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西
创作声明：本文为虚构创作，请勿与现实关联
“王姨，这是给你的，这二十年，辛苦了。”
退休那天，顾先生递给我一个崭新的香包。
我看着那个轻飘飘的东西，心里说不出的失望。
“这里面是安神的药材，挂在床头，能睡个好觉。”
我默默接过，转身离开，眼泪差点掉下来。
五年后，我无意中剪开了这个被遗忘的香包，里面的东西让我瞬间泪目...
01
厨房的抽油烟机发出低沉的轰鸣声，这声音，我已经听了整整二十年。
我叫王秀莲，今天是我在顾家工作的最后一天。
我将最后一条鲈鱼从蒸锅里端出来，细心地淋上早已备好的豉油。
热油浇在葱丝上，发出的“滋啦”声，像是对我这二十年职业生涯的最后一次礼赞。
我的心口，莫名地有些发堵。
二十年前，我四十岁，丈夫在一场意外中撒手人寰。
家里只剩下我和一个正在读中学的儿子胜利，还有一屁股债。
为了让胜利能继续读书，我把心一横，将他托付给乡下的婆婆。
自己背着一个破旧的帆布包，独自一人，来到了这个陌生的、巨大的城市。
经老乡介绍，我走进了顾家这栋大房子，成了一名保姆。
我的雇主，顾远山先生，是一位刚刚退休的大学历史教授。
他妻子早逝，一双儿女都在国外定居，很少回来。
他就一个人，守着这栋空旷得能听到回声的房子。
第一次见面，他坐在那张巨大的红木书桌后面，隔着老花镜审视着我。
他的表情严肃，像庙里的神像。
“我这里有几条规矩，你记好。”
他开口了，声音和他的人一样，听不出什么温度。
“第一，不许多话，问什么答什么。”
“第二，不许乱动我的东西，尤其是书房里的。”
“第三，按时做好三餐和家务，我不喜欢等人。”
我局促地站在那里，双手紧张地攥着衣角，连声答应着。
“哎，好的先生，我都记下了，您放心。”
就这样，我成了这栋大房子里，除了顾先生之外，唯一的活人。
二十年，七千三百个日日夜夜，我的生活就像一只精准的钟摆，在这栋房子里规律地摆动。
我从一个连煤气灶都不会用的农村妇女，变成了一个比他自己还了解他的生活管家。
我知道他早上六点半必须准时起床，晚一分钟他都会不高兴。
所以我的闹钟，永远定在清晨五点。
我会先为他准备好一杯温度正好的温开水，放在他的床头。
我知道他有严重的老胃病，一点辛辣和油腻都不能沾。
所以我学会了研究各种养生菜谱，每顿饭的菜，都必须蒸得软烂入味。
我知道他喝茶极为挑剔，只喝一种朋友从武夷山带来的特定岩茶。
他说，那种茶，泡的时候，水温必须是八十五度，多一度则苦，少一度则涩。
我为此，特意买了一个带温度计的水壶，每次都精准地控制。
我知道他因为年轻时落下老慢支的病根，夜里睡觉总会忍不住咳嗽。
所以，无论多晚，他的床头柜上，永远都备着一杯温度刚好的温水，和几颗润喉的胖大海。
这些，他从来没有亲口对我说过一句。
都是我用眼睛去看，用耳朵去听，用心去记，在日复一日的相处中，自己一点一点摸索出来的。
除了照顾他这个人，我还“救活”了他书房里那盆宝贝君子兰。
那盆花，据说已经养了三十多年，是他过世的妻子留下来的遗物。
我刚来的时候，那盆花的叶子枯黄卷曲，毫无生气，眼看着就要死了。
顾先生站在花前，叹了口气，对我说了句。
“王姨，这花……可能是不行了。你要是会弄，就试试，不会弄，就扔了吧。”
我看着他那张严肃的脸上，难得地流露出一丝落寞，心里不知怎的，也跟着难受起来。
“先生，您别急，我试试看。我在老家的时候，侍弄这些东西还在行。”
我小心翼翼地给它换了疏松的腐殖土，每天用软布擦拭它的叶片。
我把它从阴暗的书房角落，搬到了阳光最好的南阳台。
02
第二年春天，那盆君-子兰，竟然奇迹般地，在枯黄的叶子中间，抽出了鲜嫩的花箭。
没过多久，几朵饱满艳丽的橙红色花朵，就在这个清冷的房子里，热烈地绽放了。
从那以后，这盆君子兰就像被唤醒了一样，年年都开花，成了这个家唯一的、也是最亮丽的色彩。
