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西
创作声明：本文为虚构创作，请勿与现实关联本文所用素材源于互联网，部分图片非真实图像，仅用于叙事呈现，请知悉
九十年代末的初冬，南方的阴雨下得人心发慌。
市人民医院三楼尽头的病房里，消毒水的气味和窗外湿冷的空气纠缠不休，沉甸甸地压在每一个角落。
病床上，王秀菊的呼吸微弱得像一只残破的风箱，每一次起伏都牵动着旁边仪器的单调滴答声。
儿子王平握着母亲的手，那只手枯瘦得只剩下一把骨头，皮肤又干又薄，像握着一束干枯的柴火，没有一丝温度。
他看着母亲这张被岁月和病痛侵蚀得几乎陌生的脸，心中五味杂陈。
从小到大，他就是在“那个白眼狼的儿子”的指指点点中长大的，母亲的“冷血”是套在他身上一辈子的无形枷锁。
他怨过，也恨过，可在此刻，看着这个即将离世的生命，所有的怨怼都化作了一股无法言说的悲凉。
他只是想，在一切结束之前，哪怕能找到一丝她也曾温暖过的证据也好。
病床前，儿子王平握着母亲枯瘦的手，低声问：“妈，你和我爸结婚的时候，为什么连张全家福都没照？家里一张您年轻时候的照片都没有。”
阿菊浑浊的眼睛望着天花板，喃喃自语：“照了相，就有了念想……人啊，最怕有念想。”这个王平听不懂的“念想”，是母亲王秀菊背负了半生的枷锁。
人人都骂她“冷血”，为了所谓的光明前途，毅然登报与恩重如山的养母朱枫断绝关系，是个彻头彻尾的“白眼狼”。对此，她用一生的孤僻和沉默，默认了所有指控。
直到此刻，当母亲那双即将熄灭的眼中，第一次流露出深不见底的悲伤时，王平才骤然惊觉，这个他怨怼了半生的故事，或许还有另一个不为人知的版本。
01
九十年代末的初冬，南方的天像是漏了个口子，阴雨淅淅沥沥，下得人心里都长出了苔藓。市人民医院三楼的尽头病房里，消毒水的味道和窗外湿冷的空气混在一起，沉甸甸地压在每个人的心头。
王秀菊，街坊邻里口中的“阿菊”，此刻正静静地躺在病床上。她的人生好像被按下了快进键，不过六十出头的年纪，看起来却像风干了的老树皮，只剩下一副嶙峋的骨架和一双深陷在眼窝里的、大而无神的眼睛。癌细胞是这世上最不讲道理的强盗，它们在她身体里攻城略地，早就把她的生气和血色抢劫一空。
儿子王平守在床边，用棉签蘸了水，小心翼翼地湿润着母亲干裂的嘴唇。他看着母亲这张陌生的脸，心里五味杂陈。在他的记忆里，母亲王秀菊就是“沉默”和“严肃”的代名词。她不爱笑，不爱说话，更不爱和邻居扎堆聊天。她像一口锁上的古井，你看不到底，也听不见任何回响。
从小，王平就是在弄堂里的闲言碎语中长大的。“喏，那就是王秀菊的儿子，可怜见的，摊上那么个妈。”“什么可怜，有其母必有其子，他妈当年可是为了前途，登报跟自个儿的养母断绝关系，那种‘白眼狼’，心硬着呢。”这些话像苍蝇一样，嗡嗡地追着他的童年，让他很长一段时间都挺不起胸膛。他问过父亲，父亲只是叹口气，掐灭了手里的烟头，说：“你妈……她有她的苦衷。”
什么苦衷，能让一个人对恩重如山的养母做出那样决绝的事情？王平不懂，他只知道，母亲的“冷血”是刻在街坊邻里骨子里的印象，也是横在他和母亲之间一堵看不见的墙。
他握住母亲那只几乎感觉不到温度的手，皮肤又薄又干，像一层纸。他忽然想起一件事，一件困扰他很久的事，便问出了那个引子里的问题。家里没有母亲年轻时候的照片，仿佛她生来就是这副愁苦的中年模样。
“照了相，就有了念想……人啊，最怕有念想。”
母亲的回答轻得像一声叹息，却让王平的心猛地一沉。她是在说谁？她害怕的是什么念想？
就在这一刻，王秀菊那双一直望着天花板的、浑浊的眼睛，忽然微微转动了一下。窗外的雨声，病房里仪器单调的滴答声，都仿佛在瞬间退去。她的思绪像断了线的风筝，挣脱了这具衰败的躯体，飘啊飘，飘回了四十多年前，那个栽着高大梧桐树的、洒满阳光的院子。
那时候，她还不是王秀菊，她是阿菊，朱枫的阿菊。
五十年代的小城，空气里还带着一丝战后的清宁。阿菊是被扔在城隍庙门口的弃婴，是朱枫把尚在襁褓中的她抱回了家。朱枫的家，在城里一条叫做“墨香里”的弄堂深处，是一座两进的老宅。宅子虽然旧了，但处处透着雅致和体面。天井里，一棵比屋顶还高的梧桐树撑开巨大的华盖，夏天遮蔽烈日，秋天落叶金黄。
阿菊的童年，就是在这棵梧桐树下度过的。她记忆最深的画面，是养母朱枫穿着一身素雅的布旗袍，坐在天井的藤椅上，手里拿着一把油光水滑的旧胡琴，闭着眼睛拉一曲《良宵》。琴声婉转悠扬，像是月光在石板上流淌。阿菊就搬个小板凳坐在她脚边，托着腮帮子，痴痴地听着。
朱枫不像弄堂里其他的母亲。她说话总是轻声细语，从不大声呵斥；她身上总有一股淡淡的皂角和桂花头油混合的香气；她识文断字，会唱评弹，甚至还会几句洋文。邻居们都说，朱枫是富商的遗孀，以前是念过新式学堂的大家闺秀。在阿菊小小的世界里，养母朱枫就是“美”和“好”的化身。
这份好，是揉在生活每一个细节里的。是早晨桌上那碗冒着热气的、撒着葱花的阳春面；是午后朱枫亲手熬制的、甜到心坎里的桂花糖糕；是身上穿着的、由朱枫的旧旗袍改小缝制的碎花布衫，针脚细密得像绣出来的一样；是每个夜晚，朱琴掖好她被角后，落在她额头上的那个轻柔的吻。
朱枫给了阿菊一个孩子能想象到的、全部的温暖和宠爱。她教阿菊描红，握着她的小手，一笔一画地写“天、地、人”；她教阿菊背唐诗，“春眠不觉晓，处处闻啼鸟”；她教阿菊要坐有坐相，站有站相，女孩子家要干净体面。
