探寻乡村振兴的精神源流与蕴含其间的中国文化智慧

■王国灿

引言：根脉所系，灵魂所依

当浙江丽水层层叠翠的梯田倒映着北斗星光，当贵州黔东南的侗族大歌在数字化平台上获得千万点击，当陕西袁家村的手工布鞋通过电商走进都市公寓，我们看到的不仅是产业富裕的表象，更是一种穿越时空的精神纽带在当代的回响。乡村振兴，这一关乎民族复兴根基的伟大实践，绝非无源之水、无本之木，其深层涌动的是五千年农耕文明积淀而成的中国精神洪流，蕴含着历久弥新、深邃博大的东方文化智慧。这份精神源流与文化智慧，是理解中国乡村何以生生不息、何以能在现代化浪潮中凤凰涅槃的核心密码，更是面向未来构建中国特色乡村发展道路的思想罗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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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理论基石：乡村振兴与中华文化基因的深刻联结

乡村振兴战略的本质，是在现代化进程中重新定位乡村的价值与功能，再塑城乡关系的和谐图景。其核心目标涵盖了产业兴旺、生态宜居、乡风文明、治理有效、生活富裕的多元维度。深入剖析这一战略的文化哲学根基，便不可避免地触及中华文明独特的“乡土性”本质。费孝通先生在《乡土中国》中精辟指出，中国社会的基层是“乡土性”的，安土重迁、熟人社会、礼俗秩序构成了其基本特征。这种深厚的“恋土”情结与“家园”意识，深刻烙印于民族文化心理结构之中，成为乡村振兴战略最深沉的情感动力和价值支撑。

从文明比较视角看，中华农耕文明与地中海商业文明、草原游牧文明在对待人与自然、人与土地的关系上呈现出显著差异。古希腊哲学家亚里士多德对“城邦”（polis）生活的推崇与中国早期典籍《尚书·禹贡》对“九州”水土物产的详实记载，昭示着不同的文明路径。中华文明对土地有着近乎神圣的敬畏——“社稷”一词本身便是土地神（社）与谷神（稷）的结合，象征着国家存续的根本。这种基于土地的深厚情感与伦理观念，为乡村振兴提供了西方工业化、城市化模式之外的另一种可能、另一种智慧、另一种归宿——它不是对城市的简单模仿或依附，而是立足乡土文脉的价值重建与独特振兴。

二、精神源流：贯穿历史的四大精神支柱

中华文明厚重的历史长卷中，流淌着支撑乡村存续发展的核心精神脉络：

“天人合一”的生态伦理精神： 作为中华文化最核心的宇宙观与自然观，“天人合一”思想深刻塑造了传统乡村的生产生活方式与聚落形态。《周易》讲“天地之大德曰生”，《齐民要术》强调“顺天时，量地利，则用力少而成功多”。这绝非被动的适应，而是一种追求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主动调适哲学。徽州古村落的“水口园林”、哈尼梯田的森林-村寨-梯田-水系“四素同构”系统、客家围屋对风水的考量，无不体现着将人的需求精巧融入自然循环的智慧。这种尊重自然、师法自然的基因，为当代乡村践行“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理念、建设生态宜居家园提供了古老而珍贵的思想源泉。福建龙岩长汀县的水土流失治理奇迹，正是传统生态智慧与现代科技结合的成功典范。

“家国同构”的集体本位精神： 中国社会结构以家庭为最基本单元，并以此为基础层层扩展至宗族、乡里乃至国家，形成“家国同构”的独特格局。儒家伦理的核心“孝悌忠信”，其起点在“齐家”，其扩展则为“治国平天下”。这种结构培育了强烈的集体责任感与互助共济的乡里精神。“出入相友，守望相助，疾病相扶持”的共同体理想（《孟子·滕文公上》），在修桥铺路、共御灾荒、兴办义学等乡村公共事务中得以生动展现。明清时期遍布江南的“义庄”、“义田”、“社仓”，便是宗族内部扶危济困、保障社区运行的制度化实践。这种超越小农个体局限、强调社群互助共享的集体精神，是破解当代乡村原子化困境、重建社区凝聚力、实现“治理有效”与“乡风文明”不可或缺的文化根基和精神纽带。今日浙江推行的“村民说事”、广东清远的“乡贤理事会”，其内在逻辑与传统乡治智慧一脉相承。

