汪朗回忆老头儿汪曾祺3：西南联大正儿八经5年，也没捞上毕业文凭

汪曾祺

吃饭馆泡茶馆，苦中有乐

爸爸在西南联大几年中，生活是相当艰苦的，不过苦中也有乐。

刚到昆明时，爸爸手头还带着些钱，昆明与老家的邮路还没有全断，不时还能得到家中的接济，日子还过得去。于是，每到星期天，他就和同学上街吃馆子，品尝各种小吃。什么汽锅鸡、过桥米线、新亚饭店的过油肘子、东月楼的锅贴乌鱼、映时村的油淋鸡、小西门马家牛肉馆的牛肉、厚德福的铁锅蛋、松鹤楼的腐乳肉、"三六九"（一家上海面馆）的大排面，全都吃了一个遍。对于昆明的吃食，爸爸一直念念不忘，写过好几篇回忆文章。

除了下饭馆，还有泡茶馆。西南联大的男学生没有泡过茶馆的为数不多。泡茶馆并非为了消磨时光，而是将其作为第二课堂。联大图书馆座位不多，宿舍里又没有桌凳，因此学生看书多在茶馆里。爸爸上大学二年级开始从事创作，最初的几篇小说就是在一家茶馆中写成的。有一年，他的《哲学概论》期末考试，也是领了试卷之后跑到茶馆里答好再交上去的。

泡茶馆花不了太多的钱，进饭馆则不然。等到钱逐渐用完了，吃不了大馆子，爸爸便只有到米线店吃米线、饵块。米线属米粉一类，但云南的米线与湖南米粉和广东炒河粉有所不同，不是扁的而是圆的，是用压饸饹似的办法压出来的。米线本身是熟的，临吃加汤及配料，煮开即可。昆明最有名的米线是过桥米线，此外按浇头划分有焖鸡（实际是小块瘦肉）、爨肉（爨字音撺，爨肉即肉末。在《辞源》中，爨字按笔画排在难捡字中的最后一个。爸爸当时就很奇怪为什么昆明的米线店要用这么复杂的一个字）、鳝鱼、叶子（即油炸肉皮煮软，有的地方叫"响皮"，有的地方叫"假鱼肚")、羊血等各种米线。将米粉揉成小枕头状的一坨，蒸熟，便是饵块，可炒、可煮、可烤。爸爸在昆明所吃米线、饵块可谓多矣，几十年间始终难以忘怀。

等到连吃米线、饵块的钱也没有的时候，便只有老老实实都回到学校吃大食堂的伙食了。当时由于不少学生和家里经济联系中断，学校发放"贷金"供他们在食堂吃饭，但是伙食实在不怎么样。饭是"八宝饭"，通红的糙米，里面有砂子、木屑、老鼠屎。菜，偶尔有一碗回锅肉、炒猪血（云南谓之"旺子")，常备的是盐水煮芸豆，还有"魔芋豆腐"。爸爸对魔芋豆腐的印象极差，说它是一种紫灰色的、烂糊糊的淡而无味的奇怪东西。还说有一位姓郑的同学告诫别的同学：饭后不可张开嘴﹣﹣恐怕飞出只鸟来。这些年，魔芋食品红了起来，说是延年益寿的健康食品，可是爸爸始终拒不接受，可见当年确实吃伤了。

总吃"八宝饭"、煮芸豆，对于肚里长牙的年轻人来说毕竟不是个事。等到星期天，爸爸便和几个人到街上乱逛，看看能不能找到相熟而又有钱的同学"宰"一顿。当时联大学生在外面兼职的不少，各行各业都有，昆明每天要放午炮报时，据传连放炮的活计也让联大学生承包了，因此一些学生时不时还有点小钱，爸爸他们往往能如愿以偿。联大学生生活虽苦，但许多人并不抠门。一次，爸爸几个人找到同班的一个姓李的四川同学化缘，该人答手头没有钱，但家里刚刚寄来一件棉袍，让他们一起到邮局跑一趟。取出包裹后，这位同学随即将棉袍搭在胳膊上，沿街高喊："哪个要这件棉袍？哪个要这件棉袍？"爸爸便跟在一旁等着。成交之后，几个人马上到饭馆狼吞虎咽把"棉袍"吃掉了。

