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9年贺子珍当选全国政协委员后，提出三个要求，中央批示：同意

1979年6月10日清晨，北京东单三条的电线杆上，还残留着昨夜雷阵雨冲出的水珠。新华社播发的一则简讯，吸引了不少路人抬头张望——“贺子珍同志被增补为全国政协委员”。短短二十来个字，却搅动起人们对那段烽火岁月的回忆，也为远在上海的一位老人带来久违的振奋。

消息传到华东医院病房时，71岁的贺子珍正倚在床头练习抓力板。医护人员把电台音量调大，她愣了几秒，随后眼眶泛红：“党的事，还真没把我落下。”简单一句，连护士都听出了深藏其后的委屈与欣慰交织。

1949年6月的那趟南下列车，是贺子珍与北京擦肩而过的开始。山海关站里，两位持介绍信的工作人员拦住她与妹妹贺怡，语气生硬：“组织有安排，请即刻改乘去上海。”一句“改乘”，改出了她此后大半生对首都的向往，也改出了毛主席专门托陈毅照顾她的那通电话。

1959年庐山会议期间，毛泽东在客厅里见到久别的贺子珍，轻声叮嘱：“好好生活，身体要紧。”只是那次相聚匆匆，一个半小时，留下的更多是沉默。此后十七年，彼此再无见面机会，直到1976年9月那道全国哀悼的黑纱降临。

主席逝世的噩耗传到上海，贺子珍先是发呆，继而情绪全面崩塌。她拄着拐杖在房内踱步，低声喃喃：“他不是身体一直挺硬朗吗？怎么说走就走？”李敏与孔令华轮流守着，生怕老人旧疾复发。那几天，她没食欲，也很少说话，嘴唇却始终抿着——一种无力改变现实的倔强。

转机出现在1979年春。全国政协五届二次会议讨论增补委员名单，几位井冈山老战友不约而同提到了贺子珍。会场并无争议，理由只有一句：“她配得上。”决议通过后，政协办公厅第一时间把照片和资料送往新华社，才有了冒着水汽的那条晨间电讯。

委员身份意味着责任。贺子珍当晚就向陪护小声列出三个愿望：“去北京；瞻仰润之遗容；看一次天安门。”她语速不快，却用的是肯定句。上海市委随即逐级汇报，中央很快批下二字——“同意”。

9月3日，中午的虹桥机场跑道蒸腾着热浪。中央专机滑行完毕，机舱门开启，担架缓缓抬入客舱。贺子珍抬头望向机窗外，喃喃一句：“总算踏上去北京的路了。”同行医护没有插话，只为老人掖好薄毯。

抵京后，她被直接送往解放军总医院。休息未满两天，便再三催促工作人员：“日子别拖。”考虑到她曾多次因情绪激动致血压飙升，医护和家属制订了严格流程：总时长不超过十五分钟，同行人员须提前模拟演练。

18日上午九时，车辆穿过长安街。贺子珍右手紧握白手绢，指尖微颤。进入毛主席纪念堂南门，她示意停车：“让我自己坐正。”轮椅停稳后，她朝北大厅那尊汉白玉坐像缓缓鞠躬，李敏将心形花圈放置妥当，两侧缎带上的十二个字，是母亲亲自拟定的。

升降机托起水晶棺的一刻，空气仿佛凝固。贺子珍盯着熟悉的面庞，眼泪迅速涌出。她抖声低语，却只吐出一句：“润之，睡得可好？”不到十秒，护士见她脸色苍白，立即推进休息室，整个瞻仰环节结束时，距离规定时间还有三分钟。医护松口气，她却反而平静：“看清楚了，他真安稳。”

两天后，贺子珍参观了天安门城楼。轮椅停在正中位置，她眯眼环顾广场。国旗在秋风中猎猎作响，游客不时侧目。她突然笑了笑：“这里比想象的大，也比想象的静。”这句轻描淡写的感受，是她第一次、也是唯一一次站在城楼之上。

在随后的近两年，北京与上海之间，她来回了三次。多数时间，她躺在病榻上研读政协文件，偶尔口述对医疗保障和老区教育的意见。工作人员记录后常被一句“写清楚点，别套话”提醒。不得不说，这位银发老人依旧保持着井冈山时期的那股认真劲。

1981年5月，因气候和饮食因素，她申请返回上海。中央批准，并叮嘱医疗组南下随行。离京那天，042号站台上，几名陪护战士静站列队，列车启动前，她只挥了挥手，没有再多言语。

三年后，1984年4月19日凌晨，华东医院的走廊灯光昏暗。监护仪最后一次归于平稳，贺子珍的生命定格在75岁。守在床旁的李敏握着母亲的手，哽咽着重复那句老话：“革命遗志，继续干。”护士屏息记录时间，一页病程表缓缓合上。

这位走过井冈山，陪伴过毛泽东，也在共和国建立后沉寂半生的女性，终于完成了人生最后一段行程。她用1979年的那番“三个要求”，为自己的长征划下句点，更把一个时代的记忆，拉回到人们视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