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西
创作声明：本文为虚构创作，请勿与现实关联
有些人的命，就像秋天田埂上的草，长出来，枯黄了，被风一吹，就不知道飘到哪里去了，好像从没来过。但总有些念想，像扎在土里的根，死活不肯烂掉。
一辈子在土里刨食的人，信奉的道理也和土地一样，简单实在。活要见人，死要见尸。
可要是人不见了，尸首也找不着，那这口气就堵在胸口，不上不下，一堵就是十年，二十年，能把一个好好的人，活活给耗干了。
01
一九九零年的秋天，青阳县石桥村的土地，总算是歇了下来。田里的玉米都掰完了，黄豆也打干净入了仓。地里空了，人的心里也跟着空落落的。
陈忠实蹲在自家院子门口的土坎上，捏着一个黄铜烟锅，吧嗒吧嗒地抽着旱烟。烟雾很浓，呛人，缭绕在他那张被太阳晒得像老树皮一样的脸上，叫人看不清他的表情。他一辈子就这样，有心事了，就蹲着抽烟，能从天亮抽到天黑。
村支书背着手，在他面前来回走了两趟，脚下的干土被踩得“噗噗”响。最后，他站住了，叹了口气，开了腔：“老陈叔，这事儿……我知道你心里不好受。可上面要搞第四次人口普查，报表催得紧。你家援朝这户口，挂了整整十年了，人一点信儿没有，总这么挂着也不是个事儿。按县里的规定，失踪满两年，家里人就能申请宣告死亡，把户口给销了。你看……”
陈忠实没吭声，只是把抽完的烟锅在自己那双布鞋的鞋底上使劲磕了磕，把烟灰磕干净。然后他站起身，一句话没说，转身回了屋。
屋里很暗，一股子土腥味。他走到炕边，弯下腰，从床底下拖出一个落满灰尘的旧木箱子。箱子没上锁，他掀开盖，从一堆破旧的衣裳里，翻出一个用蓝布包得整整齐齐的小包。
他把布包打开，里面是一个小小的、红色的塑料皮本子。那是他儿子陈援朝的户口本。他凑到窗户透进来的那点微光前，借着光，翻开了本子。
照片上的小伙子，十八岁，头发理得短短的，眼睛亮得像天上的星星，咧着嘴笑，露出一口整齐的白牙。照片下面写着：陈援朝，男，汉族，一九六二年出生。
十年了。整整十年。
十年前，也是一个秋后。十八岁的儿子背着一个新书包，跟他说：“爹，我要去县城闯荡，去工地上学本事，挣大钱，回来给你和娘盖新瓦房。”
刚开始，还隔三差五有信捎回来。信上说，他在红星机械厂旁边的一个大工地上干活，虽然累，但工头人不错，也能学到手艺，吃的都是白面馒头。后来，信就渐渐少了。再后来，信就彻底断了。像一颗石子投进了深不见底的大海里，连个泡都没冒一下。
陈忠实找过，像疯了一样地找。他把青阳县所有的工地都跑遍了，把嘴皮子都磨破了，问了所有能问的人。没人知道，没人见过。日子就这么一天一天地过去，希望也一点一点地被磨没了。他老伴儿，因为日夜思念儿子，哭坏了眼睛，熬了几年，前两年也走了。现在，这偌大的院子里，就剩下他一个孤零零的老头子。
村支书的话，像一把生了锈的钝刀子，在他心口上慢慢地来回割。是啊，该有个了断了。他自己也老了，不知道哪天就一伸腿儿去了，总不能让儿子连个名分都没有，成了个没着没落的孤魂野鬼。按村里的说法，销了户口，这人就算是在阳间正式“没”了，能在族谱上用红笔画个圈，逢年过节烧纸的时候，也有个念想。
第二天，天刚蒙蒙亮，陈忠实就起来了。他锁上大门，怀里揣着两个凉透了的玉米饼子，还有那个用蓝布包好的小户口本，搭上了村里那辆开往县城的手扶拖拉机。
