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股长的钢笔与我的职场底色——二〇〇三年的浓茶与钢笔

2003年的秋风带着清冽的凉意，漫过城关中学的围墙，把道旁的白杨树染得一片金黄。我攥着教体局那张薄薄的调令，指尖几乎要将纸边捏皱，站在爬满深绿爬山虎的办公楼前，手心的汗濡湿了调令上的字迹。在此之前，我在城关中学当了三年语文老师，课余凭着一股对教育现状的琢磨，写了《校园德育的乡土路径》《农村学生阅读习惯培养初探》几篇拙作，没成想竟被局办内部刊物《教育通讯》刊载，更意外引来了综合股李股长的注意。

李股长是亲自开着局里那辆半旧的桑塔纳来接我的。他五十出头的年纪，后背微微有些驼，像是被常年伏案的劳作压弯了些，鬓角的白发密得像落了层厚霜，风一吹便轻轻晃动。身上那件的确良衬衫洗得发白，领口挺括却泛着淡淡的旧痕，最显眼的是袖口，无论何时都扣得严严实实，透着一股老派的严谨。“局长说了，笔杆子硬的人，就该到关键岗位发光发热。”他说话时声音略带沙哑，却总带着股掩不住的自豪。后来才知道，三任局长轮换，他这个综合股股长的位置始终稳如泰山，凭的就是一手“隔夜出稿、字字扎实”的硬功夫，局里大小重要讲话、工作报告，几乎都出自他的笔。

综合股在办公楼三楼最里间，一间不大的办公室，摆着两张对向的木桌，铁皮柜靠在墙角，漆皮掉了好几块。整个股室就李股长一个“老人”，我是他带的第一个新人。刚坐下没几分钟，他就从铁皮柜里翻出一摞厚厚的文件，最上面那张印着《国务院关于进一步加强农村教育工作的决定》，红章醒目。“这是今年的重头戏，下周一局长要在全县校长会上作主题讲话，今晚必须拿出初稿。”他把文件推到我面前，语气不容置疑。彼时已近下午五点，窗外的夕阳正缓缓沉向远处的屋顶，办公楼里渐渐响起收拾东西的窸窣声，同事们陆续下班，楼道里的脚步声越来越远。

那是我第一次体验机关单位的加班，也是第一次见识李股长的“硬功夫”。他从抽屉里摸出一个搪瓷缸，抓了两把茶叶丢进去，冲进滚烫的开水，茶香瞬间漫满办公室。又翻出半包苏打饼干，放在桌中间：“垫垫肚子，今晚有的熬。”说罢便伏在桌上，钢笔在稿纸上飞快游走，沙沙声在安静的办公室里格外清晰。他写提纲时不怎么说话，偶尔抬头跟我聊两句改革细节，“农村义务教育学杂费要逐步免除，这个政策得讲透，让校长们心里有底”“农村学校的危房改造是硬骨头，得在稿子里明确时间节点和责任分工”。

我坐在一旁，跟着他逐字逐句琢磨，从框架搭建到措辞打磨，从数据核对到案例补充，不知不觉间，窗外的天色彻底黑透，月光透过窗户洒在稿纸上，映出两人伏案的身影。办公楼里只剩我们这间屋的灯亮着，灯光透过窗玻璃，把爬山虎的影子投在墙上，随风轻轻晃动，忽明忽暗。

往后的日子，加班成了综合股的常态。局长们似乎总习惯在下班前半小时“临门一脚”：“明天要去市里汇报‘两基’攻坚进展，准备个详实的材料”“省督导组下周要来检查，写个迎检方案，突出咱们的亮点”“县里要开教育工作推进会，局长的讲话稿明早要用”。每次接到任务，李股长从不推辞，总是拍着胸脯应下，转头就拉着我扎进堆积如山的文件和文字堆里。有一次加班到深夜，我揉着酸胀的眼睛问他：“股长，咱们股就俩人，活儿这么多，为啥不跟局长提提加人？”他呷了口早已凉透的浓茶，摆摆手：“咱们综合股是局里的‘中枢’，笔杆子握不稳可不行。我这年纪大了，得找个能接班的，把这手艺传下去。”话里话外，那股把我当成接班人的期许，听得我既感动又有些压力。

可我看着李股长日渐苍老的模样，心里总有些心惊。五十刚出头的人，眼角的皱纹比六十岁的老人还深，笑起来时纹路能拧成一团，每天他总是第一个到办公室，先把两张桌子擦得一尘不染，再给各自的搪瓷缸泡上茶；晚上也总是最后一个离开，临走前总要绕到局长办公室门口，看看灯灭了没，确认没其他临时任务才放心。