阿菊就像一株得到了充足阳光和雨露的小树苗，活泼、聪慧，眼睛里总是闪着好奇的光。她觉得，能做朱枫的女儿，是她这辈子最大的福气。她会像条小尾巴一样跟在朱枫身后，叽叽喳喳地说着学堂里的趣事。朱枫总是微笑着听着，那眼神，温柔得能掐出水来。
“妈，今天王小胖又扯我辫子了！”
“那我们阿菊有没有哭鼻子？”
“才没有！我告诉先生了！先生罚他站墙角了！”
“嗯，我们阿菊是勇敢的好孩子。”朱枫会摸摸她的头，奖励她一颗糖。
生活就像那悠扬的琴声，缓慢而美好地流淌着。直到阿菊十岁那年的一个夏日午后，这首宁静的曲子里，第一次出现了一个不和谐的音符。
那天，阿菊像往常一样帮着朱枫打扫书房。书房不大，靠墙是一整排的书柜，里面塞满了线装的旧书。空气中飘散着纸张和墨香混合的、好闻的味道。阿菊用鸡毛掸子扫着一个书柜顶上的灰尘，一不小心，把一个搁在最顶层的小物件碰了下来。
“啪嗒”一声，掉在地上的是一个样式古朴的黄铜钥匙。
阿菊捡起钥匙，好奇地问：“妈，这是哪里的钥匙呀？”
朱枫正在用湿布擦拭一张红木八仙桌，听到问话，回过头来。当她的目光落在那把钥匙上时，她的笑容似乎僵硬了一瞬。那是非常细微的变化，快得像幻觉。
“哦，一把没用的旧钥匙。”她走过来，很自然地从阿菊手里拿过钥匙，放进了自己上衣的口袋里。
阿菊的好奇心却被勾了起来，她踮起脚，指着那个空着的位置旁边的一个箱子问：“妈，那个箱子是做什么的？我以前都没注意过。”
那是一个大约两尺长的红木箱子，箱体呈暗红色，上面雕着一些她看不懂的繁复花纹，一把精致的黄铜锁头锁住了箱盖。箱子被放在书柜的最顶端，落满了灰尘，显然很久没有被动过了。
这一次，朱枫脸上的不自然变得明显了一些。她没有立刻回答，而是沉默了片刻，眼神有些飘忽，仿佛透过那个箱子，看到了很遥远的地方。那眼神里，有一种阿菊从未见过的东西，像秋天的薄雾，带着一丝说不清的伤感，甚至……还有一丝极力掩饰的恐惧。
“都是些不用的旧东西，”她终于开口了，声音比平时低沉了一些，她伸手摸了摸阿菊的头，那掌心竟有些微凉，“落了灰，脏得很，没什么好看的。”
说完，她踩上一个小凳子，费力地把那个红木箱子抱了下来。但她没有打开，而是把它搬进了自己的卧房，在阿菊的注视下，吃力地把它塞进了雕花大床的最底下，最深最暗的那个角落里，仿佛那里才是它最安全的归宿。
阿菊站在卧房门口，看着养母的背影。她不明白，一些“不用的旧东西”，为什么值得用那么漂亮的箱子装着，还配了锁，又为什么要藏得那么深？更让她不解的，是养母脸上那种她读不懂的神情。
这个神秘的红木箱子，就像投入平静湖面的一颗石子，在阿菊十岁的心里，荡开了一圈又一圈的涟A。她隐隐约约地感觉到，在那些她不知道的、关于养母的过去里，藏着一些不能说、也不能碰的秘密。这是她和养母亲密无间的生活里，第一次出现了一道细微的裂缝。她不知道，这道裂缝的后面，是一个她无法想象的、风雨交加的世界。
日子还在继续，琴声依旧。但阿菊心里，那个关于箱子的疑问，却像一颗种子，悄悄地埋下了。
过了大约两个月，秋意渐浓，梧桐树的叶子开始泛黄。一天傍晚，家里来了一个不速之客。
来人是街道办新上任的李干成主任。他约莫三十多岁，身材不高但很结实，穿着一身洗得微微发白的蓝色干部装，胳膊上还戴着红袖章。他说话声音洪亮，脸上总是带着一种公式化的、热情的笑容，眼神却十分锐利，像鹰一样，仿佛能看穿人心。
“朱枫同志，在家啊？”李干成一进门，就自来熟地打着招呼。
朱枫正在厨房准备晚饭，听到声音，赶紧在围裙上擦了擦手，迎了出来。她的神情有些拘谨，甚至可以说是紧张。
“是李主任啊，快请坐，快请坐。”她一边说，一边给李干成倒了杯热茶。
李干成大马金刀地在八仙桌旁坐下，目光在屋里迅速地扫了一圈，最后落在了正从里屋探出头来、好奇张望的阿菊身上。
“这就是你的养女阿菊吧？”李干成对着阿菊招招手，脸上的笑容更深了，“过来过来，让叔叔看看。哎哟，这孩子长得可真水灵，一看就是个聪明的！是我们新社会的好苗子啊！”
阿菊有些怕生，但还是怯怯地走了过去。
李干成拉着她的手，亲切地问她在哪上学，学习好不好。阿菊一一回答了。李干成听完，满意地点点头，夸赞道：“好，好啊！以后要好好学习，争取早日戴上红领巾，做共产主义的接班人！”
他这番话说得慷慨激昂，阿菊听得懵懵懂懂，只觉得这位李主任和其他大人不太一样。
一番客套的开场白之后，李干成喝了口茶，话锋忽然一转，看似不经意地对朱枫说道：“朱枫同志啊，我来呢，主要是响应上级号召，下来关心一下大家的生活情况。听说……你解放前是生意人家的太太？”
朱枫正在续水的手，不易察觉地抖了一下，几滴热水溅到了手背上，她像是没感觉到疼，只是把水壶放回桌上，低下了头。
“是……是的。”她的声音细若蚊蝇。
“哦，那家里以前是做什么生意的？规模大不大啊？”李干成继续追问，语气依然温和，但那双眼睛却紧紧地盯着朱枫的脸。
阿菊站在旁边，能清晰地感觉到屋子里的气氛一下子变得紧张起来。养母的背微微弓着，双手不安地绞着腰间的围裙，这是她紧张时下意识的动作。
“都是些米面油之类的小本生意，解放后，都……都主动上交国家了，响应政府号召，都处理好了。”朱枫的声音更低了，几乎是在喃喃自语。
“那就好，那就好！”李干成哈哈一笑，那笑声在安静的屋子里显得有些突兀，“思想觉悟高，这就对了嘛。旧社会的那一套，要彻底摒弃！我们现在是新社会，讲究的是劳动最光荣。”
