纽约选出“社会主义”市长，为何成为美国两党噩梦？

2025年11月4日，纽约经历了一场历史性的选举。34岁的曼达尼以微弱优势夺下市长宝座，成为纽约史上最年轻的市长，也是第一位来自穆斯林社区的市长，以及第一位以“民主社会主义”作为政治旗号的市长。这一结果不仅震动全美，也让共和、民主两党同时陷入了错愕。

在共和党的叙事中，曼达尼被称为“特朗普最大的噩梦”；而在民主党内部，他的胜出也同样引发了建制派的紧张与不安。一场市长选举竟能同时触动两大阵营的敏感神经，这不禁让人追问：为什么这位年轻人的胜选，会在美国政坛掀起如此大的波澜？

要理解“曼达尼现象”，首先得搞清楚他的政治底色——“美国民主社会主义者”究竟是怎么回事？它又与传统的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有何区别？又为什么偏偏会在当下的美国都市政治里 产生如此强烈的共鸣？

“民主社会主义者”简称DSA，既是一种政治理念，也是一个政治实体。由左翼少数派于1973年创立。经过几十年的发展，现在它已经是美国最大的社会主义组织，拥有约10万名缴费成员，支部遍布全美各地。

不过，“民主社会主义者”这个名字听上去很“激进”，甚至常常被媒体和政治对手贴上“共产主义者”的标签。但实际上，它和传统意义上的社会主义、共产主义差别很大。

传统社会主义强调以生产资料公有制为主体，推行计划经济体制，实行按劳分配。共产主义则在此基础上更进一步，它设想在生产力高度发达之后，全面废除私有制，转而实行按需分配，最终构建一个无阶级、无国家、无政党的理想社会形态。

相比之下，美国的“民主社会主义者”并不想推翻资本主义，也不追求废除私有制。他们的核心目标是改良现有的资本主义。并且，他们之所以要在“社会主义”前面加上“民主”两个字，其实就是为了强调一件事：所有改革都必须在现行制度内完成，不搞一党制，不搞计划经济，不搞全面公有制。

从具体政策来看，他们的典型主张包括：建立全民医保，让所有人都能看得起病；提高最低工资，确保劳动者基本生活有保障；加强公共教育和高等教育公平，让贫困家庭的孩子也有机会改变命运；向富人增税，缩小贫富差距，防止财富过度集中等等。

在我们看来，这些主张并没有什么特别之处，但在强调个人自由、市场经济、小政府、低税收的美国，任何涉及“扩大政府角色”、“提高税收”、“增加公共福利”的主张，在保守派眼里都可以被打成“社会主义”。

换句话说，“美国民主社会主义者”并不是革命者，而是现行制度的“修补匠”。他们希望在不彻底颠覆既得利益格局的前提下，给现行制度打一些“补丁”，好让资本主义看起来更像样、更体面一些。

曼达尼就是“美国民主社会主义者”的典型代表，因此他的胜出 才出乎了所有人的意料。

曼达尼除了“共产主义者”的标签，他身上还有两个十分显眼的标签。一个是穆斯林归化移民；二是亲巴勒斯坦立场 被贴上的“反犹主义”标签。现年34岁的曼达尼是个90后，出生于乌干达，5岁迁居南非，7岁举家移民纽约。2020年才正式进入政界，从政经历还不到五年。

然而，就是这样一位几乎贴满“选举政治不正确”标签的政治小白，居然当选了美国最富裕大都市的市长，引发震动可想而知。不过，真正让外界惊掉下巴的是他胜选的原因——鲜明的“社会主义”主张。

在此次选举中，曼达尼多次提出带有美式社会主义色彩的政策主张，其中最吸引眼球的是“生活成本议程”。他提出，将冻结100万套公寓租金增长、提供“免费公交服务”和“免费托育服务”，并对小企业进行扶持，到2030年将最低工资标准提高到每小时30美元。他还承诺对年收入超过100万美元的纽约市民加税，为这些福利提供资金支持。

媒体和选举分析人士普遍认为，正是这些“民主社会主义”的政策理念，使曼达尼脱颖而出。其中，Z世代的支持犹为关键。根据选举数据显示，曼达尼在18至30岁的年轻选民中获得了压倒性的支持。年轻人对于传统政治套路兴趣索然，却对住房、交通、托育服务以及教育公平等议题高度关注，曼达尼的政策设计精准对接了他们的实际需求，从而合力将他推上了市长的宝座。《纽约时报》评论指出，曼达尼自称民主社会主义者，却能够将选民面临的经济困境转化为切实可行的政策方案，是他胜选的重要原因。