拖拉机在坑坑洼洼的土路上颠簸着，“突突”的响声震得人耳朵发麻。陈忠实坐在车斗里，抱着膝盖，看着路边的白杨树一棵棵地往后退，就像他这十年来的日子一样，起起伏伏，不得安生，就这么过来了。
02
青阳县城关派出所，还是十年前的老样子。两扇掉了漆的绿色木门，走进去是水磨石铺的地面，被无数双脚磨得光溜溜的。空气里飘着一股子纸张发霉和劣质烟草混合在一起的味道。
陈忠实走到写着“户籍”两个字的窗口前，朝里面望了望。窗口里面，坐着一个二十出头的年轻警察，穿着一身崭新的警服，正低头聚精会神地看一份报纸，对外面发生的一切都显得有些无聊和不耐烦。
“同志，俺……俺来给俺儿子销户口。”陈忠实的声音很沙哑，像是在漏风的窗户缝里吹了很久，干巴巴的。
那个年轻警察从报纸上抬起眼皮，扫了他一眼，看他一身打着补丁的旧衣裳，满脸的褶子，便朝旁边一条掉了漆的长条凳一指：“先坐那儿等着。没看见正忙着吗？”
陈忠实“唉”了一声，就在那条又冷又硬的长凳上坐了下来。这一坐，就是一个多小时。他看着派出所里人来人往，有人来办户口，有人来开证明，有人在吵架，有人在哭。他的心，也跟着这乱糟糟的人声，变得空落落的。
好不容易，窗口前的人都走光了。年轻警察冲他喊了一句：“那个销户口的，过来吧！”
陈忠实赶紧站起来，走到窗口，把他从石桥村开来的证明，还有那个用蓝布包着的户口本，小心翼翼地，双手从窗口下面那个小小的豁口递了进去。
年轻警察接过去，有些不耐烦地打开一本厚得像砖头一样的户籍登记大簿，那本子的边角都起了毛，发着黄。他一边翻一边问：“叫什么名字？”
“陈援朝。援助的援，抗美援朝的朝。”陈忠实一字一句地说。
年轻警察的手指在密密麻麻的名单上一行一行地划过，找了半天，眉头皱了起来：“没有啊。石桥村，姓陈的，花名册上没这个人啊。”
“咋会没有呢？这就是他的户口本啊，派出所发的。”陈忠实急了，身子不由自主地往前探了探，恨不得把头伸进窗口里去。
“本子可能是真的，但这大簿上就是没有登记。你想想，是不是你记错了？或者有什么别的名字？”年轻警察的语气里已经带了些火气。
陈忠实一下子愣住了，脑子里飞快地转着。他突然想起来，儿子从小就不喜欢“援朝”这个名字，嫌太“土”，太“正经”。村里的小伙伴，后来工地的工友们，几乎没人叫他大名，都叫他的乳名。
他深深地叹了口气，像是把胸口憋了十年的那股气都叹了出来。他用一种近乎放弃的、低得不能再低的声音说：“同志，他有个小名……大伙儿都叫他‘石头’。”
“乳名不算数，要大名……”年轻警察“哦”了一声，正准备不耐烦地把东西退给他。
就在这时，里屋通往外间的门帘被“哗啦”一声掀开了，一个头发花白、穿着一身洗得发白的旧警服的老人走了出来。他手里端着一个豁了口的白色搪瓷杯，正准备去墙角的热水瓶那儿倒点热水。他就是这个派出所的所长，赵立德。
他刚走到门口，就清清楚楚地听见了陈忠实那句低低的、带着绝望的话：“……大伙儿都叫他‘石头’。”
赵立德端着搪瓷杯的手，就在半空中猛地顿住了。他脸上的表情，在那一瞬间就凝固了，像是被冬天半夜里的冰给冻住了一样。他整个人愣在那里，足足有三秒钟。然后，他手里的杯子“哐当”一声掉在了水磨石的地面上，摔得变了形，滚烫的热水洒了一地。
他猛地转过身，根本顾不上去捡杯子，几大步就冲到了窗口前。他双手紧紧地扒着窗沿，一双布满血丝的眼睛死死地盯着窗口外的陈忠实，声音因为极度的激动而剧烈地颤抖着。
“老乡！你……你刚才说什么？！你儿子叫什么？！”
