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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朝那时候,地方上的行政机构里头挤满了各种吏员,这些人干的活儿就是具体操办那些琐碎的事务,可他们压根儿就没有正式的官阶,升迁的机会也少得可怜。尤其是汉族人,在这个蒙古人主导的朝代里,啥优势都没有,还得靠自家兜里的钱去疏通关系啥的。
范孟端就是这么个典型例子,他老家在河南杞县,当了二十年的吏员,就在河南行省里头抄抄写写,级别也就从八品那么点事儿。同僚们老拿他“不干实事”开涮,这其实戳中了整个基层吏员群体的痛点,大家日子都过得紧巴巴的。
范孟端在衙门墙上写了首诗,吐槽自己的境遇和对这套系统的怨气:众人说我没出力,世上出力几多人?手中藏着杀龙技,尘封清风二十载。元朝管言论管得松,这种带刺儿的诗没惹来啥麻烦,跟宋朝比起来天差地别,那时候苏轼就因为诗里影射点政事儿差点儿丢了小命。元朝这种宽松劲儿,一方面让底层人有点喘息空间,另一方面也暴露了他们对潜在不满的忽视,社会矛盾就这么一点点堆积起来。
后来有朋友帮范孟端弄了个职位,可薪水拖了仨月没发,这事儿在元朝行政里头司空见惯。官员们经济上捉襟见肘,这种拖欠直接推高了他们的生活压力。1339年冬天,范孟端对这事儿积怨已深,他开始跟几个伙伴合计对策。那年头元朝社会问题一大堆,土地被大户兼并得厉害,豪强在乡下横行霸道,基层管理松松垮垮,这些都给极端行为埋下了种子。
范孟端拉了四个伙伴入伙,其中有个蒙古人叫霍八失。他们瞅准了元朝信息传得慢的毛病,尤其是冬天路不好走,地方跟中央联络断断续续。河南行省管的地方可不小,包括现在河南大部分、江苏中北部、安徽中北部,还有湖北长江北边儿那块,管理起来本来就费劲。范孟端在衙门值班多年,门清儿里头的流程,这帮了他大忙。
他们在计划里头准备了铁锤之类的家伙事儿,还练了练怎么快速下手。1339年12月22日,正好是冬至那天,官员们大都回家喝酒过节去了,衙门里头守备松懈。范孟端那天值班,他安排伙伴们扮成朝廷使者,带着黄蜡丸包的假诏书,劫了驿站的马,夜里赶到省台,由他接应进去。
官员们听到有圣旨,醉醺醺地陆续赶来跪着听。范孟端他们一个个叫人进堂,说诏书指你有罪,然后铁锤砸后脑勺。先砸死平章岳鲁不花,接着左丞结烈,还有其他几个高层,一共干掉了好几个核心人物。尸体直接扔后园子,这一下河南行省的领导班子就瘫了。整个行动干净利落,没惊动外头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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假使者接着宣布任命范孟端当河南都元帅,他赶紧收了各衙门的官印,调了本地军队,还封锁了黄河渡口,断了跟外头的联系。辖区里头交通一断,消息就上不去中央了。范孟端趁这工夫稳住局面,开始发号施令,下边儿的人大多照办,因为他们习惯听上头的,没马上起疑心。
稳住十天后,范孟端带了五十骑兵回杞县老家祭祖。路上过好几个关卡,竟然没人查问。当地人看到大队人马,以为是官家的事儿,没人上报。祭祖那五天,他在老家处理家事儿,衙门那边一切照旧,没出乱子。五天后他回开封,继续掌权。
回开封后,范孟端杀了剩下几个官员,清除隐患。他任命亲信管要紧岗位,行政运转没停。几个月里头,整个河南行省都在他手里转,下级报告执行命令都正常,这事儿暴露了元朝地方管理的破绽。中央没察觉,是因为信息渠道堵了,地方上报机制形同虚设。
范孟端有天宴饮喝多了,新任命的官员冯二舍在外头当差,来叩头谢恩,说幸亏让我见朝廷官儿。范孟端酒劲上头,说啥朝廷官,我就是。冯二舍觉得不对劲,偷偷告诉省都镇抚。镇抚派兵突袭,杀了范孟端。
范孟端一死,事儿才传开,元朝中央派人查办,好多人被株连进去。这事件捅破了元朝治理的层层问题,法令执行不严,官员职责模糊,信息流通迟钝,这些都让大麻烦拖了好久才露头,动摇了政权根基。
朱元璋建明朝后,从这类事儿里头学到教训,搞严苛政策。洪武年间有空印案,官员们为办事快,在空白文书上先盖官印,朱元璋觉得这是隐患,重罚了一批人。这种做法就是冲着元朝管理松散来的,想加强制度管束,堵住类似漏洞。范孟端这事儿成了元朝制度毛病的活例子,影响了后头政治的调整。
元朝末年,社会动荡越来越猛,这类事件层出不穷,推动了王朝换代。朱元璋靠吸取这些经验,建了更严密的监察网,确保中央抓牢地方。这历史经验告诉大家,制度设计多重要,对国家管治有长久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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