换句话说，曼达尼并不是政治奇迹。他的崛起背后，是年轻时代正在发生的深层政治转向。

那么，为什么在最能代表资本主义的国家、最推崇资本主义的城市，会出现年轻人热烈拥抱一位“社会主义者”市长的现象呢？

其实，硅谷亿万富翁、PayPal创始人彼得·蒂尔在2019年就给出了一个直白的解释。他说：“当70%的千禧一代说他们支持社会主义时，我们不能简单地斥责他们愚蠢、天真或者被洗脑。如果一个人背着学生贷款、交不起房租、资产为负，在资本主义体系里什么也得不到，他当然要反对它。”

二战后，“美国梦”有一个最基本的社会共识：只要努力工作，你就能买得起房，养得起家，过上更好的生活。而这也是让工人阶级成为资本主义最坚定的拥护者的根本原因，因为他们相信他们终究是这个体系的受益者。

但如今，这个共识被单方面打破了。从克林顿到特朗普，近几十年的多位美国总统，都是出生在1946年前后的婴儿潮时期。这一代人不仅掌握了政治、经济和文化的顶层权力，还通过房地产政策、金融工具筑起了财富创造的壁垒。他们享受了战后低廉教育和住房的红利，却把福利的闸门关了，留给年轻人的是天价账单、零工经济和不断攀升的国债。

当纽约布鲁克林年轻人发现，打三份工 才勉强租得起没窗的地下室，而华尔街的对冲基金经理 只靠资本利得税优惠就能日进斗金时，资本主义在他们眼里 就不再是自由和机会，而是一种制度枷锁。

曼达尼的胜选，从某种意义上说，就是年轻一代——那些在资本主义体系中被边缘化、背负沉重负担的“无产者”——对老人政治的一次强烈反击。

当然，曼达尼的成功当选不仅是政策号召的胜利，更是选举策略的成功。他利用了“民主社会主义”标签，将选民面对的复杂经济困境转化为直观可感的政策议程。虽然他的主张在今后也不太可能完全兑现，但胜选事实说明，资本主义内部的矛盾正在累积，急需要通过一次自我改良来实现进化。

这也是纽约年轻人拥抱“社会主义者”市长的底层逻辑：每当资本主义陷入合法性危机，它都会主动吸收部分社会主义理念来续命。曼达尼的崛起，正是这种历史传统在当代纽约的延续。

从19世纪开始，工业革命的浪潮席卷而来，英国的工厂主驱使童工每天工作16小时，而矿工则在毫无安全保障的井下作业。资本主义以一种近乎野蛮的方式压榨着劳动者。

在这种背景下，欧文等人的空想社会主义思想，为工人运动提供了理论武器。街头抗争从零散骚动演变为宪章运动，最终迫使英国政府承认了工会的合法地位，并通过了《十小时工作法案》，加强了对劳动者的保护。这些措施都没有触及私有制，却将阶级冲突的焦点从“是否要资本主义” 转移到了“要什么样的资本主义”，并使这套制度又延续了将近百年。

20世纪初，社会主义政党在欧洲崛起，资本主义第一次真正感受到“被取代”的压力，于是开始了第二轮自我改良。美国老罗斯福开启“进步时代”，打击托拉斯，限制垄断权力；德国俾斯麦建立世界首个包括疾病、工伤、养老的社会保险体系。这些举措进一步提高了劳动者的地位，但本质不是资本家的慷慨施舍，而是恐惧倒逼的调整。

到了1930至40年代，西方大萧条让市场原教旨主义理论破产，而二战后的苏联模式却展现出惊人的吸引力。五年计划实现了快速工业化，全民就业、免费医疗、廉价住房让西方工人阶级心生向往。1956年匈牙利事件前，法国共产党在选举中的得票率接近30%，意大利共产党成为第二大党。西方政治精英意识到：若不能证明资本主义的优越性，工人阶级迟早会投票选择社会主义。

