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越自卫反击战，儿子牺牲38年，86岁老父第一次来扫墓

2017年4月2日的清晨，云南红河州屏边县细雨未歇，86岁的蒲运海站在一排整齐的青色墓碑前，双手轻轻抚着冰冷的石面，嘴里一遍又一遍地念着儿子的名字。虚弱的声音在山间回荡，像是迟到许久的回答。

为了这一天，老人从四川阆中出发，沿成昆铁路一路南下，再换长途客车。过弯急、坡陡、浓雾弥漫，他却倔强地不肯闭眼，说什么都要把沿途的山川牢牢记住，“儿子当年就是从这片土地走向战场的”。同行的工作人员看在眼里，心里直发酸。

时针拨回到1976年，那会儿蒲仕平刚满21岁。年轻的身影在乡间田埂上穿梭，汗水顺着军绿色背心往下淌，他嚷嚷着要参军。“部队能锻炼人，也能给家里减轻负担。”这一句话他反复说。父亲没多话，只塞了一管药油和一双纳底布鞋进背包，轻轻拍了拍儿子的肩。

三年后，1979年2月，边境炮火骤起。轰鸣声里，刚刚被授予班长职务的蒲仕平随部队越过那道密林覆盖的分水岭，从此再无归期。一个月后，一封盖着红戳的电报送到阆中石盘村：蒲仕平在屏边方向作战中牺牲。老母亲当场昏厥，蒲运海握着电报，指尖发麻，脑子却意外地清醒——他要去云南找到儿子的埋骨之地。

可那时前线还在交火，边境实行战地管制，烈士家属探访被明令禁止。蒲运海几次跑到县人武部，得到的答复都是同一句：“战事未了，等通知。”一句“等通知”，就让人足足等了十年。十年间，两山轮战持续，部队番号屡次调整，山头几易主，许多坟茔迁过又迁，记录簿上不断涂改，错字、漏字、防潮纸张被浸出一片黑印。

不便远行的蒲运海把全部心思放在地里。种水稻，养两头猪，照顾瘫痪在床的老母亲。清明一到，他便在屋后山头插一束清白素花，朝南方磕头。再坚硬的人，也会在深夜被噩梦惊醒——梦里儿子扛着枪跑过稻田，大喊“爹，快躲开”。醒来却只剩窗外虫鸣。

进入互联网时代，各省拥军优属信息开始录入数据库。2016年7月，阆中退役军人事务局接到一条“无名烈士墓碑核对”公函，内容提到屏边烈士陵园里一座写着“卞仕正”的墓，照片与“蒲仕平”档案照极为相似。几经核查，才发现“蒲”“卞”二字在当时手写体中极易混淆，报送表上又使用简化字，错误就此延续三十七年。

“老人家，我们可能找到仕平同志了。”电话那端的工作人员语速很慢，生怕老人没听清。蒲运海愣了几秒，只回了一句：“我认得出他的脸。”短短九个字，嗓音带着颤，却把所有人说得沉默。

确认照片后，阆中方面立即着手行程。医生担心老人舟车劳顿，建议推迟。“不去，怕再晚路就走完了。”蒲运海的语气不容商量。就这样，他带着一盒黄泥腊肉、几包香烟和一张泛黄的烈士证明，踏上了等了38年的行程。

抵达陵园那会儿，松林被雾气浸得发青。蒲运海半跪在墓前，轻轻抹去碑面的水珠。“仕平，爹来看你了！”这一声带着川北口音的呼唤，透出不可抗拒的悲怆。同行的小伙子侧过脸，不敢让人看见眼角的湿意。

在屏边，和蒲仕平长眠一处的，还有两千余名边境作战烈士。资料显示，仅1979年2月至3月，云南方向伤亡数字就超过七千，平均年龄不到23岁。那段激烈而漫长的边境对峙里，许多烈士身份因仓促安葬而记录残缺，直到近年通过DNA比对、电子档案才陆续“归队”。这场静默的“寻亲”仍在继续。

如今，屏边烈士陵园建起了数字化管理系统，扫一下二维码，烈士生平、部队番号即刻呈现。对参战老兵和家属来说，这并非冷冰冰的技术，而是一道迟来的回音：他们没有被忘记。遗憾的是，还有不少墓仍标着“无名”，碑前每逢祭日，同一束白菊反复更换，没有亲人惊呼，也没有熟悉的话语。

蒲运海在墓前停留了整整一小时，随后颤巍巍地站起身，把那双纳底布鞋压在泥土里。鞋底密密麻麻的针脚，早已黄得发旧，却保持着当年初织的形状。工作人员想提醒他带走，老人摇了摇头，“这鞋本来就是给仕平做的，让它陪他”。

回程时，老人没再看窗外的山川。他靠在座椅上，帽檐压得很低，只能看到斜阳映在鬓角的白发。车里很安静，却没人敢打破寂静——不需要语言，众人都懂，那份等待已在陵园尽头落地生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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