顾先生嘴上依然什么都不说，但我能感觉到，他每次走进书房，都会习惯性地在那盆花前，多站一会儿。
也许，这盆花，就像这个冷冰冰的家一样。
在我这个外人的精心照料下，才重新焕发了一点点生气和暖意。
我将最后一道菜，香菇扒菜心，端上了桌。
都是顾先生平日里最爱吃的。
我解下围裙，洗干净手，在他的对面坐了下来。
这是我在顾家的最后一顿晚饭。
从明天起，我就六十岁了，正式退休，可以回到我儿子胜利的身边，过我自己的日子了。
我的心里，其实是抱着一丝期盼的。
我听村里一起出来当保姆的姐妹们说，城里这些大户人家的保姆退休，雇主一般都会给一笔丰厚的养老钱。
或者，至少也会包一个厚实的大红包，作为对这么多年辛苦付出的补偿和感谢。
我想，我在这里勤勤恳恳，任劳任怨地干了二十年。
顾先生虽然为人古板，但应该不是一个不通情理的人。
我不敢奢求太多，但想着，哪怕能有个万儿八千的。
也算是对我这二十年青春和汗水的一个肯定。
有了这笔钱，我还能给快要结婚的儿子，减轻一点点买房的压力。
晚饭，在一种近乎凝固的沉默中进行着。
顾先生像往常一样，一丝不苟地，慢慢地吃着饭，没有抬头，也没有多说一句话。
饭桌上的气氛，安静得只剩下我们两人碗筷碰撞的、细微的声响。
这顿散伙饭，和过去二十年里的七千多顿饭，似乎并没有任何本质上的不同。
我几次想开口，说点什么，比如感谢他这么多年的照顾，或者提醒他以后要注意身体。
但每次话到嘴边，看着他那张严肃到近乎冷漠的脸，我又把所有的话，都咽了回去。
一顿饭，就在这种沉闷的、尴尬的沉默里，吃完了。
晚饭后，我收拾好碗筷，擦干净厨房。
然后，我回到了自己那间位于房子一角、小小的保姆房，开始收拾我的行李。
我的东西不多，只有一个老旧的行李箱。
里面装着几件换洗的衣物，一张已经泛黄的、儿子胜利小时候的照片。
还有这些年，我省吃俭用，一张一张攒下来的、准备带回去的零钱。
二十年的时间，我几乎没有为自己添置过任何像样的东西。
我每个月的工资，除了留下最基本的生活费，其余的，都一分不差地寄回了老家。
收拾好行李，我最后一次，打扫了一遍这个我住了二十年的小房间。
我将床单铺平，被子叠成整齐的豆腐块，就像我刚来时一样。
我提着那个沉甸甸的行李箱，走出了房门。
客厅里，顾先生并没有像往常一样，回到他的书房去看书。
他就坐在那张巨大的红木沙发上，手里拿着一份报纸，似乎是在等我。
昏黄的落地灯灯光，将他的影子拉得很长，也把他脸上的皱纹，照得更加深刻。
看到我提着行李箱出来，他缓缓地放下了手中的报纸，报纸发出了轻微的“沙沙”声。
他指了指面前那张光洁如镜的茶几，上面放着一个看起来很贵重的、雕花的木盒子。
然后，他对我说。
“王姨，过来坐吧。”
他的声音，和我第一天来时一样，平静，听不出任何情绪。
我的心，在那一刻，不由自主地，猛地跳了一下，像被什么东西撞了一下。
来了，我想，他终于要对我这二十年的辛苦，有所表示了。
我脑子里甚至闪过了村里姐妹们跟我说过的那些话。
“秀莲啊，你可算熬出头了，在大教授家干了二十年，没功劳也有苦劳。”
“到时候他肯定会给你包个大红包，说不定还能给你一笔养老钱呢！”
我有些局促地，走到那张宽大的沙发前，但我没有坐下，只是拘谨地站在那里。
在这个家里，我永远都记着自己的身份。
顾先生似乎也没在意，他打开了那个精致的木盒子。
我的目光，不由自主地，被那个盒子吸引了过去。
我猜想着，里面会是什么？是一个装满现金的厚厚信封，还是一张写着数字的银行存折？
03
顾先生从那个木盒子里，拿出了一个东西，然后站起身，递到了我的面前。
我的目光，从他那只布满老人斑的、干瘦的手，缓缓地，移到了那个东西上。
然后，我感觉自己全身的血液，都好像在这一瞬间，凝固了，变得冰冷刺骨。
我所有的期盼，所有的幻想，都在看清那个东西的一刹那，碎成了粉末。
那不是红包，也不是存折，更不是什么支票。
那是一个崭新的、一看就是手工缝制的香包。
一个女人家才会用的小玩意儿。
