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发奎为何力邀郭沫若执掌政治部？

1927年7月，大革命风云激荡之际，以《女神》名震文坛的郭沫若，出人意料地接过国民革命军第二方面军党代表兼政治部主任的任命状，成为骁勇善战的“铁军”将领张发奎麾下的核心政工主官。这一跨界任命并非偶然，而是时代浪潮、个人抉择与军事需求交织的必然结果，其来龙去脉折射出北伐战争后期复杂的政治军事格局。

追溯这一任命的源头，需从北伐战争的历史洪流说起。1926年7月，国民政府在广州誓师北伐，旨在推翻北洋军阀的反动统治。此时的郭沫若已完成从文学巨匠到革命战士的转型：1924年翻译河上肇《社会组织与社会革命》后，他逐步确立马克思主义世界观，放弃医学专业投身革命洪流。

1926年3月，郭沫若应邀赴广州就任广东大学文科学长，结识了大批中共早期领导人，同年7月便随国民革命军北伐，先后担任总政治部宣传科长、副主任，积累了丰富的军队政治工作经验 。他以笔为刃，撰写大量宣传文稿鼓舞士气，其炽热的革命激情与卓越的文字功底，让他在北伐军中声名鹊起。

与此同时，张发奎正以“铁军”名将的姿态在战场上崭露头角。这位出身广东韶关的客家将领，1925年任国民革命军第十二师师长，北伐战争中率部攻克醴陵、浏阳，激战汀泗桥、贺胜桥，凭借骁勇善战被誉为“铁军英雄”。

1927年1月，张发奎晋升第四军军长，所辖部队因战斗力强悍获“铁军”称号，6月更升任第二方面军总指挥，成为北伐军中举足轻重的军事将领 。值得注意的是，张发奎的部队中聚集了大量共产党员和进步青年，叶挺等将领更是中共骨干，这为他后来接纳郭沫若埋下了伏笔。

1927年的政治剧变成为两人交集的关键契机。4月12日，蒋介石发动反革命政变，大肆屠杀共产党员和革命群众，国共合作濒临破裂。身处武汉的郭沫若怒不可遏，在朱德寓所写下《请看今日之蒋介石》，辛辣揭露其“背叛国家，背叛民众，背叛革命”的行径，此文迅速传遍全国，让郭沫若成为公开反蒋的革命旗帜，但也使他遭到国民党反动派的通缉 。7月15日，汪精卫集团实行“分共”政策，宁汉合流，大革命全面失败，白色恐怖笼罩全国。

就在革命陷入低潮之际，南昌起义于8月1日爆发，郭沫若毅然参加，担任起义军宣传委员会主席、总政治部主任，成为起义核心领导层成员。然而，起义部队在南下途中遭遇强敌围攻，于潮汕地区失利，部队被迫分散转移 。此时的郭沫若面临艰难抉择：是继续跟随起义余部转战海陆丰，还是另寻出路保存革命力量？恰在此时，他与第二方面军总指挥张发奎产生了命运的交集。

事实上，张发奎对蒋介石的独裁统治早有不满，武汉反蒋运动中他便积极响应，与汪精卫集团保持距离，且不愿参与“清共”行动。南昌起义后，张发奎得知革命委员会名单中既有自己也有郭沫若，但他明确表示不会加入，却对郭沫若的才华与革命立场十分赏识 。当郭沫若带着警卫员辗转找到张发奎时，这位“铁军”总指挥坦诚相询：“何去何从？”并主动提议：“可以继续留在我这个方面军，当党代表兼政治部主任。”

张发奎的邀请并非一时兴起，而是基于多重考量：其一，他的部队亟需加强政治工作，北伐战争中政工队伍对提升士气、凝聚军心的作用有目共睹，而郭沫若作为北伐军总政治部原副主任，具备丰富的政工经验；其二，郭沫若的反蒋立场与张发奎不谋而合，接纳郭沫若及其团队，可壮大自身反蒋力量；其三，郭沫若在文化界与革命阵营中威望甚高，由他执掌政治部，能有效团结部队中的进步力量，稳定军心。

对于郭沫若而言，接受任命同样是深思熟虑的选择。南昌起义部队受挫后，革命形势严峻，单独行动风险极大，而张发奎的第二方面军相对安全，且部下多有共产党员，便于开展秘密革命工作。更重要的是，担任政治部主任可利用合法身份，继续传播革命思想，保留革命火种。于是，郭沫若欣然应允，以南昌起义政治部班底为核心，组建了第二方面军政治部，欧阳继修、梅电龙等进步骨干纷纷加入，形成了一支精干的政工队伍 。

这一任命在当时产生了重要影响。郭沫若上任后，充分发挥自己的文学才华与组织能力，通过创办刊物、发表演讲、编写宣传材料等方式，大力宣传反帝反封建的革命纲领，极大提升了第二方面军的政治觉悟与战斗力。他将文艺与革命紧密结合，让“铁军”不仅能征善战，更成为传播革命理想的重要载体。尽管不久后广州起义爆发，张发奎被迫转向镇压革命，郭沫若也随之脱离部队赴日本流亡，但这段任职经历成为两人革命生涯中浓墨重彩的一笔。

抗战爆发后，已从日本归国的郭沫若与担任第八集团军总司令的张发奎再度携手，郭沫若应张发奎之邀组建战地服务队，延续了北伐时期的政工传统，为抗日救亡运动注入强大精神力量 。张发奎后来回忆这段往事时坦言：“郭沫若和我，本来是有些相当的友谊的。”这份友谊的起点，正是1927年那个风云变幻的夏天。

回望郭沫若出任张发奎政治部主任的全过程，不难发现这是一次时代选择与个人担当的完美契合。北伐战争的历史洪流为文人与武将搭建了合作舞台，郭沫若的革命热忱与政工才华，遇上张发奎的识才之眼与反蒋立场，共同促成了这一特殊任命。这不仅是一位文学家的跨界传奇，更折射出大革命时期中国社会复杂的阶级矛盾与革命力量的艰难求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