他说完，站起身来，准备告辞。走到门口时，他又回过头，意味深长地看了一眼垂手站在一旁的阿菊，然后对朱枫说：“朱枫同志，孩子是个好孩子，教育问题上，你可得上点心，不光是教她读书写字，更重要的是思想教育，要让她知道谁是我们的亲人，谁是我们的敌人，要让她明白，幸福生活是谁带来的。”
最后，他弯下腰，重重地拍了拍阿菊的肩膀，眼神直视着她的眼睛：“小阿菊啊，你是个聪明的孩子，以后要好好学习，擦亮眼睛，分清谁是真正对你好的人。”
李干成走了，留下满屋子他那洪亮的声音的回响，和一杯没怎么喝的、已经渐渐凉掉的茶。
朱枫僵硬地站在原地，很久都没有动。直到天色完全暗下来，她才像被抽去了筋骨一样，缓缓地坐回椅子上，长长地出了一口气。那个晚上，朱枫没有再碰那把胡琴，晚饭也吃得心不在焉。
阿菊坐在桌子对面，小口地扒拉着米饭。她不懂李主任那些话里的大道理，什么“亲人”和“敌人”，什么“擦亮眼睛”。在她心里，妈妈就是最亲的人，就是对她最好的人，这难道还有假的吗？可为什么李主任要那么说？为什么妈妈在李主任面前，会变得那么害怕和卑微？
李干成那句“分清谁是真正对你好的人”，像一根细细的、冰冷的针，毫无征兆地扎进了年幼的阿菊心里。她有种预感，那个热情得有些过分的李主任，似乎并不喜欢自己的妈妈。一种无形的、她无法理解的、冰冷的东西，正悄悄地笼罩在她和妈妈温暖的小家之上，而梧桐树下的琴声，似乎再也回不到从前那般无忧无虑的调子里了。
02
李干成的第一次“家访”，像一颗投进池塘的石子，虽然涟漪很快散去，但水底的宁静已被打破。从那以后，阿菊能明显感觉到，墨香里弄堂里的空气，一天比一天变得不一样了。
最先发生变化的，是弄堂口那面斑驳的老墙。一夜之间，上面被刷上了鲜红夺目的巨大标语——“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打倒一切牛鬼蛇神”。那红色，在灰扑扑的墙面上，显得格外刺眼，像一道道流血的伤口。
紧接着，邻里之间的关系也变得微妙起来。以前，朱枫带着阿菊走出家门，一路上总会遇到热情打招呼的邻居。“朱枫嫂子，买菜去啊？”“阿菊，上学啦？”大家会停下来，笑着聊上几句家常。可现在，弄堂里的人们看见朱枫，眼神都有些躲闪。
住在对门的张大妈，以前最喜欢拉着朱枫说东家长西家短，如今在门口水池汰米，看到朱枫走过来，会立刻低下头，假装很忙的样子，甚至有时会刻意绕开走。
孩子们的世界，是大人世界最直接的倒影。以前跟阿菊一起跳皮筋、玩捉迷藏的几个小夥伴，也开始有意无意地疏远她。他们学着大人的腔调，凑在一起唱一些阿菊听不懂但觉得刺耳的歌谣，什么“老财主，夹着尾巴做人”之类。
有一次，王小胖甚至当着她的面，指着她的鼻子说：“你妈是资产阶级太太！我妈不让我跟你玩！”
阿菊气得满脸通红，冲上去跟他理论：“我妈妈才不是！我妈妈是最好的人！”
可她一个人的声音，很快就被一群孩子的嘲笑声淹没了。她委屈地跑回家，扑进朱枫的怀里大哭。朱枫抱着她，什么也没说，只是用手轻轻拍着她的背。阿菊抬头，看到养母的眼眶是红的，但脸上却努力挤出一丝笑容，对她说：“阿菊不哭，嘴长在别人身上，我们管不着。只要我们自己知道，我们是什么样的人，就行了。”
话是这么说，但那种被孤立和排挤的感觉，像一根根看不见的细针，扎在阿菊敏感的心上。
没过多久，街道办开始组织全体居民参加“政治学习会”，雷打不动，每周一次。
说是“学习”，其实更像是“批斗会”的预演。李干成主任站在一张临时搭起来的台子前，拿着个铁皮喇叭，声音洪亮地宣讲着最新的政策和精神，讲到激动处，手臂挥舞，唾沫横飞。
朱枫每次都被要求参加。阿菊注意到，养母每次从学习会回来，脸色都比去之前更差，像是被霜打过的茄子，整个人都蔫了。她会一连好几个小时不说话，只是默默地做着手里的针线活。
有一次，阿菊实在好奇，就偷偷地跟了过去。她躲在一个墙角后面，看到所谓的学习会，就是让像朱枫这样“成分不好”的几户人家，站成一排，低着头，听李干成当众宣读他们的“问题”。
“……朱枫，旧社会大米商的太太，生活方式腐朽，思想落后，属于需要我们重点帮助和改造的对象！大家说，对不对？！”李干成高声问道。
“对——！”台下的人群里，稀稀拉拉地响起一片附和声。
阿菊看到，人群中，有人对着养母指指点点，交头接耳。那些目光，像刀子一样，割在朱枫身上。而她的养母，那个在她心里永远优雅体面的朱枫，此刻却像个犯了错的孩子，弓着背，双手紧紧地抓着衣角，头垂得快要埋进胸口里。
那一刻，阿菊的心像是被一只大手狠狠地攥住了，疼得她喘不过气来。她想冲出去，想大声告诉所有人，他们都在胡说八道！可她的脚像被钉在了地上，一步也动弹不得。她第一次感到如此深刻的无力，第一次明白，原来有些“道理”，是拳头和眼泪都无法抗衡的。
从那天起，阿菊再也不在朱枫面前提起学校里和弄堂里的不愉快了。她小小的年纪，已经开始学会了报喜不报忧。
少年时代的朋友，也在这场风雨中，渐行渐远。陈默和阿菊家只隔了两堵墙，两人从小一起长大，算是青梅竹马。陈默的父亲是国营工厂的工人，家庭成分根正苗红，他自己也在学校里第一批戴上了红领巾，后来又成了“红小兵”的小队长，胳膊上的红袖章格外鲜艳。
他来找阿菊的次数越来越少。偶尔在路上碰到，他也总是一副欲言又止的模样。终于有一天，他把阿菊拉到一边，用一种很严肃的、大人的口气对她说：“阿菊，我跟你说，现在阶级斗争的形势很紧张。你……你得注意点影响。”