除了吃之外，爸爸在联大期间还干了不少别的事。

写小说。爸爸说他从1940年开始写小说，当时20岁，上大二。当初写的小说，除了由沈从文先生介绍在报刊上发表之外，还刊登在他和一些志同道合者所办的一个校园杂志《文聚》上。在这个杂志的一二期合刊上，就刊登过他的小说《待车》，时在1942年初。

写诗。爸爸说过，和许多年轻人一样，他搞创作是从写诗起步的，一上大学就开始写诗了。那时，他刚刚接触西方的现代文学，写起诗来总喜欢追求新奇的、抽象的、晦涩的意境，有点"朦胧"。他写的朦胧诗是个什么样子？不知道。因为没有一首完整的诗保留下来。爸爸所记得的只有两句的大意，一句是"所有的东边都是西边的东边"，另一句是"树上没有两片叶子是一模一样的"。爸爸当时颇有"诗名"。一次他在校园里走，听见面有两个女生在边走边聊。一个问："谁是汪曾祺？"另一个回答："就是写那种别人不懂，自己也不懂的诗的人。"

唱京剧。爸爸从初中开始唱京剧，而且唱的是青衣（他自称年轻时嗓子很好，以后到了北京京剧团工作时只是高声咳嗽了一声，就有演员说他不唱戏实在太可惜了。也不知是不是真的）。上大学一年级时，他常常约了唱京剧的同学带着胡琴到宿舍来过过瘾。不幸的是，同屋住的一个姓郑的广东同学极端憎恨京剧。爸爸刚一张口，这位郑同学就骂："丢他妈，猫叫！"

唱昆曲。大学二年级以后，爸爸的兴趣转向了昆曲。当时在联大老师陶重华等先生的倡导下，云南大学成立了一个曲社，学员大都为云大和联大的同学。爸爸和他以后的好朋友朱德熙都参加了。爸爸从《琵琶记·南浦》《拜月记·走雨》开蒙，陆续学会了《游园·惊梦》《拾画·叫画》《哭像》《闻铃》等不少出昆曲。在曲社的基础上，还时常举办"同期"（唱昆爱好者约期集会唱曲，叫同期）。参加了曲社，爸爸除了学会唱昆曲外，还爱上了吹笛。昆曲的主要伴奏乐器就是笛子。他原来就会吹一点，现在越发地上了瘾，常常在月白风清之夜，坐在联大"昆中北院"的一棵大槐树暴出地面的老树根上，独自吹笛，直到半夜。如此举动，实在是有些异乎寻常。同学中有人说："这家伙是个疯子！"

演话剧。这是在高年级之后。当时，演话剧也算是一种进步的举动，但对爸爸来说，纯粹是为了好玩。他没演过什么主角，一般都是有几句台词的更夫、管家一类的角色，同时还帮人化妆。他说他演的更夫很能打动人，弯着腰（他的腰本来也就不太直），声音苍老而凄凉，闻一多先生看过戏之后大加赞赏。在昆明，他还演过《雷雨》中的鲁贵，那已经是离开联大之后的事。演周萍的老兄一到台上不是站错地方就是忘词，闹出不少笑话。一次，他忘了词，就在台上大叫："鲁贵！"爸爸心想："坏了，曹禺的剧本里没有这一段呀？"但是也没法子，只好上台，没话找话："大少爷，您明几个到矿上去，给您预备什么早点？煮几个鸡蛋吧？"这时"周萍"总算明白过来了："好，随便，煮鸡蛋！去吧！"