“崇文重教”的耕读传家精神： “耕读传家久，诗书继世长”的楹联曾悬挂于无数农家门楣。这深刻体现了中国乡村对物质生产（耕）与精神追求（读）并重的高度重视。科举制度虽然有其历史局限，但它确实打通了农家子弟向上流动的通道，“朝为田舍郎，暮登天子堂”成为可能，乡土社会也因此保持了知识更新与文化传承的活力。遍布乡村的书院、私塾（如江西白鹿洞书院、湖南岳麓书院虽为著名学府，但其教育理念深刻影响乡土启蒙教育）、义学承担着重要的教化功能。这种对知识、礼义、道德的推崇，内化为一种自强不息、重视教育的向学之风，是培育“新农人”、涵养“乡风文明”、提升乡村内生发展能力最为宝贵的精神遗产。当下如火如荼的乡村文化礼堂建设、农家书屋推广、乡土人才技能培训，正是这一精神在新时代的鲜活延续。

“经世致用”的务实重农精神： 中华文明很早就认识到农业是立国之本，“重农抑商”政策虽有偏颇，但凸显了对农业基础性地位的高度重视。《管子》直言“仓廪实则知礼节，衣食足则知荣辱”，《汉书·食货志》强调“洪范八政，食为政首”。历代众多地方官员和知识分子（如明代徐光启著《农政全书》）致力于总结推广农业技术、兴修水利、劝课农桑，体现了强烈的务实精神和“为生民立命”的关怀。这种对土地产出、技术改良、民生福祉的关注，是推动乡村产业持续发展与物质基础不断累积的内在驱动力。今天强调产业兴旺、科技兴农，正是这一务实重农精神的时代映照与创新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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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近代回响与红色基因：变革中的承续与淬炼

进入近代，在内忧外患、乡村衰败的背景下，一批有识之士发起了旨在改造乡土、拯救国家的乡村建设运动，成为传统精神在现代化冲击下的一次重要回响与实践探索：

晏阳初与“平民教育”： 在河北定县等地，晏阳初基于“愚穷弱私”的诊断，推行以文艺、生计、卫生、公民四大教育为核心的“平民教育”实验（20世纪20-30年代）。其核心在于通过教育激发农民主体性，使其具备现代知识与公民意识，成为乡村发展的主人。这既是对“崇文重教”传统的现代化诠释，也是引入现代科学方法提升农民素质的创举。

梁漱溟与“文化重建”： 在山东邹平（1931-1937年），梁漱溟领导的乡村建设则更侧重于儒家文化的复兴与乡村组织的再造。他认为中国的问题是“文化失调”，主张通过重构“乡学”、“村学”等基层组织（融合教育、行政功能），恢复伦理情谊，以中国固有精神吸收西方长处，探索一条立足本土文化的现代化道路。其思想深深扎根于“家国同构”的社群伦理。

卢作孚与“实业兴乡”： 在重庆北碚（1927年起），实业家卢作孚的实践则展现了“经世致用”精神的近代转化。他通过发展实业（民生公司）、兴办教育、建设基础设施、整治环境卫生，将落后的北碚乡村建设成为具有现代气息的模范区，体现了“实业救国”与乡村建设相结合的有益尝试及其面临的复杂挑战。

更深刻地融入中国乡村肌体并塑造其现代命运的是党领导的革命与建设实践所注入的红色基因：

人民主体性与群众路线： “人民是历史的创造者”这一唯物史观核心立场，在革命时期具体化为“打土豪、分田地”、“一切为了群众，一切依靠群众，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的群众路线。它彻底颠覆了传统的压迫性乡村权力结构，第一次真正确立了农民作为乡村主人的政治地位，极大地唤醒了农民的主体意识和政治效能感。农民协会、土地革命、基层民主选举（如陕甘宁边区的“三三制”），无不闪耀着人民当家作主的光辉。

集体主义与共同富裕追求： 在社会主义建设初期，通过农业合作化、人民公社等组织形式（尽管实践中有曲折），将分散的小农经济组织起来，探索集体化道路。其背后蕴含着克服小农经济局限、均衡发展、实现共同富裕的社会主义理想。这种探索虽历经坎坷，但其中所蕴含的集体协作精神和追求社会公平的价值取向，为后来乡村集体经济的发展（如华西村、南街村模式在特定时期的探索，以及当前合作社经济）提供了历史参照与精神养分。

艰苦奋斗与自力更生： 无论是革命战争年代的“自己动手，丰衣足食”（南泥湾大生产运动），还是社会主义建设时期的农业学大寨（山西昔阳县大寨村在特定历史条件下展现的奋斗精神），都彰显了在艰苦条件下依靠自身力量克服困难的坚韧意志。这种精神是激励乡村克服资源禀赋不足、实现自我发展的强大内生动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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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文化智慧：蕴藏于精神源流中的实践启迪