“什么影响？”阿菊不解地问。
“就是……就是你养母的成分问题。”陈默压低了声音，“我们老师说了，要和一切旧思想、旧家庭、旧势力划清界限。你整天跟她在一起，会被人当成思想落后的。你应该多参加组织的活动，积极靠拢组织，争取进步。”
阿菊听了这话，像是被踩了尾巴的猫，一下子炸了毛：“陈默，你怎么也跟他们一样说话！我妈对我那么好，她有什么错？划清界限？什么叫划清界限？就是不认她了吗？！”
“我不是这个意思……”陈默被她的激烈反应吓了一跳，有些语无伦次，“我……我是为你好。我是你的朋友，我才跟你说这些的。”
“我不需要你这样的‘为我好’！”阿菊冲他喊了一句，扭头就跑了。
这是他们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为了这件事争吵。从那以后，陈默见到她，也开始绕着走了。阿菊心里最后一点属于童年友谊的温暖，也随之冷却。她彻底成了一个孤岛。
外部环境的恶化，让朱枫不得不主动做出改变。她像一只受惊的鸟，努力收起自己漂亮的羽毛，试图融入灰扑扑的鸟群之中。
她把箱子里那些质地精良的旗袍、绸衫全都收了起来，换上了打着补丁的粗布罩衫，颜色不是灰就是蓝。她把自己收拾得像弄堂里任何一个普通的家庭妇女，甚至刻意弄得有些邋遢。
那把陪伴了她半生的胡琴，被她用布包了一层又一层，塞进了床底下，和那个红木箱子做了伴。婉转的《良宵》和清丽的评弹小调，再也没有在那个院子里响起过。取而代代，她开始在屋子里哼唱一些革命歌曲，只是那调子总也唱不准，听起来怪异又心酸。
她不再做精致的桂花糖糕和蟹粉小笼了，家里的饭桌上，出现得最多的是粗粮窝头和咸菜疙瘩。她开始教阿菊做一些以前从不让她沾手的粗活——生炉子、洗衣服、腌咸菜。
“阿菊，过来，妈教你怎么搓衣服，要用搓衣板，这样才洗得干净。”
“阿菊，看好了，腌菜的坛子边上要倒一圈水，这叫‘水封’，不然菜会坏掉。”
她一边教，一边絮絮叨叨地说：“我的好囡囡，以后要学着自己照顾自己了。妈不能护你一辈子。咱们啊，要学着过普通人的日子，过苦日子。”
朱枫的这些变化，在阿菊看来，比任何外人的指指点点都更让她感到恐慌和难过。她觉得，养母正在一点一点地、亲手抹去她们曾经拥有过的那些美好的生活印记。那个温婉雅致的、会拉琴唱曲的妈妈，正在消失。这个过程，缓慢而残酷，像一场无声的凌迟。
一个初冬的雨夜，风刮得窗户纸呜呜作响。朱枫病了，发起了高烧。在那个年代，发烧是能要人命的大事。阿菊吓坏了，她想起以前自己生病时朱枫照顾她的样子，便学着她的模样，拧了冷毛巾给朱-枫敷在滚烫的额头上，又跑到厨房，淘米、烧水，笨手笨脚地熬了一锅稀粥。
粥熬好了，她端到床边，用勺子舀起一勺，吹了又吹，才小心地送到朱枫嘴边。
朱枫在半梦半醒的迷糊状态中，烧得满脸通红。她似乎感觉到了什么，缓缓睁开眼睛，看到床边一脸焦急的阿菊，浑浊的眼睛里忽然就涌出了泪水。她没有喝粥，而是伸出滚烫的手，紧紧地抓住了阿菊的手腕。
“阿菊……我的好囡囡……”她的声音因为发烧而沙哑干涩，“是妈……妈对不起你……是妈拖累你了……”
这句话像一块烧红的烙铁，狠狠地烫在了阿菊的心上。她鼻子一酸，眼泪再也忍不住，大颗大颗地砸了下来。她不懂，为什么妈妈要这么说？她从来不觉得妈妈是拖累，妈妈是她的天，是她的地，是她的一切啊！
她反手握住朱枫的手，把脸贴在母亲滚烫的手背上，一边哭一边摇头，一遍又一遍地重复着：“妈，你别这么说……你快点好起来，阿菊不怕，有阿菊在，什么都不怕！”
窗外风雨大作，屋里，一盏昏黄的油灯下，十四岁的少女和她病重的养母紧紧依偎在一起。这幅画面，充满了脆弱和绝望，却也透着一股相依为命的、令人心碎的坚韧。阿菊以为，只要她们母女俩的心在一起，就能抵御一切风雨。可她不知道，真正可怕的风暴，从来都不是来自屋外，而是来自人心。那场以爱为名的审判，已经近在咫尺。
03
朱枫的病，在阿菊的悉心照料下，拖了半个多月，总算是慢慢好了起来。但这场病，好像抽走了她身体里最后一点精气神。她变得愈发沉默，眼神也时常是空洞的，常常一个人坐在窗前，一坐就是大半天，不知道在想些什么。
与此同时，李干成的“关心”，却变得越来越频繁，也越来越直接。他不再是简单的登门家访，而是开始绕开朱枫，直接把阿菊叫到街道办事处去“谈心”。
街道办的办公室里，墙上贴着伟人像和各种标语。李干成亲自给阿菊倒了杯水，脸上的笑容依旧“热情”，语气也依旧“和蔼”。
“阿菊啊，最近学习怎么样？在学校有没有遇到什么困难啊？”他拉家常似地开场。
阿菊拘谨地坐在椅子上，双手放在膝盖上，低着头，小声回答着他的问题。
几句无关痛痒的问话之后，李干成清了清嗓子，身体微微前倾，压低了声音，进入了正题：“阿菊，今天找你来，是组织上要跟你交交心。你是个好孩子，聪明，上进，是个可造之材。组织上对你这样的好苗子，是非常看重的。”
他先是给了一颗糖，然后话锋一转，表情变得严肃起来：“但是，你有没有想过你的未来？你的前途？”
他从抽屉里拿出一份看起来很旧的、边缘都毛了的牛皮纸档案袋，放在桌上，用手指敲了敲：“这是你的档案。阿菊啊，你知道档案对一个人有多重要吗？它要跟你一辈子的。你以后想上好高中，想进大工厂，想入团，甚至想入党，都要看这份档案。”
他顿了顿，眼神变得锐利起来：“而在你的档案里，‘家庭关系’这一栏，写着一个人的名字——朱枫。你知不知道，这三个字，现在对你来说，意味着什么？”