当时联大的学生思想也是颇为活跃的，左、中、右各派学生都有，还组织了各种政治社团。但爸爸对政治并不感兴趣，只是看杂书，写小说，唱昆曲，当他的闲云野鹤。

五年也没捞上毕业文凭

爸爸虽然在西南联大正儿八经地待了5年，许多课程成绩还不错，但是到头来却没有拿到一张毕业文凭，只算是肄业。这里面还有许多曲折。

爸爸1939年考入西南联大，按当时的学制，应该1943年毕业。但是，由于他体育课没有上，大学二年级的英语考试又因睡过了头而没有参加，这两门课都是联大的必修课，没有学分就不能毕业，因此1943年夏天临毕业时，校方通知爸爸必须在暑假期间上完两年的体育，参加英语补考，合格之后方能领取毕业证书。英语补考犹可，但是一个暑假要上完两年的体育课，整天在操场上跑步、跳高，"那可真的要我的命了"，爸爸这样说。

爸爸的决定就是不理它，来年再说。就是因为这两门课，爸爸只好留在学校继续补修。等到1944年，爸爸的英语、体育补考及格，但是此时学校又有了新的规定。当时抗战进入最后阶段，国民政府的印缅远征军准备进行反攻，部队配备了许多美军顾问，缺少翻译。于是国民政府征调1944年毕业的大学生到军队充当翻译，否则就不给毕业证书。当时联大的学生几乎都去军队中做过翻译，穿着美式军服，还能享受些"洋货"，神气得很。爸爸却没有去，结果自然又不能毕业，还被学校开除了。因为联大是国立大学，许多问题必须听命于政府。因此，爸爸在履历中长期只填写"大学肄业"。

爸爸为什么坚持不去军队当翻译，甚至不惜放弃大学毕业文凭？要知道，有没有文凭对于日后谋职是大不一样的。不少人认为他这样做"认识"很高。爸爸的好朋友朱德熙（他是1943年毕业的，没有当翻译的问题）就对我们说过："当时我们对你爸爸特别佩服，能够硬顶着不去当美军翻译很不容易。你爸爸很有骨气。"

爸爸却对我们说，他没去当美军翻译其实另有原因：一来觉得外语水平太差，恐怕应付不了这个差事；二来当时生活十分窘迫，连一件像样的衣服也没有，身上的一条短裤后边破了两个大洞，露出不宜见人的部位。于是，到了体检那天他索性就没去。原来如此！联大未当翻译的学生不知凡几，但是出于这一理由的恐怕仅此一人。他老人家也实在忒名士了。

爸爸没有去当翻译，丢了到手的文凭，这使日后找工作大受影响。不少地方尽管认为他的水平不错，但一听说没有毕业文凭，便表示不便安排。这使他有几年生活相当困难。但是，没去当翻译也不见得全然是坏事。以的"二把刀"英文，真的去当翻译，不知会闹出什么笑话。当时联大去当翻译的一个同学，就是因为英文太差而丢了性命。当时他所在的国民党军队被日军包围了，长官让他火发报请求美国空军支持。没想到，飞来的美国轰炸机没有对付日本军队，却对包围圈中的国军扔起了炸弹。等到这支被"日美联军"打得稀里哗啦的部队好不容易突围出去，追究原因时，发现原来这位翻译先生连英语的主动语态和被动语态也没学明白，将"我们被日军包围了"搞成了"我们包围了日军"，美国飞机当然要对包围圈里的部队狂轰滥炸了。结果，这位联大学生竟然被"军法从事"了。这件事，爸爸妈妈和联大的不少同学都知道。另外，去军队当过翻译的联大同学，解放后便多了一个"历史问题"，历次运动中都要没完没了地进行交代，有的还被打成美国特务，受了不少罪。爸爸的同学杨毓珉就是一例。爸爸尽管其他磨难也有不少，但是却逃过了这一劫。

爸爸1945年1月离开西南联大，如何吃饭顿成问题。当时不少联大学生早在毕业之前便找好了出路，最理想的工作就是到银行之类的地方当个职员，饭碗既牢靠，收入也较为丰厚，但只有学经济的才有这种机会。还有一些脑筋活的，则跑到缅甸的仰光等地倒腾美国货，也能发点财。但是像爸爸这样的既没有实际技能又没有毕业文凭，只能写点酸文的人，找起工作就难了。几经周折，最后才在联大同学所办的一所中学当起了教师。

