若贺子珍没离开延安会如何？从她当时安排与职位看，或可大有作为

“若贺子珍没离开延安，会如何？”一问，立刻把人带回那段烽火岁月。她不是一般的革命者，而是井冈山第一位女党员，是那个年代最早站在枪口前的巾帼英雄。如果她没有踏上去苏联养病的列车，如果她留在延安，或许真的能再造一番事业。

1925年，永新县的夜色中，欧阳洛在平民夜校摆了张长桌，挑灯夜读；贺子珍挤在后排，一句“为了让千千万万的母亲和孩子过上好日子”把他惊了。1926年，她如愿加入共产党，担任共青团永新县委书记，仅一年后就组织永新、安福、宁冈、莲花起义，成功解救了八十多名同志。当红旗插进井冈山，她已是红四军前委机关的重要成员，机要宣传无所不能，成了当地党组织的“急先锋”。

秋收起义失败后，毛主席还在摸索根据地，而贺子珍对湘赣边界的山路、水情烂熟于心。组织派她去当毛主席的联络员，让这位“井冈山土著”领着队伍四处转。朝夕相处，两人性情互补：毛主席沉着冷静、处事不惊；贺子珍爽朗率真、见人就开口。有一次毛主席皱着眉头写作战方案，她噼里啪啦掀开地图，连点带划，短短十几分钟把地形说得清清楚楚。毛主席抬头，对身边战士悄声说：“这个女同志，真了不起。”

1929年，黄洋界保卫战打响，怀孕的贺子珍就和战士们一起挖壕沟、堆檑木，连扛滚石也不含糊。战后，红军士气大振，大家都喊她巾帼英雄。随后打大余时，一队国军冲向军部，一时间形势危急。她拔出双枪，左右开弓，连续击毙两名追兵，掩护毛主席一众撤退。1931年，她被任命为中央人民政府机要科长，成为红军大学第一期高级班学员，和谭政、刘亚楼、杨成武、张爱萍同窗而立。

长征到达延安后，延安的窑洞里灯火通明，可毛主席桌上的卷宗越来越高，抓军需、管统战、谈判、写文稿，一件件压下来，没工夫顾家。贺子珍身体耗尽，回头看镜子里的自己眼圈发黑，精神恍惚。两人渐渐吵架不断。她倔强地说：“我想去苏联看看，养养病。”毛主席没拦住，只在手帕上写了“从此诀别”，含着泪送她上车。

若当时她没走，会怎么样？先看她在延安的阵地：一是红军大学高级班，二是中共中央党务办公室的机要秘书。红军大学源于莫斯科军校，为培养高级指挥员而设，高级班只招最优秀的学员。能进第一期，就意味着党里对她军事与理论双料能力的认可。二是毛主席秘书，这岗位可不轻松，管文稿、联络、保密、陪同，每一件事都象征着信任——后来江华、周小舟、李井泉都从这里走上省部级高位。

她要是留在延安，身体稍稍调养，就能继续坐在那个机关里。不出几年，中央会不会把她调去西北局当副书记？会不会让她参与抗日统一战线谈判？会不会在新中国成立后，奉命接管东北妇联、省级组织部，一步步走上省委常委？正因为她早年跟随毛主席奠定了功勋，党里对女领导人的需求又很迫切，像她这样的复合型人才，绝不可能闲着。

设问一下：当时中共中央为何让林伯渠、邓中夏这样的老干部坐镇，而不把贺子珍放前线指挥？答案恐怕是她身体和环境的双重限制。但身体情况一旦好转，环境也能适应。再说当时延安接待许多苏联专家，俄语不差的她要是留下学习，还能当翻译或者国际联络员。

可以想见，一个稍有运气再加上身体恢复得当的贺子珍，完全有可能在妇联系统做文章，或者在党务工作中展露头角。就像江华后来被派去西北，那会儿她也能有一岗之地。更别说新中国成立后，政坛对女性干部的渴求，让她不用跋山涉水，清早去上海市组织部任副部长、兼女性事务专员，都不成问题。

她后来长年在外，被安排沈阳财政厅处长、浙江省妇联主席，再到上海市委组织部副部长，足见中央对她的重视。可都是后半生的舞台。若她没离开延安，前半生就能迅速积累更高层级的人脉和经验，或能直接进入中央党校任副校长，或能在中南局坐上副书记，她的政治生涯，远不止副省级那么简单。

因果很清楚：贺子珍的革命轨迹决定了她的可能性。她既受过战地考验，又有高级班教育，还有毛主席最直接的信任，加上党内的女干部稀缺，这三重条件一旦在延安相互叠加，她绝对能更早更快地崛起。可惜命运开了个小玩笑——那句诀别手帕，划断了她和中枢的联系，也改变了她的一生。

说到底，历史没有如果。但若干年后，在八宝山革命公墓看到她和杨开慧、刘胡兰并肩安息时，难免让人扼腕：要是她没离开延安，要是她能多坚持几年，会不会成为共和国第一代女性领导人？这道悬念，似乎永远在延安的黄土中回荡。信息来源：[《贺子珍传》，中央文献出版社；《红军大学纪实》，解放军出版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