阿菊的心猛地一揪，她抬起头，嘴唇翕动，却说不出话来。
“我来告诉你意味着什么。”李干成一字一顿地说，“朱枫，资产阶级家庭出身，大资本家的遗孀！她的成分，就是一个抹不掉的‘污点’！而你，作为她的养女，这个污点就会像影子一样跟着你！你会被人打上‘阶级烙印’！这意味着，你就算学习再好，表现再积极，你的前途，也基本上被堵死了！你的一辈子，都会因为她这个‘污点’，而被彻底毁掉！”
“不！不是的！”阿菊终于忍不住，大声反驳道，“我妈妈她不是坏人！她对我很好！”
“好？”李干成冷笑一声，那笑意里带着一种居高临下的怜悯，“孩子，你太天真了。她对你的好，是什么好？是资产阶级虚伪的温情！是糖衣炮弹！她给你吃好的，穿好的，教你弹琴唱曲，那都是在用她那套腐朽的生活方式来腐蚀你，毒害你！让你忘记了阶级仇恨，忘记了劳动人民的朴素！你必须认清她的真面目，她是在害你！”
李干成越说越激动，他站起身，从一个文件柜里抽出一沓写满了字的纸，摔在阿菊面前：“你自己看看！这是我们调查到的、关于朱枫的材料！她的父亲，解放前是城里商会的会长！她的丈夫，名下有好几家米行和布庄，是靠剥削劳动人民的血汗发的家！这些，她都跟你说过吗？！”
阿菊看着那些密密麻麻的、她认不全的字，脑子里一片轰鸣。她拼命地摇头，眼泪不受控制地涌了出来，哭着为养母辩解：“我不知道这些……我只知道我妈妈是好人！她收养我，养育我，她没害过任何人！”
看着阿菊的样子，李干成似乎觉得火候差不多了。他叹了口气，坐回椅子上，语气又恢复了那种“语重心长”的调子，像一个循循善诱的长辈。
“孩子，别哭。组织上正是因为知道你是个好孩子，本质是好的，是被蒙蔽了，所以才要帮助你，挽救你。我们不是要打倒你，而是要给你指一条光明大道。”
他身体再次前倾，目光灼灼地盯着阿菊的眼睛，一字一顿地抛出了那个早已准备好的、决定性的“建议”：
“阿菊，你现在只有一个办法，能向组织证明你的清白，能洗刷掉你身上的‘污点’，能让你和那个腐朽的阶级彻底脱离关系。”
“什么……办法？”阿菊抽泣着问。
“很简单。”李干成说，“公开站出来，揭发她的问题，和她划清界限。更彻底一点，就是登报声明，和她断绝收养关系。只要你做了这一步，你就不再是她的养女，你在档案上，就成了一个清清白白的、依靠组织和人民群众长大的孤儿。你的未来，才会一片光明。”
“不……”阿菊下意识地摇头，这个建议像一道晴天霹雳，把她整个人都劈傻了，“我不能……我不能这么做！”
“糊涂！”李干成猛地一拍桌子，厉声喝道，“这是组织给你的考验，也是你获得新生的唯一机会！你到底是要你那个虚无缥缈的、所谓的好前途，还是要抱着那个资产阶级老太太一起沉沦下去？！你自己选！”
“你想想，你是我们亲手培养起来的新社会的接班人，她是什么？她是旧社会的残渣余孽！你跟她在一起，就是立场问题！是大是大非的问题！不容你半点含糊！”
那天，阿菊不知道自己是怎么走出街道办的。她像一个被抽走了灵魂的木偶，踉踉跄跄地走在回家的路上。李干成的话，像无数只手，掐着她的脖子，让她喘不过气来。
一边，是养母十几年来无微不至的爱。那些温暖的画面——灯下描红的小手、琴声悠扬的午后、额头上轻柔的吻、病床前焦急的身影——像电影一样，一幕幕在她的脑海里疯狂回放。那些是她生命的底色，是她世界的全部。
另一边，是李干成用最残酷的语言描绘出的可怕未来。是那份会跟随她一生的“档案”，是“阶级烙印”的铁幕，是“被毁掉的一辈子”。还有周围人那些躲闪的、鄙夷的、审视的目光，像一张无边无际的网，将她牢牢困住。
她彻底陷入了天人交战的深渊。她整夜整夜地失眠，睁着眼睛，看着天花板从漆黑变成灰白。她想不通，为什么这个世界突然就变成了这样？为什么对她那么好的妈妈，会成为别人口中的“敌人”？为什么爱，会成为一种“罪过”？
她试着反抗。她对李干成说她做不到。但李干成的“谈心”一次比一次严厉。他不再跟她谈前途，而是直接给她定性：“王秀菊，你这是阶级立场不稳！思想顽固不化！你再这样执迷不悟，组织上就要对你重新定性了！你连带着朱枫，都将是我们的专政对象！”
那段时间，阿菊瘦得脱了形，脸颊凹陷，眼睛里总是布满了血丝。朱枫看在眼里，疼在心里。她似乎猜到了什么，但她什么也不问。她只是默默地，想方设法给阿菊做些好吃的，尽管那些好吃的，也只是在粗粮里多掺了一点白面，或是在菜里多放了几滴油而已。
一天晚上，母女俩相对无言地吃着晚饭。阿菊看着养母那张憔悴的、布满愁容的脸，心里像被刀割一样。她终于鼓起勇气，用一种试探的、颤抖的声音问道：“妈，如果……我是说如果，有一天我不在你身边了，你会怎么样？”
正在缝补衣服的朱枫，那根穿针引线的手，猛地在半空中停住了。屋子里一下子静得可怕，只能听见窗外呼啸的风声。
她缓缓抬起头，深深地、深深地看着阿菊。那眼神，复杂得让阿菊无法读懂。里面有震惊，有痛苦，有不舍，但更多的，是一种化不开的、深不见底的悲伤。
她没有直接回答阿菊的问题。她沉默了很久，久到阿菊以为她不会再开口。最后，她只是轻轻地、仿佛用尽了全身力气般，说了一句：
“阿菊，无论发生什么事，你都要好好活下去。答应妈，要活下去，活得比谁都好。”
这句话，像一句悲凉的谶语，又像是一种沉重的默许，让阿菊的心，彻底地、无望地沉了下去。
她一下子明白了。妈妈什么都知道。她预料到了这一切，她甚至……在用这种方式，为自己这个养女，指明那条唯一能“活下去”的路。