为了削弱苏联社会阵营的影响力，资本主义迎来了最大规模的改良。英国在1946年至1979年间，建造了超过500万套公屋，让40%的人口住进了政府廉租房；法国戴高乐1945年建立了全民医保体系，公立医院床位占到70%，将医疗从市场商品变为了公民的基本权利；德国则在1951年通过了《煤钢共决法》，强制大企业监事会必须有半数工人代表。让劳动者直接参与决定投资、裁员、工资等核心事务，打破了"资本垄断权力"的逻辑；瑞典社民党更是创建了“第三条道路”，用90%的边际税率换来了免费教育、免费医疗、免费托育服务和失业救济福利，硬是将收入差距从1:8压缩到1:3。

现在来看，这些改良实际上都是将社会主义纲领中的民生政策，嵌入到了资本主义的体系里。但正是这些制度性让步，筑起了战后西方所谓“福利国家”的体系框架。在1945年至1975年间，西方GDP年均增长超过5%，贫富差距减半，工人实际工资增长80%，罢工次数则锐减60%，直接催生了资本主义整体繁荣的"黄金三十年"。经济学家熊彼特一针见血地指出：“资本主义是用社会主义的药方，救了自己的命。”

然而，当苏联解体后，资本主义的让步便戛然而止了。资本家开始反问“为何要给穷人分钱？”，政策的天平再次向资本倾斜，放松金融监管，给资本减税，削减社会福利，贫富差距拉大。尽管全球化红利一度掩盖了这一些问题，但2008年的金融危机撕开的口子，却在不断蔓延。

近些年，逆全球化带来的经济停滞让这些结构性矛盾更加突出。加之资本的盘剥手段更趋精密，西方社会底层的获得感不断下滑。与此同时，中国式现代化的建设成就 却与西方内部的制度疲态形成鲜明对照，展示出另一种发展可能。在外部竞争与内部压力的双重挤压下，西方社会再次出现了“自我改良”的冲动。

曼达尼所代表的美国民主社会主义者敏锐捕捉到这一历史契机，提出对资本主义进行“人性化调整”的口号，主张解决住房、教育、社会保障等民生痼疾，这个思路本质上与几个世纪以来资本主义自我改良的传统一脉相承：为的是继续延长这套制度的生命周期。

那么，对于这样一位资本主义的改良者，曼达尼的当选又为何会同时震撼两大阵营呢？简单来说，是因为它同时触及到共和民主两党最敏感的问题。

对共和党来说，曼达尼的政治路线几乎是一把专门为破解特朗普式民粹主义打造的“利刃”。

第一刀落在MAGA的基本盘上。

特朗普过去几年一直努力把共和党包装成“工人阶级政党”，试图把经济焦虑转化为文化战争议题，用身份政治 稳固白人工人和部分拉丁裔、非裔底层选民的支持。可曼达尼的打法截然不同。他把阶级政治重新放到桌面上，用“你付得起房租吗”、“你能用得起托育服务吗”、“公交为什么这么贵”这些最朴素的问题直击工人阶层的生存痛点。然后再抛出免费公交、免费托育服务、公寓租金冻结这些实实在在的好处打动他们，而不是重复“机会平等”的抽象概念。

选举数据显示，曼达尼在年轻男性、拉丁裔和非裔选民中的支持率奇高，这些正是特朗普2024年重点争取的群体。他证明，经济民粹主义不必依附于排外民族主义，同样能动员底层。 而这对特朗普来说却是釜底抽薪。

曼达尼的第二刀砍中的是共和党最倚重的意识形态工具箱。

从1917年“红色恐慌”到麦卡锡主义，美国政治长久以来把“共产主义”作为一种万能恐吓标签，用于压制工会、打击改革者。冷战结束后，这个标签非但没有消失，反而演变成一种政治武器：它不再指向真正的“共产主义”，而是指向任何要求提高税收、扩大福利、管制资本的人。尤其是美国右派常常会通过给政敌贴“共产主义”标签的方式，来吓唬选民。

特朗普将曼达尼称为"共产主义狂热分子"，就是沿用了"红色恐慌"战术。但曼达尼的胜选打破了这个逻辑——他公开自称“民主社会主义者”，不仅没有失票，反而赢得市长宝座。这说明在年轻一代选民中，“社会主义”、“共产主义”已不再是洪水猛兽。而对于曼达尼提出的对富人加税和市营杂货店等政策，也不被认为是什么“红色威胁”，而是务实的民生解决方案。而对共和党来说，这却意味着他们的攻击话术失效了。