从上述深厚的精神源流与历史实践中，我们可以提炼出对当代乡村振兴具有深刻指导意义的文化智慧：

和谐共生的整体性智慧： “天人合一”思想启示我们，乡村振兴必须超越单一的经济发展思维，将其视为一个涵盖经济、生态、文化、社会、治理的复杂生命共同体进行系统构建。这意味着产业发展必须与环境承载力相协调（如生态农业、循环经济），村庄建设必须尊重自然肌理与地域风貌（避免千村一面），文化复兴必须植根于乡土文脉（保护古村落、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这是一种追求经济繁荣、生态优美、文化兴盛、社会和谐有机统一的整体性、系统性智慧。浙江“千万工程”从整治环境入手，进而全面推进乡村各项事业，正是这种整体性智慧的生动实践。

内生驱动的自主性智慧： 无论“家国同构”的共同体精神、耕读传家的向学传统，还是红色基因中的人民主体性原则，都指向一个核心——乡村发展的根本动力在于激发农民自身的主体性、主动性、创造性。乡村振兴绝非依靠外部力量“输血”或简单复制城市模式就能成功。关键在于赋能农民：通过有效的组织载体（如党支部领办合作社、综合性农民合作社）、普惠的教育培训（新农人培育、职业技能提升）、充分的民主参与（村民议事会、村务公开），使农民真正成为规划者、建设者、管理者和受益者。山东烟台等地推行的党支部领办合作社模式，有效激活了农民主体性和集体行动能力，体现了这一智慧的生命力。

守正创新的融合性智慧： 中华文化具有强大的包容性与转化力。近代乡村建设与红色革命实践本身就体现了立足本土（守其根基）与吸纳时代精华（创其新生）的融合。当代乡村振兴更需要这种智慧：既要珍视并创造性转化传统农耕文明的优秀基因（如生态智慧、伦理规范、手工技艺、节庆习俗），守护乡村的“根”与“魂”；又要拥抱现代科技（智慧农业、电子商务）、现代管理（合作社制度创新）、现代生活理念（卫生习惯、环保意识），赋予乡村发展的新动能与新风貌。四川战旗村在传承郫县豆瓣非遗技艺的同时，大力发展乡村旅游和集体经济，实现了传统产业的华丽升级，是守正创新的典范。

平衡协调的中道性智慧： 中国传统智慧崇尚“允执厥中”的中庸之道，强调把握事物的平衡与协调。这在乡村振兴中体现为处理好若干重大关系：经济发展与生态保护的关系（既要金山银山，更要绿水青山）、效率与公平的关系（鼓励勤劳致富，同时注重集体福利和社会保障）、传统与现代的关系（保留乡愁记忆，拥抱现代生活尺度）、政府主导与市场机制的关系（有为政府引导，有效市场发力）、外部支持与内生动力（借外力，强内功）的关系。这种寻求动态平衡、避免偏执一端的智慧，是确保乡村振兴行稳致远的哲学方法论。广东清远在乡村治理中探索“自治、法治、德治”三治融合，就是平衡治理智慧的具体运用。

五、结语：以精神烛照未来，在乡土中复兴中华文明

探寻乡村振兴的中国精神源流与文化智慧，是一场穿越时空的心灵对话。从“天人合一”的古老哲思到“绿水青山”的现代理念，从守望相助的乡里情谊到共建共享的治理实践，从耕读传家的质朴理想到培育新农人的时代呼唤，从经世致用的务实传统到产业兴旺的发展追求，再从近代先贤的艰难求索到红色基因的深刻淬炼——这条绵延不绝的精神脉络，构成了中国乡村应对千年变局、实现振兴发展的最深沉的底气、最独特的优势和最根本的指引。

乡村振兴，在本质上是中华农耕文明在现代化条件下的创造性转化与创新性发展。它绝非简单的经济追赶或景观改造，而是一场关乎民族精神家园重建、文明基因赓续的深刻革命。当我们在浙江余村的竹林溪涧间感受生态之美的同时，也在触摸着《齐民要术》中“顺天时”的古老智慧；当我们在袁家村的烟火气息中品味传统美食之时，也实践着对“经世致用”精神的现代转化；当“新农人”带着知识返乡耕耘沃土之际，正是“耕读传家”在新世纪奏响的动人乐章。这份源于土地深处的文化智慧，必将照亮中国乡村走向全面现代化的独特路径，并在全球文明对话中贡献一份厚重而独特的东方答案。

（作者：王国灿系中国作家协会会员、中国法学会会员、资深媒体人、文化战略观察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