常的平静。

“我们……回老家吧。”

我抬起头，愣住了。

“你说什么？”

“我说，我们回老家。”他看着我，一字一句地说，“这里，待不下去了。”

“回老家？”我的第一反应，依然是抗拒，“怎么回？现在到处都封路。”

“我问了，村里管得没那么严。只要我们有核酸证明，跟村委会报备一下，就能回去。”

“回去了呢？杨杨的课怎么办？我们的工作怎么办？”我抛出了一连串的问题。

“网课在哪儿上不是上？工作也可以远程。老家有院子，有菜地，最起码，我们不用为明天吃什么发愁。”

他看着我，眼神里没有了当年的那种恳求，而是一种不容置疑的坚定。

“林卉，现在不是闹脾气的时候。这是我们眼下，最好的选择。”

我沉默了。

我看着这个被我们称为“家”的鸽子笼，看着窗外灰蒙蒙的天。

我突然发现，我那些坚持了十几年的所谓“原则”和“理念”，在现实的重压之下，是那么的不堪一击。

城市的便利？现在连出门买棵葱都成了奢望。

城市的资源？现在连呼吸一口新鲜空气都成了奢侈。

我一直引以为傲的、牢牢掌控在自己手里的生活，在突如其来的灾难面前，脆弱得像一张纸。

而陈雷，那个被我鄙视了十几年的“乡下人”，他那个被我唾弃了十几年的“愚蠢决定”，在这一刻，却成了我们唯一的生路。

那栋我恨了十几年的房子，像一艘停泊在远方的诺亚方舟，正在向我们发出召唤。

“好。”

我听见自己说。

声音很轻，却很清晰。

“我们回去。”

做出决定后，行动异常迅速。

我们联系了社区，做了核酸，办了通行证。

又联系了陈雷老家的村委会，说明了情况。

村支书是他本家的一个叔叔，很爽快地就答应了。

“回来好，回来好！家里安全！”

出发那天，是个阴天。

我们把车塞得满满当登。

行李，电脑，杨杨的书本，还有我们从冰箱里搜刮出来的所有食物。

驶出小区的时候，我回头看了一眼我们住了十几年的那栋楼。

它静静地矗立在那里，像一座沉默的墓碑。

我突然有一种感觉，我们可能，再也回不来了。

一路畅通无阻。

越远离城市，天色就越明朗。

当车子拐下高速，驶上那条熟悉的乡间小路时，一缕阳光，正好从云层里钻了出来。

路两边，是大片大片的绿色。

油菜花已经谢了，结出了饱满的荚。

麦子正在灌浆，风一吹，掀起一阵阵绿色的波浪。

我摇下车窗，一股混合着泥土和植物清香的空气，涌了进来。

我深深地吸了一口。

那是一种久违了的、自由的味道。

“妈，你看！有牛！”杨杨兴奋地指着窗外。

我顺着他指的方向看去，一个老农，正赶着一头水牛，在田埂上慢悠悠地走着。

那画面，悠闲得像一首田园诗。

我的心，莫名地就静了下来。

车子在村口那栋二层小楼前停下。

我们已经有大半年没回来了，院子里的锁都生了锈。

陈雷费了老大劲才把门打开。

推开门的瞬间，一股尘封已久的味道扑面而来。

屋子里，蒙着一层薄薄的灰。

但阳光，从宽大的落地窗里照进来，在地上投下明亮的光斑。

没有了城市的喧嚣，屋子里安静得能听到灰尘落下的声音。

“哇！好大啊！”杨杨像一匹脱缰的小马，在空旷的客厅里跑来跑去。

他跑到二楼，推开一扇扇窗户。

“妈！快来看！外面能看到好远！”

我走上阳台。

放眼望去，是无边无际的田野和远方连绵的青山。

风吹在脸上，暖洋洋的。

那一刻，我紧绷了几个月的神经，突然就松弛了下来。

陈雷走过来，站在我身边。

“怎么样？”他问。

“……还行。”我嘴上说着，眼睛却诚实地看着远方。

“什么叫还行啊，”他笑了，伸手揽住我的肩膀，“以后，这就是我们的家了。”

