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9年1月11号一大早,奉天城那个风雨坛姜家祠堂,就那么摆着两口薄皮棺材,棺材盖子都没钉死,就蒙了块白布,前天晚上被打死的杨宇霆、常荫槐就躺在里头,血糊糊的衣服早就换了,胸口上头一人压了块银元,可那根本不是外面传的什么**“六连正”的袁大头**,真的那块袁大头,这时候还在张学良睡衣兜里揣着,他一宿没睡,那钱都让他身子给焐热了,可他就是没再掏出来过。
时间倒回去一天,1月10号下午,帅府老虎厅里头的壁炉烧得通红,张学良把那份《东北铁路督办公署草案》给推了回去,声音不大但是硬邦邦的,“中东路的事儿牵扯到外国人,得上报南京”,杨宇霆拿钢笔敲桌子,铛铛响,“少帅,东北是东北人的东北,不是南京的”,常荫槐也跟着把文件往前推,差点拍到张学良手背上,就那一瞬间,这个二十七岁的少帅想起了皇姑屯他爹出事那会儿,自己刚回奉天,杨宇霆当着所有人的面喊他**“小六子”**,还跟副官说“以后文件先给我看”,又想起挂新旗子合影,杨宇霆说自己“身子不舒服”不肯站中间,让全国的报纸都看了笑话,他更想起情报部门刚拿到的密电,杨宇霆正通过日本顾问,偷偷问关东军“把张学良弄下台行不行”。
他自己回了卧室,把门插上,摸出那块袁大头,对于凤至说,“我扔六回,要是回回都是正面,就干,只要有一次是背面,我就忍”,结果那钱掉地上六次,叮当响,全是正面,于凤至一把抢过来又扔了两回,还是正面,眼泪珠子直接掉在了地板上,“汉卿,这就是命”,张学良对着他爹张作霖的牌位跪下去,磕了三个响头,再抬头的时候,额头上红了一道印子,跟盖了个章一样。
晚上七点半,杨宇霆、常荫槐又进了帅府,副官说“少帅在老虎厅备了酒”,两个人前脚刚踏进去,高纪毅后脚就带着六个卫兵把门堵死了,念他们的罪状,“阻挠统一,勾结外人,立即执行”,枪声被厚厚的门帘子捂住了,就跟放了两个闷屁似的,杨宇霆胸口先挨了两枪,还挣扎着想去掏腰里的枪,第三枪直接打在后脑勺上,手这才软了下去,常荫槐被人按着脖子,一枪就解决了,尸体就扔在地上,连个毯子都没盖,也没说连夜运出城,一直到第二天凌晨,才拿旧军毯子裹上,扔上卡车,拉到那个风雨坛姜家祠堂先放着,那地方本来是清朝末年的一个祠堂,空房子多,守卫也少,好封锁消息。
第二天,张学良把张作相、万福麟这些老人都叫过来,就一句话“杨常俩人想造反,已经处理了”,跟着就把一万大洋的安葬费塞到杨宇霆大儿子杨春元手里,又派人去常家传话,“不牵连家里人,不查账,不抄家”,可奉天军队里头还是炸了窝,老将戢翼翘当场就把帽子给摔了,“招呼都不打,说杀就杀,以后谁还敢说话”,日本的总领事林久治郎也在密报里写,“东北没了跟苏联的缓冲,少帅这是自己砍了自己的胳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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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学良啥也没解释,就在日记里写了句,“今天的忍,是为了东北明天的活路”,可不管忍不忍,他都开始怕黑了,奉天冬天的风呼呼地拍窗户,他让副官把卧室里所有的镜子都反过去扣着,说“看见杨宇霆站在里头”,1930年部队换防到北平,他还带着那块袁大头,可再也没扔过,那钱的边儿都被他指甲给磨出一条亮印子了,跟一道划痕似的去不掉。
好多年过去,在台湾阳明山一个下雨的晚上,九十岁的张学良跟唐德刚说,“杀杨宇霆之前,我什么都不信,杀了他之后,我天天信”,他说完就把那块银元放桌上,轻轻一转,那金属片嗡嗡地响,可他再也没伸手去按住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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