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主席视察杭州，当地一把手摆架子迟迟不露面，主席是什么态度？

一九五三年二月的清晨，西子湖面雾气缭绕，火车鸣笛划破了静谧。站台上早早排开的干部队伍中，军装笔挺的罗瑞卿不时抬腕看表，目光却在众人头顶掠过，显然在找谁。毛主席的专列已经停稳，可人群里就是不见杭州市委书记江华的身影。小声的嘀咕飘来：“市委一把手是不是嫌迎接领导太‘小事’？”有人摇头，有人皱眉，难免心里犯嘀咕：这位书记平日雷厉风行，今天却突然消失，难道真摆起了官架子？

火车车门开启，毛主席步下车厢，笑着同迎接的省市领导一一握手。走了几步，他居然主动张口：“江华同志呢？怎么没看见他？”语气平静，听不出半点责备。罗瑞卿心里却一紧，低声回道：“正在联系。”随行人员知道，主席与江华相识近三十年，两人之间的情谊非比寻常，可在众目睽睽之下，主官缺席依旧尴尬。

此时的江华，正跋涉在德清山区。前一晚，他连夜赶去处理一起土匪骚扰粮站的案子，待事情稳住，干脆借机走访农户，调查棉花和蚕桑收成。未带无线电，身边只有几名县里随行干部，天高路远，谁也没料到中央首长会突然到来。

江华出身湖南蓝田，少年投身农运。二十年前，茶陵县委的茅坪会议上，他首次与毛泽东长谈。那时的江姓青年还叫“蒋仰峤”，毛泽东听后笑道：“你是江华县人，就叫江华吧，记得水土，也好更名行事。”从此，“江华”二字陪着他辗转湘赣、转战齐鲁，再到东北解放区。抗战后期，他在山东密林里以“江华”之名写下《敌后群众动员实施要点》，被延安誉为“田头宪章”。也正因此，解放杭州时，中央要找一个既懂经济又敢碰硬的人主持全局，毛主席想到的第一人就是江华。

杭州解放时，物价飞涨，丝织厂停轮，运河沿岸盗匪横行。江华到任，干脆把办公桌搬到米市巷的旧丝厂仓库，白天拉厂主谈复工，夜里守着银行印钞机加班。最棘手的粮荒，江华主张“先保口粮再谈税”，派工作组包乡包户。有人估算，战前杭州经济要十年才能恢复；结果三年出头，丝绸出口量已逼近民国巅峰。于是中央发电：浙江经验值得推广。

这般忙碌的干部，会在主席到来时故意失约？罗瑞卿越想越不对，当即拨通专线电话。电话那头，江华的声音带着粗气：“罗政委，主席来了？我真不知道啊！”罗瑞卿脸色沉下来，显然是有人刻意把专列行程压了下来。谁动了手脚，历史并未留下完整记录，但当时的浙江省里，确有少数人对成绩斐然的江华心生忌惮。

傍晚时分，吉普车卷着尘土冲进西湖国宾馆。江华衣衫染尘，脚上沾泥，一头闯进主席房间。毛主席哈哈一笑：“你这是从田坎上直接跑来的吧？”江华正要解释，被主席摆手打断，“工作要紧，迟到不怪你。”一句轻飘飘的话，把外头的流言压得死死的。

主席此行不只是赏景。抗美援朝停战协议刚签，国家急需一部与新形势匹配的根本大法。北京的冬天太冷，主席索性把宪法起草小组的核心工作挪到杭州，清风绿水，也易静心。江华受命为助手，主要任务有二：收集旧法令及各地民情资料；其次，协助在杭州周边做基层调研。忙完市委日常，他常带着蒲扇和小本子奔走于余杭、富阳的田间地头，采访农户对土地改革的想法。夜深回来，再把资料摊开，和主席对着油灯逐条讨论。有一次，江华拿出一本发黄的《大明律》说：“某些条款保护手工业者，未必不能参考。”主席抚须道：“古为今用，可行！”

两个月后，初稿成型。警卫员回忆，主席深夜踱步廊前，自言自语：“有江华协助，心里踏实。”草稿送京期间，江华仍照常下乡督耕。直到第二年，新中国第一部宪法在第一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上全票通过，他才在广播里听到自己大量笔记被正式采纳。

谣言终归散去，却没完全消失。有人抓着“迟到”一事冷嘲热讽，江华置之不理。毛主席却记在心里。一九七四年四月，国家法制建设亟需重整，毛主席提名江华为最高人民法院院长。任命电文发出时，不少老干部恍然大悟：原来当年西子湖畔的夜谈，已替江华写下了后来的人事伏笔。

回到那天的站台画面，烟雨蒙蒙，主席融在人群里，轻拍身边罗瑞卿的手背：“别急，江华忙的是公事。”一句话，点破了胸襟与信任的分量。从此，杭州不仅是江南胜地，更成了新中国法治蓝图起笔的地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