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8年李宗仁即将卸任安徽省主席，白崇禧说：还是让廖磊接任吧！

1950年6月的一天，台北士林官邸外蝉声聒噪，白崇禧对来访旧部随口念叨：“要是当年听了夏威的劝，现在也许人在香港，而不是被关在这座岛上。”旁人心中一惊，因为这句牢骚拐了个弯，又回到1938年的那个关键抉择——安徽省主席的更迭。把时针拨回十二年前，那次人事布局不仅改变了皖北战局，也在无形中影响了后来桂系众人的命运轨迹。

1938年10月，武汉即将告急，第五战区的电话机整夜不熄。刚从东湖疗养院归队的李宗仁见桌案上电报堆积如山，眉心微蹙。自年初就兼任安徽省主席，此刻他却不得不把精力全部用在前线指挥，行政工作明显顾不过来。两天后，蒋介石传来口令：武汉放弃，部队西撤。李宗仁心知留在合肥的省政府需要马上换人，否则政务必乱。

桂系内部商量的时间非常紧。候选者只有两个，李品仙与廖磊。两人都出自旧湘军，在唐生智手下摸爬滚打多年。表面条件旗鼓相当，可白崇禧想也没想就倾向廖磊。原因并不复杂，却鲜有人愿意正面提及。1930年北平城外的一桩小事至关重要：那天白崇禧被逼得只剩一个旅，唐生智来收编旧部，湘军军官大多涌向老上司，白崇禧差点空手。夜里，他准备从通州码头撤退，廖磊却亲自带一个连护送，边走边说：“总司令，跟您走，不会吃亏。”短短一句承诺，白崇禧记了足足八年。

李品仙不见得不忠，只是当年表现平平，没有惊艳到桂系高层。战争年代，关键时刻的态度往往比履历更能赢得信任。到1937年底，廖磊被调到安徽整训地方保安，和皖南绅商打过交道，对地情相当熟；李品仙则一直在湖北山区带兵，行政经验远逊。盘算盘算，廖磊看似低调，却更合合肥这摊子烂泥。

有人问，白崇禧是不是怕李品仙过于骁勇，反倒牵动桂系内部平衡？未必。内部档案显示，白、李私交尚可，真正让他忌惮的是蒋介石对李品仙的拉拢。李品仙在南京中央军校时和陈诚等人交好，若把他推到皖北，搞不好被中央直接吸纳，桂系就再少一枚棋子。廖磊无此顾虑。

就职电报发往重庆那天夜里，白崇禧对李宗仁说：“生死兄弟，难得一个，还是廖磊顶稳。”李宗仁点头，却提醒：“他身体向来欠佳，可别累坏。”两人都没料到，这句客套竟成预言。次年秋初，廖磊在安庆开会时突发脑溢血，抢救无效，年仅四十七岁。

接班难题又被抛回桌面。情势比一年之前更复杂：皖南新四军活动频繁，蒋介石对地方摩擦睁一只眼闭一只眼。白崇禧不得不妥协，让李品仙补位。政令一下，皖江风向立即改变。廖磊曾与新四军保持“井水不犯河水”的默契，李品仙则把军统顽固的那套当成信条，颇有“大打小闹也比各自憋气好”的意思。双方摩擦陡增，为后来的皖南事变埋下祸根。

1941年1月事件爆发，新四军番号被蒋介石“取消”，各界谴责声四起。顾祝同坐镇安徽，李品仙从旁呼应。回看文件，用词之激烈，在同级军长里数他最狠。有人评价李品仙“刀锋出鞘，只知前刺，不懂收势”。对抗无形中耗光皖北的地方储备，也让桂系在国共谈判里少了回旋余地。

进入1949年，南宁战役后桂系防线摇摇欲坠。白崇禧仍希望凭自己在华南的影响与中共谈条件，却没握住筹码。留香港还是去台湾，内部争执不休。夏威主张落脚九龙，“大不了退伍经商”；李品仙却猛力劝进：“老总，台湾兵源装备还在，那才是真正的后路。”为了说服对方，他自告奋勇先行探路。

六月底李品仙到台北，蒋介石接见后连夜发电：“白将军请放心，一切照旧。”白崇禧信了，率部渡海。可到达之后才发现部署早已安排妥当——番号被改编，人员被分散。晚间对着地图，白崇禧苦笑：“这局棋，从安徽那一步开始就走窄了。”当年若非廖磊早逝，皖北政策或许不会急转，也就不至于把桂系推得越来越边缘。

有意思的是，即使到了台北，白崇禧仍在私人日记里替廖磊说话：“他若在，皖北有余地，谈判也有余地。”后辈研究者常疑惑，一名省主席的去世能有多大影响？把时间线连起来不难看出：1938年的人事选择像一只蝴蝶，扇动翅膀，引出皖南事变，改写地方实力派对中央的依附度，最终把桂系逼向孤岛。

试想一下，如果1938年白崇禧犹豫片刻，改推李品仙，会不会提早把桂系与蒋介石紧捆？或者说，把原本可以走的妥协道路提前堵死？历史没有假设，但抉择背后的权衡——信任、利益、身体状况、外部牵制——仍值得反复拆解。每一次任命都不是简单的人选问题，而是一张利益网的重新织补。桂系看似强悍，却因内部几个关键节点的错位，最终只能接受被时代抛下的结局。

1938年秋那场短促会议到1950年的台北巷口，只隔十二年，却像隔了两个世界。廖磊的名字在后来许多战史中只出现一行，却让熟悉内幕的人常常叹一句：这一行字，实际上改变了皖北战火的走向，也把桂系的未来推向难以回头的深水。

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