有一次他重感冒发烧，脸烧得通红，却裹着一件旧军大衣依旧来上班，坐在桌前改稿时，咳嗽声一阵接一阵，咳得腰都直不起来，手里的钢笔却没停，嘴里还念叨着：“局长明天开会要用，可不能耽误了正事。”看着他的样子，我忽然明白，他不是不想提拔，也不是不觉得累，而是把“被需要”当成了最大的价值，把手里的笔杆子当成了责任。可这种近乎透支的坚守，让我心里生出一丝望而却步——我敬佩他，却深知自己难以成为这样的人。

于是我开始悄悄“钻空子”。综合股的工作特性很奇妙，加班写的材料都是急活、重活，可白天大多时候相对清闲。我便借着送文件、取材料的由头，往基教股、计财股、人事股、档案室这些科室跑。基教股的王姐在核对农村学校免学杂费的名单，密密麻麻的表格看得人眼晕，我便主动搭手帮忙整理，一边整理一边打听不同乡镇的学校分布、学生人数；计财股的老周在核算义务教育经费拨款，报表上的数字看得我头疼，我便坐在一旁跟着学，不懂就问，慢慢摸清了经费分配的逻辑和标准；就连档案室的张姨整理“两基”攻坚档案，我也凑过去帮忙分类归档，从那些泛黄的资料里，了解了全县教育发展的脉络和过往的难点。

半年下来，我不仅摸清了各股室的工作流程，还把2003年以来教育改革的各项政策嚼得透透的，脑子里攒下了一肚子实打实的数据和案例。李股长偶尔见我不在办公室，会皱着眉说“年轻人要沉心写材料，别总瞎跑”，但每次我都能按时、保质保量完成他交办的任务，有时还能在稿子里加入详实的数据支撑，他渐渐也就不再多管。有一次写农村教育均衡发展的讲话稿，我结合基教股的学校布局调整数据、计财股的经费测算结果，再加上基层学校的几个实际案例，把稿子写得有理有据、血肉丰满。局长在全县校长会上念完，散会后特意在走廊里拦住我，笑着夸了句“这稿子有干货，接地气，没白下功夫”。

转机出现在2005年初，市局调来一位新局长，是全市教育系统少有的女局长，姓陈。她中等身材，留着利落的短发，说话干脆利落，做事雷厉风行。上任第一天，她就带队调研各股室，问到“两基”攻坚的具体进展时，几个股室的股长要么说得含糊其辞，要么只谈宏观政策，没个实在答案。轮到我补充时，我凭着半年来攒下的积累，把全县适龄儿童入学率、辍学率、经费落实情况、校舍改造进度说得一清二楚，还随口补充了几个偏远乡镇学校的实际案例，包括遇到的困难和已采取的解决措施。陈局长听得格外认真，时不时点头，眼神里透着赞许。

没过多久，局务会就传出消息，要提拔我当办公室主任。后来人事股的老周私下跟我说，研究提拔时，陈局长一锤定音：“这个年轻人，既能写得了材料，又懂业务，还能协调好各股室，正是办公室主任需要的样子，合适。”上任那天，我特意买了喜糖，跑到综合股给李股长送过去。他正伏在桌上改一份材料，阳光透过窗户照在他的白发上，亮得有些刺眼。他抬起头，接过喜糖，脸上露出难得的笑容，从抽屉里拿出一支锃亮的钢笔递给我：“好好干，办公室是局里的门面，责任重得很，笔杆子可千万不能丢。”

如今二十年过去，那支钢笔依旧静静躺在我的办公桌抽屉里，笔帽上的光泽虽已褪去，却成了我最珍贵的念想。偶尔路过老教体局的办公楼，当年爬满墙壁的爬山虎已长得更加繁茂，遮了大半个墙面。我总会停下脚步，想起二十年前的那些夜晚，综合股那盏亮到深夜的灯，李股长咳着嗽改稿的佝偻身影，还有钢笔划过纸页的沙沙声。我终究没成为他当初期望的“接班人”，没像他那样一辈子守在综合股的文字岗位上，但那段日子里，他教会我的对工作的敬畏之心、对业务的钻研态度，还有那份藏在笔杆子背后的责任与担当，早已融进我的骨血，成为我职业生涯中最宝贵的财富，支撑着我一路稳步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