那个香包，客观地说，确实做工非常精致。
它是用上好的宝蓝色绸缎做的，布料在灯光下，泛着一层高级的光泽。
香包的正面，用金色的丝线，密密地绣着一株盛开的君子兰。
那绣工，出神入化，每一片叶子的脉络，每一朵花的姿态，都栩栩如生，就像是活的一样。
香包里，填充得鼓鼓囊囊的，还系着一条漂亮的盘扣流苏。
它散发着一股淡淡的、很好闻的药草香味，那味道，有点像檀香，又有点像艾草。
顾先生用他那二十年如一日的、没有任何波澜的平淡语气，对我说道。
“这个你拿着。”
我看着他，张了张嘴，却一个字也说不出来。
他似乎没有察觉到我的异样，继续解释着。
“里面装的是一些安神助眠的药材，是我专门托一个精通药理的老中医朋友配的。”
“我看你年纪大了，夜里总睡不好，容易惊醒。”
“把它挂在床头，闻着这个味道，能让你睡得好一些。”
他将那个香包，往我面前又递了递。
“明天就要回去了吧，路上小心。”
我伸出手，感觉自己的手臂有千斤重。
我机械地，接过了那个轻飘飘的，几乎没有任何重量的香包。
我的心里，却像是瞬间被一块巨大而冰冷的石头，堵得严严实实，喘不过气来。
二十年的青春，七千三百个日日夜夜的辛劳。
二十年毫无保留的付出，二十年像对待亲人一样的悉心照料。
最后，就只换来了这么一个不值钱的、轻飘飘的香包。
我这些年寄回家的每一分钱，都是我省吃俭用，从牙缝里抠出来的。
我原以为，在我离开的时候，能得到一笔补偿，能让我的晚年，和我儿子的未来，都轻松一点。
我甚至都想好了，如果他给了我两万块，我就拿一万给儿子付首付，剩下一万自己养老。
可现在，所有的幻想都破灭了。
巨大的失落和无法言说的委屈，像冰冷的潮水一样，瞬间将我整个人都淹没了。
我的喉咙里，像是被什么东西死死地卡住了，火辣辣地疼，一个字也说不出来。
我不知道该说什么。
是该感谢他这份“贴心”的礼物？还是该质问他，我的二十年，就只值这么一个香包？
但我什么都说不出口，我只是个保姆，我没有质问的资格。
我最后只是低下头，看着自己那双因为常年做家务而变得粗糙无比的手。
然后，我紧紧地握住了那个香包，对顾先生，深深地鞠了一躬。
我没有说“谢谢”，也没有说“再见”。
我只是直起身子，然后转过身，头也不回地，拉着我的行李箱，走出了那扇我进出了二十年的大门。
我不知道自己是怎么走出那栋大房子的。
我只记得，我没有回头，一眼都没有。
我怕我一回头，那不争气的眼泪，就会当着他的面，掉下来。
那晚的夜色很黑，就像我当时的心情一样。
我来到了儿子胜利在城里租住的小房子里。
胜利和他谈了多年的女朋友，为了迎接我的到来，特意把其中一间小屋子，给我收拾了出来。
儿子对我，是孝顺的，也是愧疚的。
他知道，为了他，我在这座城市里，孤零零地当了二十年的保姆。
但他和我，毕竟常年分离，我们的生活习惯和思想观念上，都有着难以逾越的隔阂。
我想帮着做点家务，却发现自己连那个嗡嗡作响的全自动洗衣机，都不知道该怎么使用。
我想给他们做顿饭，却被儿媳妇笑着推进了客厅，让我看电视。
他们点开手机，几分钟后，外卖就送到了门口。
我坐在这个陌生的、一尘不染的小家里，看着他们熟练地使用着各种我见都没见过的新鲜玩意儿。
我第一次，感觉到了前所未有的孤独和无力。
我发现，我虽然生活在这座城市里，却像一个透明人，一个被时代抛弃的局外人。
我成了这个小家的“客人”，也成了他们的“负担”。
那个从顾家带出来的香包，被我随手扔进了装旧衣服的箱子底。
我不想再看到它。
每一次看到它，都会让我想起那个充满了失望和屈辱的夜晚。
那轻飘飘的重量，像是在无情地嘲笑着我那二十年廉价的付出。
04
日子，就在这种平淡而又带着一丝隔阂的氛围中，一天天地过去。
五年时间，一晃而过。
我逐渐适应了城市里的生活。
我学会了怎么用智能手机，和乡下的亲戚们视频聊天。
我也在小区的广场舞队里，认识了几个和我年纪相仿的老姐妹。
我们每天一起跳舞，一起聊天，日子倒也算充实。