曼达尼的第三刀砍断了共和党2026年中期选举的部署。

原本他们一直认为民主党会在内部分裂中自乱阵脚，可曼达尼的胜利反而为“左翼民粹对抗右翼民粹”提供了成功范本。如果这一模式在宾夕法尼亚、亚利桑那等摇摆州出现复制效应，共和党就必须在两个方向同时防守：既要应对传统民主党选民回流，又要防止左翼继续蚕食他们辛苦经营的MAGA基本盘。

更棘手的是，曼达尼的政策魅力已经突破城市边界，向郊区中产阶级渗透。尤其是“免费托育服务”等家庭友好政策，在郊区女性选民中反响强烈，而这些区域正是共和党在2024年翻盘的关键支点。一旦这些中产选民觉得左翼民生方案更能解决他们的生活困境，共和党的盘算就会被彻底改写。

民主党建制派之所以对曼达尼心生警惕，表面上是路线分歧，深层则是权力结构与代际更替带来的不安。

几十年来，建制派始终坚信“温和中间才能赢得全国大选”，这是舒默、科莫等民主党政治老人的政治宗教。可曼达尼的胜利却无情地戳破了这个信条。他击败的正是代表中间路线的科莫，等于告诉全党：所谓“安全牌”并不安全，他甚至可能在初选中不堪一击。

中间派智库“第三条道路”甚至警告，称曼达尼的胜选将成为“击溃特朗普主义进程中的一场灾难性倒退”。这乍听起来宛如一个悖论——左翼的胜利，怎么会反而损害反特朗普的大业呢？其实，这背后潜藏着的正是民主党深深的隐忧：曼达尼的崛起如果被更多激进左翼势力所效仿，民主党在意识形态坐标上就会“过度向左偏移”，就有可能 吓跑中间选民。

比路线争论更令建制派坐立难安的是代际权力的断层。曼达尼是90后穆斯林移民后裔，他没有得到民主党内大佬的支持，他的政治资本也不是来自华尔街与大企业金主，而是来自庞大而分散的小额捐款和草根组织。他从数千名小额捐赠者那里筹来700万美元，再加上桑德斯和AOC的背书，向全党展示了一条绕开传统金主网络的独立路径。科莫败选后无奈感叹： “这不是我父亲的民主党”，其实折射的就是建制派对失去候选人遴选权 和议题控制权的恐惧。

更棘手的，是曼达尼给民主党带来的整合难题。他对巴勒斯坦运动持同情立场，直接冲撞了民主党长期维系的亲以色列外交路线，而这一路线不仅关乎外交，它更直接牵动着民主党金主基本盘的稳定。因为，犹太裔捐赠者向来是民主党最为稳固的资金支柱之一。

建制派因此陷入两难：若全面拥抱曼达尼，就等于承认左翼路线具有全国复制价值，冒着在温和派选区引发反弹的风险；若继续边缘化他，又会把党内裂痕在全美选民面前全盘暴露，让民主党陷入“党争”的困境。

换句话说，曼达尼不只是地方政治中的一颗新星，而是对民主党建制核心逻辑的一次结构性挑战，这才是让民主党建制派感到不安的根源。

综上所述，曼达尼的胜选并不是一场局部政治意外，而更像是美国社会深处正在发生的一次结构性震荡的预警。

过去十多年，资本主义中心国家的制度疲劳不断累积，既无法回应全球化退潮后的阶级断裂，也无法修复体制对普通人真实生活的失能。特朗普式民粹以文化战争提供了一个“情绪出口”，但并未解决问题本身，而民主党建制派长期执着于技术性治理，也同样回避了关键矛盾。曼达尼正是在这种双重真空中冒头，他把被压抑许久的阶级议题重新摆回政治中心，把生活成本、住房危机、城市公共服务等实在的经济问题从“技术管理”变成“政治选择”，从而打开了新的政治空间。

曼达尼并不会立即重塑美国政治，但他已经提示了一个重要方向：如果美国无法在未来几年内找到一套能重新分配增长收益、缓和社会压力、修复制度正当性的治理模式，那么更激烈的政治重新排列将只是时间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