我没有挣开。

我们开始了大扫除。

这栋我从未正眼瞧过的房子，在我的亲手擦拭下，一点点露出了它本来的面貌。

我发现，陈雷当年的设计，确实花了很多心思。

客厅的挑高很高，显得空间特别开阔。

厨房很大，操作台很长，足够我们三个人同时在里面忙活。

每个房间的采光都极好，即使是阴天，屋里也很亮堂。

二楼那个被我一直闲置的大露台，简直就是个天然的阳光房。

我们把家里的桌椅、沙发都搬到院子里，用高压水枪冲洗。

水花四溅，杨杨在旁边笑得前仰后合。

我和陈雷，也像两个孩子一样，互相用水枪滋着对方。

我们已经很久很久，没有这样开心地笑过了。

晚上，我们三个人，累瘫在干净的地板上。

婆婆听说我们回来了，送来了一大篮子自家种的蔬菜。

青翠欲滴的黄瓜，顶花带刺。

红得发亮的西红柿，散发着阳光的味道。

还有刚从地里拔出来的小青菜，叶子上还带着露水。

我做了一顿简单的晚餐。

西红柿炒鸡蛋，凉拌黄瓜，清炒小青菜。

就是这样最普通的家常菜，我们却吃得狼吞虎咽。

“妈，你做的菜，比饭店的还好吃！”杨杨嘴里塞得满满的，含糊不清地说。

我知道，不是我厨艺突然变好了。

是这食材，太新鲜了。

它们带着土地的能量，带着自然的馈赠，熨帖着我们被城市快餐喂养得麻木了的味蕾。

那天晚上，我睡得特别沉。

没有失眠，没有噩梦。

第二天早上，我是在一阵清脆的鸟叫声中醒来的。

我睁开眼，看到阳光透过窗帘的缝隙，在墙上画出一道金色的光带。

我侧过头，看到陈雷和杨杨，都还在熟睡。

他们的脸上，带着一种我许久未见的、安详的表情。

我突然觉得，心底某个坚硬的角落，开始融化了。

在乡下的日子，以一种缓慢而有序的节奏，展开了。

杨杨的网课，被安排在二楼的书房。

那里最安静，视野也最好。

课间休息的时候，他不再是盯着手机屏幕，而是跑到院子里，去追一只蝴蝶，或者去看蚂蚁搬家。

我和陈雷，则把一楼的客厅，改造成了我们的工作室。

两台电脑，一南一北，互不干扰。

累了，就站起来，走到院子里，伸个懒腰，看看远处的青山。

我们的工作效率，竟然比在城市里时高了很多。

没有了通勤的疲惫，没有了办公室的纷扰。

心静了，思路也清晰了。

村里的网络，比我想象中要好。

除了偶尔会卡一下，基本上能满足我们的办公需求。

生活上的不便，也很快被各种“惊喜”所取代。

邻居张大妈，隔三差五就会送来一碗她自己做的米酒。

村头的李大爷，会把他鱼塘里刚钓上来的鱼，给我们送来两条。

我们吃不完的蔬菜，也会给他们送过去。

这种久违了的、淳朴的人情味，是我在城市里，住了十几年也感受不到的。

我们开始学着，像一个真正的乡下人一样生活。

陈雷把他那个荒废已久的小鱼池，重新清理了出来，养了几尾锦鲤。

又在院子的角落，开辟出了一块小菜地。

我们一起去镇上买种子，买工具。

翻地，播种，浇水。

杨杨对这一切，表现出了极大的兴趣。

他每天放学后，第一件事就是跑到菜地里，去看他的那些“宝贝”们有没有长高。

当第一颗小小的绿芽，从土里钻出来的时候，他兴奋得又叫又跳。

“妈！快看！发芽了！发芽了！”

我看着他那张因为兴奋而涨得通红的小脸，突然觉得，这比他考了双百，还要让我高兴。

我开始尝试着，去接纳这片土地。

我脱下了我的高跟鞋，换上了平底布鞋。

我学会了分辨各种蔬菜，学会了用灶台生火做饭。

我甚至，开始享受每天傍晚，和陈雷一起，在田埂上散步的时光。

我们会聊杨杨的学业，聊工作上的事，聊村里的家长里短。

我们也会沉默，只是静静地走着，听着风声和蛙鸣。

我们之间的那种紧张和对立，在不知不觉中，烟消云散。

有一天，我们散步回来，看到院子里的葡萄架下，挂着一串串小小的、青色的葡萄。

“等到了秋天，我们就能吃上自己种的葡萄了。”陈雷说。

“嗯。”我点点头。

“到时候，我再酿点葡萄酒。我爸以前教过我，手艺好着呢。”

“行啊。”我笑了。

他看着我，也笑了。

“卉卉，你好像……变了。”

“是吗？哪里变了？”

“你笑得比以前多了。”