那一刻，阿菊知道，她没有选择了。那场以爱为名的审判，最终，需要她这个最爱妈妈的人，来亲自宣判妈妈的“罪行”。
04
在阿菊做出那个改变她一生的决定之前，那个夜晚，家里的气氛出奇的安详，安详得令人心碎。
外面的风停了，连弄堂里平日的嘈杂都消失不见。朱枫像是什么都没发生过一样，在厨房里忙碌了整整一个下午。她做了一桌子菜，都是阿菊从小到大最爱吃的：晶莹剔逼的清蒸鲈鱼、香气扑鼻的红烧肉、金黄酥脆的炸响铃，甚至还有一小碟用偷偷攒下的糯米粉做成的、小巧玲珑的桂花糖糕。
仿佛时光倒流，回到了那个梧桐树下琴声悠扬的无忧岁月。
饭桌上，朱枫没有提一句外面的风风雨雨，没有提李干成，也没有提任何让阿菊烦心的事情。她只是不停地、不停地往阿菊碗里夹菜，把最好的鱼肚子肉夹给她，把炖得最烂的红烧肉拣给她。
“阿菊，多吃点，你看你都瘦成什么样了。”
“这鱼新鲜，吃了聪明。”
“慢点吃，别噎着。”
她的声音还是那么温柔，但那温柔里，藏着一丝不易察觉的、告别般的颤抖。她絮絮叨叨地嘱咐着，说的都是些最平常不过的话：“天冷了，要把那件厚棉袄穿上，别冻着。”“在学校要多喝水，别老是忘了。”“女孩子家，头发要梳理整齐。”……她仿佛想在这一顿饭的时间里，把一辈子想说的话，都说完。
阿菊低着头，机械地往嘴里扒着饭。每一口菜，都混着眼泪的味道，又咸又涩，硌得她喉咙生疼。她不敢抬头看养母的脸，她怕一看，自己好不容易筑起的心理防线就会瞬间崩溃。她只能死死地咬着嘴唇，把所有的悲痛和不舍，都咽回肚子里。
这顿饭，吃了很久，很久。
饭后，朱枫默默地收拾了碗筷。等她从厨房出来，她做了一个让阿菊震惊的举动。她走到自己的卧房，弯下腰，吃力地从那张雕花大床的最底下，拖出了那个尘封已久的、神秘的红木箱子。
她用一直在脖子上挂着的一把小钥匙，打开了那把黄铜锁。“咔哒”一声轻响，像是什么东西在阿菊心里断裂了。
箱子被打开了。阿菊凑过去看。里面没有她曾偷偷幻想过的金银珠宝，也没有任何值钱的东西。
箱子的最上层，是几件叠得整整齐齐的、已经泛黄的婴儿衣物，那是阿菊刚被抱来时穿的。衣物下面，是一些已经发脆的地契和房契，上面的字迹都已模糊。再下面，是几张褪了色的、边缘卷起的老照片。一张是朱枫年轻时的单人照，照片里的她穿着学生装，梳着两条麻花辫，笑得明媚又灿烂，和现在判若两人。另一张，是一个儒雅英俊的男人的照片，阿菊猜，那应该是她未曾谋面的养父。
在照片的下面，是一本封面已经磨损的诗集，翻开一页，是朱枫娟秀的字迹。
阿菊的心，像是被这些满载着岁月痕迹的旧物，一遍一遍地碾过。
最后，朱枫从箱子最底层，拿出了一个用红绒布包裹着的小东西。她打开绒布，掌心里躺着的，是一个小小的、做工精致的纯金长命锁。锁上，刻着四个小字——“赠吾爱女”。
“这是你刚来家里的时候，我托人去城里最好的金店给你打的。”朱枫的声音轻得像梦呓，她用指腹摩挲着那个长命锁，眼神里充满了无限的怜爱，“那时候时局就有些乱了，我一直没舍得给你戴上，怕太招摇，给你惹来麻烦。就想着，等你长大了，出嫁的时候，给你当个念想……没想到……”
她的话没有说完，但阿菊全懂了。
朱枫把那个冰凉却沉甸甸的长命锁，塞进了阿菊的手心。她握住阿菊的手，把她的手指一根根合拢，让她紧紧攥住那个锁。
“阿菊，”她抬起头，泪水终于决堤，顺着她消瘦的脸颊滑落，“记住，妈是爱你的，永远都爱。不管以后别人怎么说，不管发生了什么，你都要记住这句话。”
她顿了顿，深吸一口气，像是用尽了全身的力气，说出了那句最残忍的话：
“但是，从明天起，你就忘了我吧。把我忘得干干净净。你要有你自己的路，自己的生活。”
她第一次在阿菊面前，哭得那样伤心，那样不能自已。她抱住阿菊，瘦弱的身体剧烈地颤抖着。“我的好囡囡，我的阿菊……”她一遍又一遍地，泣不成声地重复着。
阿菊攥着手心里的长命锁，任由养母的泪水打湿自己的肩膀。她没有哭，一滴眼泪都流不出来。她的心，已经疼到麻木了。她知道，这个拥抱，是她们母女缘分的终点。这个夜晚，是她们之间最后的温情。
第二天，天阴沉沉的，像一块脏了的破布。街道办在弄堂口的小广场上，组织了一场声势浩大的全弄堂居民“忆苦思甜”大会。说是“忆苦思甜”，实际上，就是一场针对朱枫的、公开的批判会。
阿菊被李干成推上了那个临时搭建的、用几张桌子拼起来的“主席台”。
台下，黑压压地站满了人，整个弄堂的居民几乎都到齐了。他们的脸上，有麻木，有好奇，有同情，也有幸灾乐祸。阿菊一眼就在人群的角落里，看到了她的养母朱枫。
朱枫穿着那件最旧的、洗得发白的灰色罩衫，安静地站在那里。她比所有人都矮小，比所有人都瘦弱，仿佛一阵风就能把她吹倒。她没有看台上的阿菊，只是目光空洞地盯着自己脚下的那片土地。
李干成站在阿菊旁边，用一种鼓励的眼神看着她，然后把一张写满了字的纸，塞进了她的手里。那是他早就替她写好的“发言稿”，上面充满了各种激烈的、批判性的词语。
阿菊的手抖得厉害，那张纸在她手里，仿佛有千斤重。她张了张嘴，喉咙里却像被什么东西堵住了，一个字都发不出来。台下开始有些骚动，人们交头接耳，窃窃私语。
“快说啊！”“这白眼狼，还犹豫什么！”
李干成感觉到了她的迟疑，用手肘在后面不着痕迹地碰了碰她，低声催促道：“王秀菊，想想你的前途！想想组织对你的期望！”
阿菊猛地闭上了眼睛。朱枫昨晚的话，朱枫的眼泪，朱枫那句“好好活下去”，像海啸一样淹没了她。
再睁开眼时，她那双原本清澈的眼睛，已经变得空洞而冰冷，像结了冰的湖面。
