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苏
1950年6月10日，聂曦身着白衫，双手被反绑在身后，脖子上套着麻绳，面露微笑，慷慨赴死，年仅33岁。彼时，聂曦妻子高秀娟23岁，他们的女儿才5岁，而儿子尚未出生。
聂曦视死如归的气魄，令人敬仰，然而他的血迹未干，遗体未冷，“官方”判决他的却是“投敌者”“叛乱者”这些冰冷彻骨的词语。
在那个风雨飘摇的年代，特务大肆宣传蔡孝乾这样的叛变者“弃暗投明”的壮举，恶意抹黑聂曦这样的爱国者为“叛乱者”，导致聂曦的真实身份长期模糊化。
几十年来，“叛乱者”成为摆在聂曦妻子高秀娟和儿子聂尚骥、女儿聂凯声面前一道无法跨越的鸿沟。1999年，他们以受难者家属身份，向台湾“戒严时期不当叛乱暨匪谍审判案件补偿基金会”申请受难者补偿，但却未予批准，“不予补偿”。
之所以“不予补偿”，“戒严时期不当叛乱暨匪谍审判案件补偿基金会”这样答复聂曦亲属：聂曦并不否认搜集机密资料，代为传递机密函件，唯辩称其不知吴石为匪工作，但其犯罪确有实据：一、聂曦自1940年起即跟随吴石，观察吴石犯罪行为，大抵以聂曦为内部窗口，因当时吴石并非聂曦主管，聂曦明知有异常情形仍配合办理，说其不知吴石为匪工作与常理有违；二、聂曦承认自1949年底即发现吴石有投匪可能，仍协助其自江爱训、方克华、黄德美处取得机密资料，其在传递文件时即知悉吴石有搜集军事机密、泄露机密的情形，因此依其客观行为可推断其主观犯意；三、吴石交代聂曦办理非其职务之工作，且事涉军事机密，甚至在遇到困难时，还下指示条……
有关档案显示，从1950年到1954年，台湾军事法庭受理的政治案件多达29000多起（平均一天处理20个左右案件，怎么能审得细审得对），14万人受到牵连。在《惩治叛乱条例》里，“意图颠覆政府”就是死罪（怎么界定“意图”，看不看证据，谁最后说了算）。在《冤狱赔偿法》里，羁押期间只要最后没被起诉或被判无罪，就能得到补偿，但如当事人有“故意或重大过失”，则不给赔偿（何为“故意”，什么叫“重大过失”，全凭权力者自己理解）。
当年吴石从“免于死刑”到“立即执行”，就源于蒋介石的直接干预，所谓“司法程序”沦为了权力的附庸。当权力碾过司法，就像石磙碾过蚂蚁。当法律的正义跟政治的现实发生冲突时，司法在权力面前，无疑螳臂当车，啥也不是。
后来，台湾开始所谓的民主化，成立“补偿基金会”，但摆在权力者面前的难题是，如给予补偿就意味着“否定反共历史”，因此涉及政治受难者的补偿就涉及历史评价的敏感问题，权力者不允许推翻历史，受难者也就很难得到补偿。
网上有消息称，2005年，高秀娟曾参加政府主办的“白色恐怖墓冢勘查活动”，想推动历史正名和补偿。可仅“法不溯及既往”这一句话，就把她所有的希望撕得粉碎，梦想被现实击得支离破碎。
如今，高秀娟带着遗憾走了，而关于聂曦案，历史与现实则留给我们很多疑问：我们该如何定义“叛乱”与“英雄”的界限？法治与政治怎么博弈？
- 完-
总有一些历史需要被记忆，总有一些情怀需要被唤醒。
每一份温暖都值得被传递，每一份善意都值得被温柔以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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