我的心，轻轻地颤动了一下。

是啊，我好像，真的很久没有这样发自内心地笑过了。

在城里的时候，我的笑，总是带着面具。

对领导的笑，是讨好。

对客户的笑，是敷衍。

对同事的笑，是客套。

只有在这里，在这片开阔的天地间，我的笑，才是属于我自己的。

夏天的时候，杨杨放了暑假。

他彻底成了一个“野”孩子。

他学会了游泳，每天下午都跟村里的小伙伴，泡在村头那条清澈见底的小河里。

他的皮肤，晒成了健康的小麦色。

个子，也蹿高了一大截。

他不再是那个抱着手机和iPad不撒手的城市宅男。

他会帮我摘菜，会帮陈雷给鱼池换水，甚至学会了用竹子编一些简单的小玩意儿。

有一天，他神秘兮兮地递给我一个小盒子。

我打开一看，里面，竟然是一只用狗尾巴草编成的小兔子。

虽然编得歪歪扭扭，但在我眼里，却比任何珠宝都要珍贵。

“妈，送给你的。”他有点不好意思地挠挠头。

我抱着他，眼眶有点湿。

我那个曾经叛逆、沉迷网络的儿子，又回来了。

是这片土地，治愈了他，也治愈了我。

秋天，院子里的菜地，迎来了大丰收。

黄瓜、西红柿、茄子、辣椒，多得我们根本吃不完。

我学会了做各种酱菜，把夏天的味道，封存在一个个玻璃罐里。

葡萄也熟了。

一串串紫红色的葡萄，沉甸甸地挂在架子上。

我们摘了满满一大筐。

陈雷真的兑现了他的诺言，我们一起，酿了葡萄酒。

当那殷红的酒液，从纱布里缓缓流出时，我闻到了一股醉人的香甜。

那不仅仅是葡萄的味道，更是我们一家人，用心血和汗水，共同酿造出的、生活的味道。

疫情，在断断续续中，持续了三年。

这三年里，我们再也没有回过那个城市里的家。

我们偶尔会从新闻里，看到那个我们曾经熟悉的城市，一次又一次地被按下暂停键。

我们会庆幸。

庆幸我们当初，做出了回来的决定。

这栋房子，不再是一个冰冷的建筑。

它成了一个有生命的、会呼吸的家。

它庇护着我们，给了我们安稳和富足。

院子里的那块菜地，就是我们最可靠的粮仓。

屋后那口老井，就是我们最甘甜的水源。

我们在这里，躲过了恐慌，躲过了匮乏，躲过了人与人之间的猜忌和疏离。

我的工作，因为业务调整，受到了一些影响。

收入，比以前少了一半。

如果在以前，我一定会焦虑得吃不下饭。

但现在，我却很平静。

因为我知道，我们的生活成本，也大大降低了。

我们不再需要昂贵的学区房，不再需要追逐名牌，不再需要用消费来填补内心的空虚。

我们拥有了更重要的东西。

健康的身体，平和的心态，和睦的家庭。

去年，杨杨考上了县里最好的高中。

成绩，名列前茅。

拿到录取通知书那天，他抱着我说：“妈，谢谢你和爸，带我回来。”

我愣住了。

“为什么这么说？”

“因为在这里，我才真正知道，我想要的是什么。”他看着我，眼睛亮晶晶的，“我不想再回到那个大盒子里去了。我想考农大，以后，我也要像爷爷一样，跟土地打交道。”

我看着他，这个曾经连韭菜和麦苗都分不清的城市少年，如今，却对土地，有了最深沉的热爱。

我还能说什么呢？

我只能支持他。

现在，是2023年的夏天。

距离我们回到这里的第三个年头。

也是陈雷决定盖这栋房子的，第十四个年头。

傍晚，我坐在门槛上，看着陈雷在院子里忙活。

他比十四年前，老了一些。

头发里，夹杂着几根银丝。

眼角，也有了深深的皱纹。

但他整个人，是舒展的，是松弛的。

他不再是那个为了“面子”和“根”，跟我吵得面红耳赤的年轻人。

他成了一个真正的、懂得生活的大人。

屋里，杨杨的吉他声，从一开始的磕磕绊绊，变得流畅动听。

我回头，透过窗户，能看到他专注的侧脸。

阳光，自信，是我最希望他拥有的样子。

我突然想起，十四年前，我跟陈雷吵得最凶的那一次。

我指着他的鼻子，骂他愚蠢，骂他短视。

我以为我掌握着真理，我以为我看得比他远。

我用我那套所谓的“城市精英”的逻辑，去衡量一切，去批判一切。

我错了。

错得离谱。

我只看到了眼前的苟且，看到了那几十万块钱。

而他，却看到了未来的风雨，看到了一个家庭，最需要的，到底是什么。

那不是钱，不是地段，不是所谓的“资源”。

而是一个，在任何风浪来临时，都能让我们安然栖身的，港湾。

是一个，能让我们的心，踏踏实实落地的，根。

他当年的那个决定，不是为了虚荣，也不是为了面子。

那是一种，植根于血脉深处的、最朴素的生存智慧。

是一种，对土地的敬畏，和对家庭最深沉的责任感。

只是当年的我，太年轻，太傲慢，根本无法理解。

我花了十四年的时间，走过了一条漫长的、充满偏见和怨恨的弯路，才终于明白了他当年的苦心。

“想什么呢？”

陈雷不知道什么时候，走到了我身边，递给我一碗刚从井里冰镇过的绿豆汤。

“没什么。”我接过碗，喝了一口，冰凉甘甜，一直甜到心底。

“在想，幸亏当年，你没听我的。”我看着他，笑着说。

他愣了一下，随即也笑了。

他没说话，只是伸出手，把我额前的一缕碎发，别到耳后。

他的手，很粗糙，带着泥土的气息。

但很温暖。

远处，夕阳正一点点沉入西山。

天空，被染成了绚烂的橘红色。

炊烟，从村庄的各个角落，袅袅升起。

那栋我恨了十几年的房子，最终，成了我们一家人的诺亚方舟。

而我，心甘情愿，做这方舟上，最幸福的乘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