她抬起头，不再看台下的任何人。她用一种她自己都感到陌生的、尖利而又平板的语调，一字一句地，清晰地，念出了稿子上的话：
“我，王秀菊，今天，要在这里，公开揭发我的养母，朱枫！”
她的声音通过李干成递给她的铁皮喇叭，传遍了整个广场，也像一把把淬了毒的刀子，狠狠扎进人群中那个瘦弱的身影。
“她，朱枫，是一个彻头彻尾的资产阶级分子！她用腐朽的生活方式毒害我，企图在我的思想里散播毒素！她口口声声说对我好，实际上是想把我拉下水，成为她的殉葬品！”
“她在我面前，从来不提自己的剥削阶级出身，她用虚伪的温情蒙蔽我，麻痹我的革命斗志！”
每说一个字，阿菊都感觉像是在用刀剐自己的心。血淋淋的，疼得她几乎要晕厥过去。但她不能停，她必须把这场戏演下去，演得越真越好。
“今天，我，王秀菊，要在这里向组织和人民群众保证！我从思想上、行动上，和朱枫这个旧社会的余孽，彻底划清界限！我宣布，从即日起，我和她断绝一切关系！我不再是她的养女，她也不是我的养母！从今以后，我和她，再无任何瓜葛！”
当她吼出最后一句时，声音已经因为用力而变得嘶哑。
全场一片死寂。几秒钟后，李干成带头鼓起了掌，台下随即响起了稀稀拉拉的、敷衍的掌声。
阿菊像一个被抽空了所有力气的木偶，僵硬地走下台。她不敢，也不愿去看朱枫的脸。但在经过人群，与她擦身而过的那一瞬间，她用眼角的余光，还是瞥见了。
她看见，朱枫的身体剧烈地晃了一下，像是要倒下去，但她旁边的人扶了她一把。她站住了。她的脸上，没有任何表情，没有愤怒，没有悲伤，甚至没有泪水。她只是抬起头，目光越过所有人的头顶，死死地盯着远方灰蒙蒙的天空，仿佛她的灵魂，在刚刚那一刻，已经被彻底抽空了。
阿菊没有停留，她目不斜视地，一步一步地，走出了人群。
李干成当场宣布，王秀菊是“勇于和旧家庭决裂的进步青年”，并立即安排她搬离朱枫的家，住进了她即将要去工作的纺织厂的集体宿舍。
她离开那个生活了十几年的家时，没有回头看一眼那棵高大的梧桐树。她没有带走任何东西，除了那件破旧的棉袄，和被她死死攥在手心里的、那个还带着养母体温的纯金长命锁。
那天晚上，她躺在集体宿舍冰冷的木板床上，周围是陌生女工的鼾声和说笑声。她睁着眼睛，直到天亮，没有流下一滴眼泪。
她知道，从她站在台上，念出第一个字开始，那个在梧桐树下拉着妈妈衣角、天真烂漫的小女孩阿菊，就已经死了。
活下来的，是一个名叫王秀菊的、前途“光明”的、“冷血”的孤儿。
她的半生骂名，从这一刻，正式拉开了序幕。
05
时光的河无声无息，却最有力量。它能磨平最锐利的棱角，也能加深最刻骨的伤痕。
一晃，二十年过去了。
时间快进到八十年代初，那场席卷一切的风暴早已平息，社会在缓慢而笨拙地愈合自身的创伤。当年的小城，也建起了新的楼房，铺上了宽阔的马路。墨香里那样的老弄堂，在日新月异的变化中，显得愈发陈旧和落寞。
王秀菊也从一个纤细的少女，变成了一个沉默的中年妇女。她一直在纺织厂工作，从挡车工做到了小组长。她嫁给了一个同厂的、性格憨厚的普通工人，生下了一个儿子，取名王平。
她成了一个典型的、弄堂里人人都知道却又不愿深交的“怪人”。工作上，她兢兢业业，一丝不苟，年年都是生产标兵，但她从不参与工友们下班后的闲聊和聚会，总是独来独往。在家里，她更是沉默寡言，像个没有感情的机器。她会把家收拾得一尘不染，把丈夫和儿子的衣食住行安排得妥妥当当，却吝于给他们一个笑容，或是一个拥抱。
儿子王平的童年记忆里，母亲永远是忙碌而严肃的。她身上总是带着一股化不开的疏离感，眼神总是飘向很远的地方。他渴望母爱，渴望那种可以撒娇的温存，但在母亲面前，他总是感到一种莫名的胆怯。
而那个关于她“抛弃养母”、“冷血白眼狼”的传言，也像一道经年不褪的刺青，深深地刻在了她的背上，成了她身上撕不掉的标签。邻里间的闲话，从不曾因为时间的流逝而停止，反而因为她的孤僻和沉默，愈演愈烈，成了人们茶余饭后的固定谈资。
王秀菊对这一切，似乎毫不在意。她从不辩解，也从不与人争吵，只是把头埋得更低，把自己的世界缩得更小。
她的生活，表面上看起来像一潭死水，平静无波。但只有她自己知道，在这潭死水的下面，压着怎样汹涌的情感。
每个月黑风高的深夜，等丈夫和儿子都已熟睡，她会悄悄地起床，从床板和横梁之间的一个秘密缝隙里，摸出一个用手帕层层包裹的小布包。布包里，是那个早已失去了光泽，甚至有些变形的纯金长命锁。她会借着从窗户透进来的微弱月光，一遍又一遍地摩挲着上面那四个已经被磨得有些模糊的字——“赠吾爱女”。
这是她唯一的慰藉，是她和那个温暖的过去唯一的联系。这个小小的长命锁，是她的教堂，是她的神龛，也是她痛苦的根源。
二十年来，她从不曾向任何人打听过朱枫的下落。仿佛当年那个决绝的宣告之后，朱枫这个人，就真的从她的生命里、从这个世界上彻底消失了。她害怕，她害怕听到任何关于她的消息。她怕听到她过得不好，那会让她心如刀绞，愧疚得无以复加；她更怕听到她过得好，那会让她觉得，自己当年的“牺牲”，成了一个天大的笑话。
所以她选择不听，不问，不想。她用日复一日的、麻木的劳动，来填满自己的时间和思想，不给自己留一丝怀念的空隙。
可命运的丝线，总是在你以为已经彻底断裂的时候，又以一种意想不到的方式，重新缠绕在一起。
那天，是个普通的周末。王秀菊挎着一个菜篮子，去离家不远的菜市场买菜。菜市场里人声鼎沸，讨价还价声、鸡鸣狗叫声混杂在一起，充满了鲜活的市井气息。