汪曾祺认识了施松卿

爸爸任教的中学牌子挺大﹣﹣中国建设中学。搁到现在，用"中国"两个字打头的不是部级单位，至少也得是局级。但是，这所中国建设中学的境况却有点惨。学校位于昆明北郊，地名虽然叫观音寺，但只是一个荒村，没有什么寺，周围都是农田。校址原是中央政府资源委员会存放汽油的仓库，后来废弃了。联大的几个同学不知通过什么关系将它弄了过来，办起了中学，一共只有6个班。办学基金是靠暑假中演了一个暑期话剧卖票筹集起来的，爸爸的同学杨毓珉在张罗演出中出了不少力，后来参与办学，成了这所中学的事务主任。学校的校长、教务主任、训育主任和教员，也都是联大学生，师资素质比现在的市重点中学绝对不低。但仓库改中学，外部条件可想而知。不过，爸爸却挺知足。他在一篇回忆文章中写道：

这个汽油仓库有几间比较大的屋子，可以当教室，有几排房子，可以当宿舍，倒也像那么一回事。房屋是简陋的，瓦顶、土墙，窗户上没有玻璃。-﹣那些五十三加仑的汽油桶是不怕风雨的。没有玻璃有什么关系！我们在联大新校舍住了四年，窗户上都没有玻璃。在窗格上糊了桑皮纸，抹一点青桐油，亮堂堂的，挺有意境。教员一人一间宿舍，室内床一、桌一、椅一。还要什么呢？挺好。每个月还有一点微薄的薪水，饿不死。

所谓饿不死，是真正意义上的饿不死。因为仅仅有一口白米饭可吃。由于通货膨胀，学校收取的学杂费很快就用光了，教员本来不多的薪水经常欠发，最后索性没有了。校长所能做的只是东挪西借，给教员零零碎碎地弄一餐两餐米，买二三十斤柴。菜呢，对不起，校长实在想不出办法了。于是，爸爸他们只好采薇﹣-吃野菜。先是吃野苋菜，野苋菜吃光了，又找出了灰蓼菜吃，俗名也叫"回回菜"。吃野菜就吃吧，爸爸居然还有兴致考证说，此即庄子所说"逃蓬藿者闻人足音则跫然喜"之"藿"也。此外，偶尔还吃一种像一根鸡毛掸子的扫帚苗。有一个时期，附近小山下柏树林中飞来很多硬壳昆虫。学校的校工说此物名豆壳虫，可吃。爸爸在他指导下，捉了一些，撕去硬翅，在锅里干爆了，撒一点花椒盐，闭着眼睛尝了尝，居然尝出了盐爆虾的味道！此外，还有一股柏树叶的清香﹣﹣这种昆虫只吃柏树叶，别的树叶不吃。于是，他们就有了就酒的酒菜和下饭的荤菜﹣-酒是从附近的小酒馆赊来的。多年之后，爸爸对于各种野菜还保持着兴趣，恐怕与当年这段采薇经历不无关系。

这样的生活长了，野菜在人们肚子中便产生出怨气。于是，对欠薪负有直接责任的校长和教务长成了攻击目标。北京有一句歇后语：面茶锅里煮元宵﹣﹣混蛋。学校的教师将其发展之后用在了校领导头上。校长是"面茶锅里煮铁球﹣-混蛋到底带砸锅！"教务长呢，则是"面茶锅里煮皮球﹣﹣说你混蛋你还一肚子气！"好在大家都是同学，也都知道维持学校并非易事，牢骚发过之后依旧去干各自的事情。

爸爸是否为"恶毒攻击领导"的一员，无可稽考。但似乎不会。一来他一向不主动参与过激活动，二来他当时的心境很平和。他在1945年写成的小说《老鲁》中，曾经详细描述了"采薇"过程，而结论是："去年夏天我们过的那一段日子实在很好玩。"日子过成这个样子还说"很好玩"，真正是穷欢乐。

