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恩来为何要夺毛主席手里的军权？来看事件经过，原来另有隐情

老覃在昨天发布了《任弼时在会上撤了毛主席的军事职务，王稼祥的表现却把他震惊到了》一文到“覃仕勇说史”上，主要讲述了任弼时在1932年10月3日至8日召开的“宁都会议”上撤销毛主席的军职的过程。

不过，老覃在前天发布的《大敌当前，谁来挂帅？周恩来和毛主席互相推让，结果闹得不欢而散》一文中也讲到了，在任弼时、项英、顾作霖等人的坚持下，毛主席的红一方面军总政委的职务被撤销了，军事指挥权被解除了。但周恩来坚持“泽东积年的经验，多偏于作战，他的兴趣亦在主持战争”，“如在前方，则可吸引他贡献不少意见，对战争有帮助”，不同意毛主席回后方专做政府工作，提出了把毛主席留在前方的两种方案：“一种是由我负主持战争全责，泽东仍留前方助理；另一种是泽东负指挥战争全责，我负监督行动方针的执行。”

对于周恩来的提议，任弼时、项英、顾作霖等人作了让步，同意了上述的第一种方案，让毛主席“仍留前方助理”。

偏偏，博古、张闻天等人从上海发来指示电，明确指出：“泽东可调回后方做苏维埃工作。”

因此，毛主席只得离开军队了。

10月12日，中革军委根据中共苏区中央局的指示，正式发布《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通令》，公开宣布毛主席离开红一方面军总政委工作岗位的消息。

当然，为了顾及毛主席的“面子”，只字不提毛主席的“错误”，而写成了“为了苏维埃工作的需要，暂回中央政府主持一切工作”，至于毛主席此前所兼的红一方面军总政委职务，则用“由周恩来同志代理”一语轻飘飘地一笔带过。

当时的很多人不明就里，以为苏区中央局这一安排属于“正常工作调动”。

而红一方面军在10月14日发布的战役计划上，关于毛主席和周恩来的署名也是：“总政委毛泽东，代总政委周恩来。”

但是，到了10月26日，中共临时中央来电，正式任命周恩来兼任红一方面军总政委职务，前方的电报从此由“周、毛、朱、王”，变为“周、朱、王”，人们才开始感到了不正常。

渐渐地，出现了“周恩来夺了毛主席的军权”这样颠倒黑白的话。

时至今日，某些党史研究者下功夫不够深，也遵循了此说。

在这些人看来，周恩来当时可是苏区中央局总书记，是中央苏区的最高首长，如果不是有心要夺这个军权，但凭他一句话，就不会出现这样不正常的“工作调动”。

只能说，这些人是只知其一，不知其二。

他们有所不知，周恩来来中央苏区之前，一直在中共中央工作，先后与瞿秋白、李立三、向忠发、王明共事，一直兢兢业业，如履薄冰地在自己的职务上发光发热。但是，在六届四中全会上，却遭到了共产国际代表米夫的严厉批评。

米夫批评周恩来的原因，是认为周恩来对瞿秋白持“调和态度”，怒气冲冲地说道：“恩来同志自然应该打他的屁股，但也不是要他滚蛋，而是在工作中纠正他，看他是否在工作中改正他的错误。”

所以，从某种程度上说，周恩来是属于“留校察看”、“留职察看”的状态，在工作上自然不能再稍有差池了。

这也是为什么在瞿秋白、李立三相继倒台之后，他仍能与王明共事的原因。

王明为了在中央苏区推行他的路线，特意派他前来中央苏区，即从组织纪律性来说，他也应该服从和执行中央的指示。

那他到了中央苏区后，虽然心悦诚服毛主席的战略思想，有意让毛主席全面主导红一方面军的军事行动，并在恢复红一方面军建制时，软磨硬泡，说服了任弼时，让毛主席担任红一方面军总政委。

这一次，任弼时、项英等人坚持要撤掉毛主席的总政委职务，而临时中央又发来了明确的指示电，他也只能服从了。

但在前面提到的中革军委 10月12日发布《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通令》中，关于毛主席离开前方，回后方全面主持中央政府工作这一点，他也刻意加上了“暂回”两个字，说是“暂回中央政府主持一切工作”，为毛主席将来的复出埋下伏笔。

对于临时中央的指示电的答复，他也在有意强调毛主席这次回后方主要是治病，“治病在他确是十分需要的”，然后适时推出了自己所想要表达的东西——说“在情绪上还没有看出他有什么不积极的表示”，他也“答应前方何时电召便何时来”。

不难看出，周恩来的潜台词就是：他现在是病了，急需治疗、休养，一旦病愈，就应该考虑恢复他的军职……

可以说，周恩来为了维护了毛主席，用心良苦，操碎了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