她像往常一样，目不斜视地穿过人群，在一个相熟的菜摊前停下来挑拣青菜。就在这时，旁边两个正在择豆角的老邻居的闲聊声，毫无征兆地飘进了她的耳朵。她们是墨香里的旧识，声音不大，但每一个字都像重锤，狠狠地砸在了王秀菊的心上。
“哎，你听说了吗？以前住在咱们弄堂里，后来搬到那边太平巷的那个朱枫，就是以前收养王秀菊那个，听说快不行了。”其中一个压低了声音说。
“是吗？早就听说了，她后来日子过得苦啊。”另一个接口道，声音里带着一丝唏嘘，“自从跟那个养女断了关系，她就被从老宅子里赶了出来，一个人孤零零的，住在一个小破屋里。身边也没个亲人，就靠街道一个月给点救济金过活。真是作孽哦，辛辛苦苦养了那么多年，结果养了那么个铁石心肠的白眼狼！”
“可不是嘛，听说病得很重，都下不了床了。真是可怜……”
“朱枫”……“太平巷”……“一个人”……“快不行了”……
这几个词组合在一起，像一道惊雷，在王秀菊的脑子里轰然炸开。她手里的菜篮子“哐当”一声巨响，掉在了湿漉漉的地上。新鲜的青菜、滚圆的土豆、红色的番茄，撒了一地，滚得到处都是。
菜贩和周围的人都朝她看来，奇怪地看着这个突然失态的女人。
“哎，秀菊，你没事吧？”菜贩问。
王秀菊却像什么都没听见，什么都没看见。她的脸色在一瞬间变得惨白，毫无血色。她没有去捡地上的菜，也没有理会任何人诧异的目光，只是失魂落魄地、跌跌撞撞地转身就往家跑。
她跑得很快，像是后面有鬼在追。
一回到家，她就“砰”地一声关上门，背靠着门板，身体缓缓滑落，最终瘫坐在冰冷的地面上。那二十年来，她用沉默和冷漠构筑的坚固堤坝，在这一刻，被那几句不经意的闲话，彻底冲垮了。
“快不行了……”
这四个字，像魔咒一样，在她脑子里反复回响。她整个人都开始剧烈地颤抖起来。
那几天，王秀菊像是丢了魂。她开始坐立不安，饭也吃不下，觉也睡不着。一闭上眼，就是朱枫最后看她的那个眼神，那个空洞的、绝望的眼神。她开始做各种各样的噩梦，梦见朱枫一个人躺在阴暗潮湿的屋子里，对着她哭，对着她喊：“阿菊，我好冷……”
她想去看她。这个念头一旦升起，就再也无法遏制，像疯长的野草，瞬间占满了她的整个心脏。
但她又怕。
她在怕什么？怕被人发现，让她当年那场惨烈的“表演”和“牺牲”前功尽弃？怕朱枫见到她，会用怨恨的眼神看着她，不肯原谅她这个“白眼狼”？还是……
她最害怕的，是亲眼看到朱枫的苦状，面对那个由自己一手造成的、血淋淋的现实，面对自己内心深处那份压抑了整整二十年、早已溃烂流脓的愧疚？
整整三天，她就在这种想去又不敢去的、地狱般的煎熬中度过。
到了第四天，她从床上爬起来，看着镜子里自己那张憔悴得不成样子的脸，终于做出了决定。
她不能再等了。
她向厂里请了几天假，对丈夫的解释是身体不舒服，回乡下亲戚家休养几天。丈夫虽有疑惑，但看着她那张难看到极点的脸色，也没多问，只是嘱咐她照顾好自己。
送走丈夫和儿子，她反锁上家门，走进卧室。她没有收拾行李，而是趴在地上，伸手到床底下，摸索了半天，拖出了一个锈迹斑斑的铁皮饼干盒子。
打开盒子，里面不是饼干，而是码得整整齐齐的钱和各种票证。有毛票，也有一块、五块、十块的整钞，还有一些全国粮票、布票。这是她二十年来，从自己那点微薄的工资里，一分一毛、克扣着自己的吃穿用度，偷偷攒下来的。连她的丈夫都不知道这笔钱的存在。
她把所有的钱和票证都倒了出来，用一块布仔细包好，塞进了最贴身的内衣口袋里。
一个黄昏，夕阳把天边烧成了一片凄艳的红色。王秀菊独自一人，凭着打听来的模糊地址，找去了太平巷。
那是一条比墨香里更加破败、更加阴暗的巷子。两旁的房子挤得密不透风，墙皮大片大片地脱落，露出里面青灰色的砖。脚下的石板路坑坑洼洼，积着一汪汪的污水。空气里，弥漫着一股说不清的、混合着霉味、油烟味和垃圾味的复杂气味。
她挨着门牌号，一个个地找过去。终于，在巷子的最深处，她找到了那个地址——太平巷，七号。
那是一扇斑驳得几乎看不出原色的木门，门上贴着的旧春联，经过风吹雨打，已经褪色发白，只剩下一点模糊的红痕。门是虚掩着的。
王秀菊站在门口，她的心跳得像要从嗓子眼里蹦出来，震得她耳膜嗡嗡作响。她能清晰地听到，从那扇门的缝隙里，传来一阵阵微弱而压抑的咳嗽声。
是她。一定是她。
王秀菊的腿像灌了铅一样沉重。她缓缓地抬起手，想要去推开那扇门，但那只手却在半空中剧烈地颤抖着，指尖离门板只有几寸的距离，却怎么也落不下去。
这扇薄薄的、破旧的木门，在这一刻，仿佛成了一道无法逾越的天堑。门外，是她扮演了二十年的、冷酷无情的王秀菊；门内，是她用半生愧疚去思念的、唯一的亲人。
她该怎么进去？进去之后，第一句话该说什么？是说“妈，我来看你了”，还是说“对不起”？她不敢想。
二十年的时光，血淋淋的谎言，让她连迈出这一步的勇气，都几乎丧失殆尽。
一阵寒风吹过巷子，卷起地上的几片烂菜叶，王秀菊打了个哆嗦，巨大的恐惧攫住了她。她想转身逃跑，逃回她那个安全而孤独的硬壳里去。
就在她咬着牙，准备转身的那一刻——
门，“吱呀”一声，从里面被拉开了一条缝。
一个陌生的、约莫五十来岁的中年妇女，从门缝里探出头来。她头发乱糟糟的，脸上带着一种长期生活在底层所特有的、警惕和不耐烦的神情。她上下打量着衣着干净、神情紧张的王秀菊，用一种充满戒备的口吻问道：
“你找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