她66岁出任上海人大常委会副主任，丈夫是中将，两个儿子也是中将

1968年8月，毛主席在北京接见了成都、福州等六个大军区团级以上干部。当时社会有些动荡，军队是稳定的基石，主席此举也是希望让局势保持到可控的程度。

但在接连流程上，主席并没有先跟大军区领导通气，也不是与军级干部交流，反倒与一位权力不是很大的女子左英沟通。

左英抗战时期参加革命，的确为组织做过贡献，不过客观而言，跟大军区领导们还是有差距的。既然如此，毛主席为何要做出这看似反常之事呢？

要说原因，主要在于左英丈夫当时的遭遇，不过左英本人也是一位非常出色的革命者。

1919年出生于上海一个书香门第的她，早年接受过很好的教育，父母本打算让她走留学的路，但“九一八事变”的爆发，让她的人生轨迹出现转变。

看着老师在黑板上写下“东北危急”，左英决定要为救国做些什么，她一介女流不好扛枪上战场，就选择从医救死扶伤。

后来淞沪会战爆发时，左英与一众仁济高级护士职业学校的同学尽自己所能购买药品、医疗器械，送往一线。在沪西的临时救护站里，左英曾连轴救治36个小时，这毅力令人钦佩。

1938年2月，左英秘密入党，同年秋从护校毕业后，她被安排到仁济医院就职。当时上海已是沦陷区，左英经常看到爱国人士被送到医院治疗，那惨状让她无比痛心，也更坚定了她积极抗日的意志。

之后她在仁济医院秘密发展党员、建立基层党组织，1939年听闻新四军缺少医疗人员，更是带着8位同事从上海奔赴皖南直接加入新四军，实现由护士到战士的转变。

她们用专业的知识加速了新四军军部医院建设，彼时没有专门的场地，她们就将一个破旧的祠堂改建成了新四军最初的一所医院。

在这里，没有好的医疗器材，大家也不计较，总是利用一切可以工具救死扶伤。不仅如此，她们还大力培养医护人才，通过建立体系，来尽可能挽救爱国军民的性命。

1943年，左英被调到延安，成为中央医院的一名肺科医生。或许是缘分使然，同年新四军1师2旅政委刘培善也来到了延安，本来刘是准备参加七大的，但没想到七大延期，他只好先留下来学习。

后来七大真正筹备时，左英和刘培善都被分在了华中组。刘培善是组长，平日里需要带大家学习讨论，久而久之，与左英的沟通就多了起来。

刘培善1927年参加革命，1929年正式加入红军，经历过艰难的三年游击战争，一直是组织的优秀干部。为了革命事业，他33岁都还未婚，旁人为之着急。

原本他对感情也没有太多追求，只想着顺其自然，但与左英接触之后他意识到这就是自己在等待的“自然”，于是开始托人传话试探态度。

其实在延安追求左英的人并不少，只是她认为还没到时间，都予以拒绝，刘培善最初的“攻势”也不例外。但刘培善没有灰心，他找到了新四军军长陈老总帮忙。

陈老总代为传话：“刘培善同志我很了解。请你多考虑考虑，千万不要错过了好姻缘哟，还有什么想不通的，尽管来找我聊”。

不久后，蔡畅大姐又找到左英谈心，左英这才说出自己的心里顾虑：我承认，刘培善是好同志。但我们的性格和生活习惯不同，就是结了婚弄不好也还会离婚的。既要离婚，还不如不结婚。再说，我热爱我的医务工作，若叫我牺牲自己的事业，专门去照顾对方，我不愿意。

这种新时代女性思想让蔡畅非常欣赏，笑着说：我最反对当‘夫人’了。革命队伍中的夫妻，不只是丈夫和妻子，也是革命征途上的伴侣和战友。革命的目标一致，是双方产生爱情的基础。

随后蔡畅又跟左英聊了近三个小时，终于让左英思想出现松动。刘培善得知这个消息后立即展开猛烈攻势，终用真诚打动了左英，两人于1945年在延安结婚。

七大结束后，夫妻携手返回新四军，此后两人并肩在华东地区作战。

刘培善历任华中野战军7纵司令员兼政委、华东野战军10纵政委、第三野战军10兵团政治部主任等职，参与指挥了众多关键战役；

左英则担任过华中野战军7纵和华东野战军10纵卫生部副部长，在幕后做了许多贡献。

虽然两人聚少离多，但感情非常好。福建解放后，刘培善出任第10兵团兼福建军区副政委兼政治部主任。左英也完成了接管福建省国民党卫生机构的工作，前往北京参加全国第一届卫生会议。

可是车行至赣闽交界的盘山公路时，左英乘坐的汽车突发车祸，她双腿被压断，差点儿失去性命，马上送到了上海治疗。

刘培善因为工作没办法陪同，只好打电话叮嘱华东局卫生部尽最大的努力救治。

有一天左英从昏迷中醒来，突然发现丈夫就在身边，她惊讶的同时又心中很痛，知道丈夫是以公事为主的人，眼下离开福建来到上海，必然是自己身体有重大问题。她有些哽咽地问：你来，是因为我？

刘培善点点头，说：“卫生部崔部长叫我来，说你的病情万一恶化，只能保命不保腿。高位截肢要家属同意，我相信医院的党组织，请崔部长全权处理，你不反对吧？”

左英叹了口气说：如果真到这种地步，你要干的革命工作还很多，我绝不拖累你。

刘培善有些生气：这是什么话？我们一起生活了这么多年，你还不了解我吗？你不要胡思乱想，现在首要的任务是把病医治好。

办完相应的手续后，刘培善又回到福建。但没过多久左英收到一封来信，打开赫然看到里面丈夫写着：“无论你伤残怎样了，我对你的爱情始终如一，绝不会改变。”这句话给了左英很大的勇气，支撑她度过最艰难的时光。

但可惜，两人都幸福生活在1967年后发生了改变。这年1月，刘培善奉命去江西，当时江西比较乱，他过去后很多工作没办法开展，自己也遭受冲击。

1968年4月，刘培善接到去北京学习的通知，这本来是好事，但左英没想到，这次再见就成了永别。

同年5月8日晚，刘培善走了极端，但有的人还不放过，乱扣帽子。毛主席得知后非常生气，批示八个字：不给出路，逼迫自杀。

周总理也要求相关部门必须做好善后工作，并在5月18日代表中央宣布刘培善为革命烈士。

为了保护刘培善的家人，毛主席在8月接见军区干部时，首先与左英及两个孩子交谈，这是用行动表明自己的态度。此后的时间里，刘培善家人的日子总算好过些。

1972年，在周总理的关怀下，左英回到上海工作，她依然在致力于推动卫生教育事业的改革，不忘初心。

1985年，左英当选为上海市人大常委会副主任，站在更高的位置，她做的也更多。特筹资成立上海市人口福利基金会、资助开办特色学校，对多动症、问题儿童进行特殊教育，帮助了很多人。

另外，左英对自己孩子的培养也是尽心尽力，长子刘晓榕曾任总后副政委，2008年晋升为中将。次子刘胜曾总装备部副部长，2011年晋升为中将。一门三中将，也是足够传奇，没有辜负刘培善的期望啊！

2011年，左英病逝，孩子们按照她的遗愿，将她生前的积蓄全部捐献出来，设立了专项护士基金。生命的最后一息仍在奉献，一个高贵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