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川
一上来就说要把北京城墙扒了盖环路，这主意在当时听着，那叫一个顺理成章。
1950年的北京，还带着股子土腥味儿，街上跑的除了几辆旧汽车，就是叮叮当当的洋车和摇摇晃晃的骡马。
百废待兴，大伙儿心里都憋着一股劲儿，要把这旧皇都改成一个崭新的、冒着热气的“生产型”首都。
就在这节骨眼上，中南海怀仁堂里，一个戴着眼镜、文质彬彬的先生，铺开了一张巨大的图纸。
这人是梁思成，清华大学的教授。
他指着图上那圈厚实的城墙，跟在座的领导掰扯一个道理：这老城，不能动。
他说，这不光是一圈墙，这是咱们老祖宗几百年攒下来的一个完整的艺术品。
中间一条中轴线，从永定门一直捅到钟鼓楼，两边宫殿、坛庙、胡同、四合院，像一棵大树的枝枝丫丫，长得规规矩矩。
这套东西，全世界独一份。
他的想法很简单，甚至有点“傻”：把整个老北京城原封不动地框起来，当个巨大的“活的文物陈列馆”，让后代子孙都能瞧见真正的老北京是啥样。
那新中国的政府机关放哪儿？
梁思成和他搭档陈占祥早就想好了，在图纸上往西一指，公主坟到月坛那一大片空地，够宽敞。
在那儿另起炉灶，建一个全新的行政中心。
马路可以修得笔直宽阔，大楼可以盖得高大敞亮，水电暖气一步到位。
老城和新城，一东一西，像扁担挑着的两个筐，这边装着历史，那边装着未来，谁也不碍着谁。
这个想法，后来人管它叫“梁陈方案”。
在梁思成的脑子里，这是一盘大棋。
保住老城，就是保住了文化的根；建设新城，就是给新国家一个现代化的脸面。
两者分开，既能让老城安安静静地“养老”，又能让新城毫无顾忌地“长个儿”。
这个思路，就算放到今天，也是全世界搞城市规划的专家们点头称赞的。
但是，在那个急着往前奔的年代，这个想法听起来太“奢侈”了。
当时新中国刚成立，兜比脸都干净，仗打了那么多年，哪儿哪儿都要钱。
在老城里办公，多省事儿？
现成的房子修修补补就能用，道路管线也都是现成的。
更重要的是，把新政权的红旗，插在旧皇权的中心地带——天安门旁边，这本身就是个顶天立地的姿态，告诉全世界，时代变了。
跑去西郊的荒地上一砖一瓦地盖新城，得花多少钱？
花多少时间？
等新城盖好，黄花菜都凉了。
更何况，当时咱们请来的“老大哥”——苏联专家，他们的思路也不一样。
莫斯科就是榜样：红场是中心，一条条宽阔的大道从中心呈放射状延伸出去，气派。
他们建议，天安门广场要扩大，长安街要拓宽，让它成为北京的大动脉。
要拓宽，城墙和城楼就碍事了。
于是，一场大辩论就这么开始了。
一边是梁思成这样的“保古派”，他们看的是几百年后的文化价值。
另一边是讲究实际效率的“建设派”，他们看的是眼门前的政治需求和经济成本。
这不是谁对谁错的问题，就是一个刚翻身的穷人家，手里攥着仅有的一点钱，是先买米下锅，还是先留着钱买几件传家宝。
在那个时候，答案几乎是明摆着的。
决策的天平，很快就倒向了“实用”那一边。
新中国的首都，必须是个机器轰鸣、烟囱林立的生产城市，不能是那个提笼架鸟、悠闲度日的“消费城市”。
梁思成急了，跟北京市的领导开会，说拆城墙是“挖肉”，扒城砖是“剥皮”。
他甚至在一次会上当场跟一位领导吵了起来，最后被人搀扶着离开，据说回到家后痛哭了一场。
他觉得，他眼睁睁看着一座无价之宝正在被肢解。
后来的事，大家都知道了。
推土机的轰鸣声响彻了北京城。
那些曾经抵御过千军万马的城墙，在现代机械面前不堪一击。
老百姓们也推着小车去拉城砖，拿回家盖小厨房、垒鸡窝。
那道被梁思成称作“地球上最独特、最美丽的项链”的城墙，就这么一节一节地消失了，变成了后来车水马龙的二环路。
紧接着，为了盖起一栋栋“火柴盒”式的居民楼和办公楼，成片的胡同和四合院被推平。
北京城那细密的、如同毛细血管般的城市肌理，开始变得粗糙、断裂。
几十年过去了，北京成了一座拥有两千多万人口的超级大都市。
高楼越来越多，路也越修越宽，但车却越开越慢。
梁思成当年担心的事，一件件都成了现实：老城中心人口爆炸，交通堵成一锅粥；古建筑被现代高楼大厦包围，显得格格不入；空气质量、生活压力，这些“大城市病”一样没落下。
人们在享受现代化便利的同时，也开始怀念那个有城墙、有胡同、有鸽哨的北京。
时间是个很奇妙的东西。
兜兜转转七十年，一个叫“雄安新区”的地方，在距离北京一百多公里的地方横空出世。
国家说了，要把北京那些不那么“核心”的功能，比如一些市场、学校、医院、央企总部，都搬到雄安去。
这是要干嘛？
说白了，就是给不堪重负的北京“减负”。
让北京能喘口气，专心做好它“全国政治中心、文化中心”的本职工作。
这个思路，听着耳不耳熟？
把一部分功能从老城里挪出去，到一块新地方去发展，好让老城得到保护和喘息。
这不就是七十年前，“梁陈方案”里那个“一体两翼”的核心思想吗？
虽然地点从北京城西，挪到了一百公里外的河北，但那个“另起炉灶，为母城减负”的道理，是一模一样的。
这迟到了七十年的“新翼”，像一个巨大的回声，从历史的深处传了过来。
它说明，当一个国家发展到一定阶段，吃饱穿暖之后，自然会回过头来审视自己走过的路，会重新捡起那些当年因为“太奢侈”而丢掉的东西。
现在，北京中轴线正在冲刺世界文化遗产，当年梁思成他们拼了命想保住的东西，如今成了我们最想向世界展示的宝贝。
梁思成在1972年冬天去世了。
在生命的最后几年，他亲眼看着自己热爱的北京城一天天变得陌生。
他没能等到雄安的规划，也没能看到中轴线申遗的这一天。
陈占祥.《“梁陈方案”与北京》. 收录于《陈占祥城市规划文集》. 2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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