儿子胜利，也在两年前结了婚。
儿媳妇是个善良懂事的姑娘，对我很好，我们相处得很融洽。
但我的心里，始终觉得自己在这个家里，是个多余的人。
我常常在深夜里失眠，翻来覆去地睡不着。
有时候，我甚至会怀念起在顾家虽然辛苦，但却井井有条、内心安定的日子。
一天，儿媳妇心血来潮，说是要给家里来一次大扫除。
她在整理储物间的旧物时，从那个我早就遗忘了的箱子底，翻出了那个被我扔进去的香包。
“妈，这是什么呀？真好看！”
儿媳妇把它拿到我面前，由衷地夸赞着。
“这绣工，一看就是手工的，真精致。味道也好闻，淡淡的，是什么香料啊？”
我看着那个在箱子底躺了五年的香包，心里五味杂陈。
经过了五年的时光，它依旧崭新，只是绸缎的颜色，比原来暗淡了一些。
那股好闻的药草香气，也几乎闻不到了。
我的心，又被轻轻地刺了一下。
我看着那个香包，心里突然冒出了一个念头。
香气既然已经没了，想必里面的那些所谓安神的药材，也早就失效了。
留着这个空壳子也没什么用，不如把里面的东西倒掉。
这个布袋子倒是做得挺结实，绣工也好。
等以后有了孙子，还能给他当个小沙包，或者装糖果的小玩意儿。
我对儿媳妇说：“就是一个普通的香包，没什么用处了，我把它拆了吧。”
我找来一把用了多年的旧剪刀，准备剪开香包侧面的缝线。
我的手，刚要落下。
儿媳妇在一旁看到了，笑着拦住了我。
“哎，妈，您别急着剪啊。”
“这香包缝得这么密实，手工又这么好，直接剪开也太可惜了。”
她拿起香包，仔细地看了看。
“我记得，我奶奶以前也做过这种老式的香包。为了方便换里面的香料，一般在边上都会留一个很隐蔽的活口的，您仔细找找看。”
我听了她的话，将信将疑地，接过了那个香包。
我把它拿到窗户前，对着光，用手指，一点一点地仔细摸索起来。
果然，在香包侧面一处极不显眼的、被金色的绣线完美覆盖住的地方。
我的指尖，摸到了一个微小的、不同于周围布料的硬物。
我的心，猛地一跳，一种说不清道不明的、奇怪的预感，瞬间涌了上来。
我没有声张，只是对儿媳妇说：“可能是我老眼昏花了，我回房里，戴上老花镜再看看。”
我拿着那个香包和剪刀，立刻走回了自己的房间，并且关上了门。
我的心，毫无来由地，开始“怦怦”地狂跳起来。
我的手，也因为紧张而微微有些颤抖。
我戴上老花镜，用剪刀的尖端，小心翼翼地，一层一层地挑开了那处被缝死的绣线。
那不是活口。
在香包绸缎的夹层里，竟然还缝着一个小小的、用油纸包裹着的东西。
那个东西，很薄，很小，如果不是特意去寻找，根本不可能发现。
我的预感，变得越来越强烈。
我用颤抖的手，将那个小小的油纸包，从夹层里取了出来。
我一层，一层地，慢慢地打开那层已经有些发脆的油纸。
里面，不是我想象中的金银首饰，也不是什么值钱的东西。
而是一张折叠得方方正正的、已经严重泛黄的薄纸。
我深吸了一口气，缓缓地，展开了那张纸。
我发现，那不是信，也不是什么银行的存单。
而是一张医院的诊断证明的复印件。
我的目光，落在了诊断证明最上面的“患者姓名”那一栏。
当我看清楚上面打印的三个字时，我的大脑，在一瞬间，变得一片空白。
整个人，如遭雷击，呆立当场。
诊断证明上，患者姓名那一栏，清清楚楚地写着：
王秀莲。
我自己的名字。
我的目光，机械地，向下移动。
在“诊断结果”那一栏，赫然打印着一行我从未见过的、但每个字都像针一样扎在我眼里的医学术语。
阿尔茨海-默病（早期）。
在诊断证明的右下角，打印着诊断的日期。
那个日期，是我离开顾家的前一个月。
我的手，开始不受控制地剧烈颤抖起来，那张轻飘飘的纸，几乎要从我手中滑落。
我翻过那张诊断证明的复...印件。
在它的背面，还有一行用老式钢笔写的、因为书写者用力而显得有些颤抖的字迹。
那是我无比熟悉的、顾远山先生的笔迹。
上面只写了五个字。
“秀莲，忘了也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