在中国建设中学，爸爸除了教书、看书外，还不忘写他的小说、散文。写好之后无处发表，便放在一旁，然后继续写。他在这一时期写的《复仇》第二稿）、《老鲁》等小说，都是几年之后才发表在上海的《文艺复兴》杂志上，稿纸已经被蠹虫咬了许多小洞。编杂志的郑振铎先生看到稿件成了这个样子曾大为激动。

尽管囊中空空，爸爸还有兴致经常在下午跑到离学校不远的一家茶馆，一边喝茶（可以赊账），一边东看西看。看远山近草，看车马行人，看一阵大风卷起极细的黄土，映在太阳光中如轻霞薄绮，看黄土后面蓝得好像要流下来的天空。晚上，由于学校没有钱交电费，被停了电，老师们便把口袋中的钱都倒出来，集资买一根蜡烛，会聚在一个未来学者、教授的屋里，在凌乱的衣物书籍中各自找054块空间，躺下坐好，天南地北，乱聊一气，烛尽则散。

后来，中学从观音寺迁到了白马庙，条件改善了许多，爸爸也跟了过去。其间，日本投降，抗战胜利，昆明的许多单位包括联大都纷纷"复员"，迁回原处。爸爸由于经济紧张，缺少盘缠，在昆明又滞留了近一年。直到1946年7月，才离开云南。

爸爸在昆明一共住了7年，这在他一生中是一个重要时期。在昆明他接受了高等教育，结识了许多师长和朋友，开始走上文学创作之路。在他个人生活历程中，昆明也是至关重要的。他在中国建设中学时，不但品尝了不少野菜，写出了不少文章，还认识了一个与他以后的活密切相关的重要人物﹣﹣我们的妈妈施松卿。

妈妈的档案

我们的妈妈施松卿，福建长乐人，1918年3月15日生，比爸爸大两岁。长乐是个出文人的地方，现代著名作家郑振铎、冰心的老家都是长乐。不过，妈妈虽然是长乐人，却出生在国外﹣﹣新加坡，当时是英属殖民地马来亚的一部分。

妈妈一家的经历很曲折。她的祖辈还是赤贫之家，几乎是家无片瓦。妈妈的大伯父为了谋生，进入了"演艺界"，走上了"国际舞台"-﹣他是个木偶演员，后来跑到了南洋，这在福建一带很普遍。

在马来亚，妈妈的大伯父立住了脚，于是把他的小弟弟施成灿也就是我们的外公接到了那里。他深感没有文化的痛苦，因此让外公半工半读。外公一边在药店学徒，一边上夜校，几年下来学有所成，考上了"医士"，相当于现在的初级职称。有了这样一个名分，找工作就容易多了。当时英国在马来亚实行的也是和本国相似的医疗制度，各处都有政府开办的医院，医生算是政府公务员，领取工资。许多偏远荒凉的地方英国人是不愿意去的，只好另找他人，于是乎外公便应聘到吉兰丹州一个偏远小镇的诊所当上了医生，内科、外科、妇科都看，附近的小港口来了轮船，还要上船进行卫生检疫。后来，外公在家乡成了亲，把姥姥也接到了南洋，妈妈就出生在那里。但是妈妈并不是生在外公工作的地方，而是在新加坡的医院中，因为当地条件实在太差。

这个地方靠山临海。除了镇上之外，人烟稀少，野兽颇多。妈妈说，诊所在山上，她小时候经常听到老虎在屋外嚎叫，还看见当地土著被老虎抓烂了肚子，肠子露着送来请外公救治。一次，两个英国人一同外出打猎，约好见面时间地点后，两人便分头寻找猎物。其中一人按约定时间返回后，却死活不见同伴出现。四处查找后，终于发现了同伴的帽子和猎枪，还有一条大蟒蛇，懒洋洋地躺着，肚子胀得鼓鼓的。

妈妈小时候，时而在老家，时而在南洋，跟着外婆到处跑。外公的收入按国内标准看还是相当可观的，因此在老家起了房，买了地，日子过得还不错。她还记得，外公寄来钱要到福州去取，外婆没有文化，到银行后不要纸钞，只要银元。银圆又太重，拿不动，只得装在麻袋里，雇上两个挑夫挑回老家。一路上提心吊胆，生怕遭劫。

