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石案后，蒋经国以为台湾再无地下党，却不知李克农还留了后手！

1950年6月10日，台北马场町响起了枪声。四个人在这一天被处决。他们是吴石、朱枫、陈宝仓和聂曦。这就是震惊当时的“吴石案”。

这一事件对蒋经国意义重大。他当时刚刚接手台湾的特务工作。他认为这次处决是一次巨大的胜利。

这次行动确实抓到了大人物。吴石的身份不一般。他是国民党军队中级别很高的军官，任“国防部参谋次长”。这个职位让他能接触到台湾防务的全部核心计划。他可以看到军队的部署图，知道火力点在哪里，也了解海防要塞的坐标。

在吴石案发生前，我党在台湾的另一个重要人物蔡孝乾叛变了。蔡孝乾是台湾省工作委员会的负责人。他的叛变导致整个地下组织几乎全被破坏。因此，吴石等人的牺牲，看起来像是我方在台湾的力量被彻底消灭了。

蒋经国对此确信不疑。他指挥的特务机构在全岛展开了严密的搜捕。这就是所谓的“白色恐怖”。许多人被逮捕。在蒋经国看来，连吴石这样的高层人物都被抓住了，台湾应该再也没有秘密可言。他觉得台湾自此变得非常安全。他向部下宣布，潜伏人员已经被“彻底清除”。

但是，蒋经国想错了。

在海峡的另一边，北京。我党情报工作的负责人李克农得知了吴石牺牲的消息。他为此感到悲痛，但他没有失败。李克农深知情报工作的风险。他从不把所有的希望都寄托在一个人或一条线上。

在布置吴石这条线的同时，李克农还安排了另一条线。这是一个备用计划。这条线与吴石完全分开。他们彼此不知道对方的存在。这是为了保证，即使一条线出了问题，另一条线也能安全地保留下来。

这个备用计划的执行者，是一个化名“老杨”的工作者。他的任务不是进入国民党的高层。他的任务是隐藏在普通人中间。1949年底，国民党刚退到台湾时，“老杨”也随着人流到了台北。

他需要一个公开的身份。他选择做个生意人。他在台北热闹的西门町开了一家布庄。这是一个很好的掩护。当时特务们都在监视军政部门和重要港口。没有人会特别注意一个卖布的商人。

“老杨”必须像一个真正的商人那样生活。他认真经营自己的店铺。他按时交税，和邻居搞好关系，也和各种顾客打交道。这家布庄为他提供了最好的保护。

吴石案发生后，台北全城都在搜查。特务们也来到了“老杨”的布庄。他们盘问了“老杨”。“老杨”表现得很镇定。他拿出了清晰的账本。他还向特务抱怨，说时局不好，生意难做。

特务们仔细检查了店铺，翻看了堆放的布匹。他们没有发现任何可疑的地方。他们只能离开。特务们并不知道，他们要找的秘密，就藏在那些布匹的卷轴里。

“老杨”传递情报的方式很简单，也很安全。他把信息写在很薄的纸上。然后，他把纸条卷起来，塞进卷布用的空心木轴里。这些木轴的两端都被封好了。从外面看，它们和普通的布卷一模一样。

接着，这些藏有情报的布卷会和大量普通货物混在一起。它们通过正常的报关手续，被装船运往香港。在香港，有另一个联络点。这个联络点也伪装成商号。他们会接收这批特定的货物，找出藏有情报的布卷，取出纸条。情报随后会被翻译成电报，发往北京。

吴石牺牲后，这条线沉寂了一段时间。这是必须的谨慎。“老杨”必须等待风声过去，确保自己是安全的。到了1951年初，时局变化很快。“老杨”重新启动了这条线路。

一份重要的情报通过布卷，从台北送到了香港，再转到北京。这份情报是台湾当局最新的军队换防计划。情报内容非常详细。它说明了哪些部队将调往金门和马祖前线。它也显示了哪些部队将接防高雄和基隆等重要港口。

这份情报的到来，意义重大。它证明了北京在台湾依然有信息来源。我方的情报网络并没有被完全摧毁。

这个消息让蒋经国感到震惊。他以为自己已经解决了所有问题，抓住了所有“共谍”。他不明白，为什么还会有军事情报泄露出去。他下令进行新一轮的搜查。

这一次，特务们的目标更明确。他们重点检查所有与香港有生意往来的商号。他们一遍又一遍地核查货运记录。“老杨”的布庄又被检查了。但特务们还是什么也没发现。他的生意记录太“干净”了。他运货的频率、数量和目的地，都符合一个普通布商的逻辑。

“老杨”在台北继续工作了几年。他不断地送出有价值的信息。

到了1955年，情况再次发生变化。台湾的特务统治变得更加严密。他们开始对进出口货物进行突击开箱检查。用木轴藏情报的方法，风险变得太高。组织上判断，“老杨”不应该再继续留在那里。

组织下达了撤离的指令。“老杨”开始准备离开。他以“去香港进货”的名义，申请了出境许可。因为他多年的商人履历没有任何问题，许可很快就批准了。他像往常一样，提着行李，带着几卷布匹样品，登上了去香港的船。

“老杨”安全地离开了台湾。没有人怀疑这个布庄老板的真实身份。直到他回到大陆，蒋经国的特务系统可能都不知道，他们严密搜查的“幽灵”，就是那个在西门町卖布的“老杨”。

李克农的备用计划成功了。在最困难的时候，这条隐蔽的战线发挥了关键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