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有人问我，为什么清朝都灭亡100多年了，我们还要继续打靶清

有人问我，清朝已经灭亡一百多年了，为什么我们还要谈论它？

这是一个好问题。我们谈论它，不是为了记仇。历史过去了，仇恨没有意义。我们谈论它，是因为它留下的影响还在。这些影象就像一道旧伤疤，它提醒我们过去的问题。这些问题曾经让我们的文明陷入停，差一点就窒息了。

我们批评的，首先是清朝统治者推行的一种愚昧与隔绝的政策。

这种统治不只是换了一个皇帝。它从根本上重塑了社会的精神面貌。统治者首先要控制人们的身体。他们用武力推行“剃发易服”。这个政策不只是改变发型和服装。它用暴力强迫人们服从。在扬州、嘉定等地，抵抗这个政策的人们遭到了残酷的屠杀。这种做法让人们在精神上首先屈服了。

身体屈服之后，统治者接着控制思想。他们推行了“文字狱”。这是一个严酷的政策。统治者搜查书籍和信件，寻找任何他们不喜欢的词句。

比如，一个叫徐骏的文人，写了一句诗：“清风不识字，何故乱翻书？”统治者认为“清风”两个字影射“清朝”。他们因此杀害了作者全家。另一个叫胡中藻的官员，在他的诗里写道：“一把心肠论浊清”。统治者认为“浊”字侮辱了“清”朝。他也因此被满门抄斩。

在这种高压之下，没有人敢自由思考。没有人敢公开说话。更没有人敢质疑。学者们为了安全，必须放弃研究社会真正需要的问题。他们不敢研究政治、科学或新技术。

他们转而去研究古书。这就是“乾嘉学派”。学者们花一辈子的时间，去考证一个古字的读音。或者整理一部古书的残篇。这种学术工作有它的价值。但它回避了社会真正需要解决的问题。当一个国家最聪明的人，都只能去做最安全的研究时，这个社会的创造力和活力就停止了。整个社会陷入一片沉寂。

统治者在思想上建起了牢笼。他们同时在现实中关上了国门。

他们为什么要关门？他们害怕人民。他们害怕人们看到外面的世界。他们害怕人们知道世界上还有其他的思想和生活方式。如果人们开阔了眼界，统治者的地位就可能不稳固。所以他们必须关上国门。

清朝只开放广州一个口岸对外贸易。这叫“一口通商”。这不叫平等的自由贸易。这是一种严格的管制。所有外国商人必须待在指定的“十三行”区域。他们不准学习汉语。他们不准在城里自由走动。清朝官府把这种贸易看作一种对外国人的“恩赐”。

1793年，英国的马戛尔尼使团来到中国。他们带来了工业革命的最新产品。比如蒸汽机模型、望远镜和新式火炮。他们希望和清朝建立平等的外交关系，希望开放更多的港口做生意。

但乾隆皇帝拒绝了。他给英国国王写了一封信。信中说：“天朝物产丰盈，无所不有，原不藉外夷货物以通有无。”

这句话的意思是：我们什么都不缺，不需要你们的东西。他还告诫英国国王，不要再有这种想法。

统治者真的不知道世界在变化吗？也许他们知道。但他们更在乎维持自己的秩序。这个秩序就是：他们是主人，所有人民都是仆人。为了维护这个秩序，他们宁愿让整个国家错过一个重要的发展时代。

这个代价很快就显现了。马戛尔尼的使团失败了。但他们带回了关于这个帝国的重要情报。他们看穿了清朝的虚弱。他们发现这个外表华丽的帝国，内部已经僵化。

四十年后，鸦片战争爆发。英国人凭着这些了解，精准地打击了清朝的弱点。我们用什么抵抗呢？我们无法抵抗。思想的牢笼和关闭的国门，让国家变成了一个孤岛。外面在飞速进步，我们却在原地踏步。

我们今天批评清朝，更是为了看清它留下的精神遗毒。

一个王朝倒了，宫殿可以重建。剪掉辫子也很容易。但是，那种长久屈服的精神，很难再站起来。

它留下了什么？

它留下了一种“奴才心态”。人们在权力面前习惯了服从。他们不敢提出批评意见。他们不敢质疑权威。

它留下了一种“官本位”思想。这种思想让人们觉得，只有当官才是人生的最高价值。这种思想让社会资源都集中流向权力中心。它阻碍了商业和创新的发展。

它还留下了一种“主子思维”。关起门来，觉得自己是世界的中心。这种思维排斥新事物，害怕和外界交流。这种思维让我们在近代落后时，依然不肯承认现实。

我们今天谈论这些，不是要针对满族同胞。今天的满族人民，是中华民族大家庭里平等的一员。这一点非常清楚。

我们要清算的是一种思想。这种思想为了维护少数统治者的利益，而牺牲了整个民族的前途。我们要警惕的是那种僵化、专制和封闭的制度思维。

我们谈论清朝，就像在照镜子。

镜子提醒我们，关门自大、故步自封的路，是走不通的。压制思想、不许人说话的路，是一条死路。

我们的国家花了一百多年的时间，付出了巨大的代价，才重新打开了国门。我们花了很多努力，才让那些跪着的人，重新学习怎样站起来。

我们谈论这段历史，是为了让后代记住这个教训。这个教训很深刻。我们不能忘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