在马来亚，妈妈一家的生活倒也衣食无虞。家里有点钱，外公就胡买乱买，一会儿买一部二手汽车，一会儿买一艘旧汽艇，带着几个子女到处逛。她的父亲很热心与社会公益事业，后来成了当地的侨领。外公退休后，当地人还集资为他制作了一块纪念章，纯金的，足有二两重。以后我们上山下乡时，妈妈把这个传家宝拿到银行卖了，为我们购置了行装。

妈妈是家中的老大，下面还有一个弟弟三个妹妹，在兄弟姐妹中，她是绝对权威。因为她年纪大些，还因为一直是好学生，很受家里宠爱。妈妈先是在当地上小学，后来到新加坡南洋女中、福州毓英女子初级中学读初中，以后又在福州华南女子文理学院附中和香港圣保罗女子学院读高中。她的学习成绩不错，上高中时还获得过香港国文比赛的第一名，这让她的校长大为高兴。她的体育也可以，游泳、羽毛球都不错，还是校排球队的，打二排中。这一点，比爸爸要强得多。

1939年，妈妈来到昆明考入西南联大，和爸爸是同一年。在西南联大，妈妈先是读物理系，和杨振宁做过同学。但是不久便感觉到功课繁重，十分吃力，加之以后又得了肺结核，学业更是时断时续，难以跟上课程。于是，一年之后她便转到了生物系，想继承外公的事业，向医学方向发展。当时联大学生转系相当普遍，而且理科、文科可以互转。爸爸的好朋友朱德熙原来也是学物理的，大二时才转到中文系，后来成为国际著名的语言文字专家。如果不让转系，不知会埋没多少人才。

但是生物系的功课也不轻松，而此时妈妈的肺病更为严重，只好休学一年，到香港养病，因为昆明的物质条件太差。当时她在香港没有什么亲戚，就挤住在一个高中时的同学家中，理由还很充分："反正大家都是上帝的儿女"（她上的是教会学校）。没想到，病还没有全养好，日军发动了太平洋战争，攻陷香港，妈妈只好带病返回昆明。这一次，她又转到了西语系，因为学文科相对不那么吃力，特别是她小时在马来亚生活，英文基础不错，有些课比较容易对付。就这样一直坚持到毕业。

妈妈由于休学一年，学习又是时断时续，因此毕业时间相应延长到了1945年夏天。毕业之后由于当时新加坡被日本人占领，家中经济来源中断，因此妈妈当时的生活也比较窘迫。为了谋生，妈妈也到了中国建设中学，和爸爸成了同事。

妈妈经过的事情比起爸爸要丰富许多。这使爸爸很羡慕。他曾经多次说过："我要是有你们妈妈的经历，不知能写多少小说。"

谈到大学的往事时，妈妈常常很得意地说，在西南联大，人们叫她"林黛玉",因为她长得挺清秀，弯弯的眉毛，细细的眼睛，又有病，一副慵慵懒懒的样子。还有叫她"病美人"的。当然，她的本意不是说自己有病，而是有病时尚且如此，没有病就更不用说了。一次，我们问爸爸是否如此。他笑嘻嘻地说："是听过有这么个人，有这么个外号，但当时不熟。等到我认识你妈妈时，她可是有点挑水的回头﹣﹣过景（井）了。"说得妈妈干瞪眼。

算起来，爸爸和妈妈相识的时候，一个25岁，一个27岁，已经不算谈情说爱的最佳时期。他们以前心中是否有过什么人？不详。他们自己不说，做子女的总不能在这个问题上刨根问底吧？不过，从他们的日常言谈中，多少也能察觉出一点蛛丝马迹。

爸爸在文章中说过，他17岁初恋，当时正在江阴上高中。暑假里，在家中写情书，他的父亲还在一旁瞎出主意。此人姓甚名谁，不清。好像是他的同学。但是17岁毕竟年龄还小一点，此事未成也在情理之中。不过，到了晚年，爸爸有时还流露出对那段时光的珍惜。初恋总是难忘的。

到了大学，尽管爸爸生活困顿，没有余资向女生们献殷勤，但是他的才华仍然博得了不止一个女同学的好感。据爸爸最好的朋友朱德熙先生的夫人何孔敬说，爸爸当时的女友后来在清华教书，一次朱德熙在清华门口还悄悄地向她指明此人，长得白白净净的。后来爸爸失恋，曾经好几天卧床不起。朱德熙夫妇不知该如何劝解，只好隔着窗子悄悄观望，以防不测。还有一个姓王的女生和他的关系也相当密切。这一点，从妈妈谈到此人时的醋调可以感觉出来。但是爸爸在联大学了几年，连毕业文凭也没有拿到，前途渺茫，作为女孩子，总要考虑周全一些，联大出色一点的女生又不乏追求者。因此，在大学时这件事最终还是没有结果。

至于妈妈，虽然很少和我们谈及她的"心路历程"，但不经意中她也透露出在联大时和一个福建同乡关系不错。此人是历史系的，毕业之后便出国留学，当时还从美国给她寄来青霉素（当时叫盘尼西林）治病。当时这种药十分稀贵，于是妈妈转手便到黑市卖掉了，发了一笔小财，借以维持生活。但是，两个人毕竟远隔重洋，再想进一步发展什么关系难度太大，最后自然而然断了线。

人世间的许多事情往往都是这样。

爸爸和妈妈在建设中学相识之后，慢慢地熟起来了。两个人一道看电影，一道看病﹣﹣爸爸当时老牙疼，妈妈陪他进城找大夫，还一道养马。爸爸的同学朱德熙后来向我们谈起第一次见到妈妈时的情景："我去看你们爸爸时，在建设中学大门口，看见一个女的牵着一匹大洋马，走来走去，啧啧啧……"马是自己跑来的。当时龙云的军队发动兵变，被中央军弹压。一天早上，爸爸妈妈出校门，看见有两匹无主的军马在外面，有一人多高。他们觉得好玩，就牵了回来，养了一阵子。以后怕招惹是非，还给军方了。在建设中学，爸爸妈妈已经有了那么一点意思，但是还没有正式谈论婚嫁之事。大家都穷成那个样子，想要成家也不现实。

爸爸妈妈在建设中学一直待到1946年7月，然后结伴离开了昆明，走上了回乡之路。就在同一个月，爸爸的老师闻一多先生便在昆明被国民党特务暗杀了。

汪朗，1951年生于北京，籍贯江苏高邮，散文作家、美食家、媒体人，作家汪曾祺长子。1982年毕业于中国人民大学新闻系，后进入《经济日报》工作，曾任经济日报社国际部主任。汪朗长期从事媒体工作，出版散文集《刁嘴》《衣食大义》《食之白话》《四方食事·胡嚼文人》，参与合著《老头儿汪曾祺：我们眼中的父亲》。

汪曾祺（1920年3月5日—1997年5月16日），江苏高邮人，中国当代小说家、散文家、戏剧家，被誉为京派作家的代表人物。1920年3月5日出生于江苏高邮县城的一个旧式地主家庭。1935年秋，初中毕业考入江阴县南菁中学读高中。1939年夏考入西南联大中国文学系。1940年开始创作小说，受沈从文指导。1950年调入北京，历任《北京文艺》《说说唱唱》《民间文学》编辑。1958年，被错划为“右派”。1964年，参与现代京剧《芦荡火种》的改编（后易名为《沙家浜》）。1979年重新开始创作，以短篇小说成就最高。1985年当选中国作家协会理事。1996年12月推选为中国作家协会顾问。代表作品有《受戒》《晚饭花集》《逝水》《晚翠文谈》《端午的鸭蛋》等。被誉为“抒情的人道主义者，中国最后一个纯粹的文人，中国最后一个士大夫”。1997年5月16日因病医治无效去世，享年77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