年轻警察和旁边几个办事的人都被吓了一大跳，全都莫名其妙地看着突然失态的老所长。
陈忠实也被这突如其来的阵仗给吓蒙了，他看着赵立德那张涨红的脸，结结巴巴地重复道：“俺……俺儿子，小名叫……叫石头……”
赵立德的眼睛一下子就红了。他像是确认了什么天大的事情一样，猛地从里面拉开窗口旁边那扇小门的插销，一把就冲了出来，紧紧抓住陈忠实那只满是老茧和裂口的手，声音都变了调，带着哭腔。
“老乡！快！快跟我到里屋来！这桩压了我十年的特大悬案，终于……终于盼到您了！”
03
所长办公室里，烟雾缭绕。赵立德给陈忠实倒了一杯热气腾腾的茶，他自己的手，端着茶缸，还在不停地发抖。他把办公室的门从里面关上，脸上的神情变得无比凝重。
“老陈，接下来我跟你说的事，你一定要有心理准备。这事儿，太大了。”赵立德深吸了一口烟，然后从墙角一个上了两道锁的绿色铁皮柜里，非常吃力地抱出一个落满了灰尘的牛皮纸档案袋。
档案袋的封口处贴着封条，上面用红色的毛笔字，写着一行触目惊心的大字：“800315专案”，下面还重重地盖着一个紫色的“绝密”印章。
赵立德把档案袋放在桌上，缓缓地，一字一句地，讲述了那件改变了他一生，也压得他十年没睡过一个好觉的案子。
一九八零年三月十五日的深夜，青阳县当时最大、最红火的国营企业——红星机械厂，发生了一起震惊全县的特大抢劫杀人案。那天，正好是厂里给全厂上千号工人发工资的日子，整整五万块钱的现金，被人从保卫科的保险柜里洗劫一空。
那可是一九八零年的五万块钱，在那个工人一个月工资只有三十几块钱的年代，这笔钱足够在县城最繁华的地段买下好几条街的房子。更严重的是，当晚值班的保卫科长，一个快五十岁的老张，被人用三角刮刀一类的利器刺穿了肺部，倒在了血泊里。
这案子在当年的青阳县，不亚于一场八级地震。省公安厅都派了专家组下来，可查了足足三个月，一点头绪都没有。那伙劫匪就像是人间蒸发了一样，没留下任何有价值的线索。
“我……我就是当年第一个赶到现场的警察。”赵立德的声音变得低沉而痛苦，“我去的时候，老张还没断气。他抓着我的手，嘴巴一张一合，嘴里一直在重复着一个字，声音小得像蚊子叫。我把耳朵凑到他嘴边，才勉强听清了。他说的，就是‘石头’。”
陈忠实端着茶杯的手猛地一抖，滚烫的茶水洒了出来，烫在他的手背上，他却一点感觉都没有。
“我们当时所有人都以为，‘石头’指的是凶器，或者劫匪藏钱的地方。”赵立德痛苦地闭上了眼睛，好像又回到了那个血腥的夜晚，“我们发动了全县的民兵，把厂区附近所有的石头堆都翻了个底朝天，把那条护城河的河道都用筛子筛了一遍，什么都没有找到。我们从来没想过，‘石头’，会是一个人的名字。这个案子，就这么成了悬案，成了我这辈子的一块心病。”
“俺……俺家石头，他那时候……他那时候就在红星厂旁边的那个工地上干活……”陈忠实的声音抖得不成样子，牙齿都在打颤。
赵立德的眼睛猛地亮了，他“呼”地一下站起来，从档案袋里抽出一叠已经发黄、变脆的案卷材料，直接翻到最后一页的物证记录。“老陈，你再仔细想想，你儿子失踪前，有没有什么不正常的地方？比如，有没有给你写过信，说过什么奇怪的话？”
陈忠实努力地在脑子里搜刮着十年前的记忆。他想起来了，儿子寄回家的最后一封信。信里除了报平安，还提了一句，说工地上新交了个朋友，人很好。信的末尾，他还用铅笔写了一句歪歪扭扭的话，说晚上在工地附近，看到了一些“很有意思”的事情，等他过年回家的时候，再细细说给爹娘听。
当时他根本没在意，以为是年轻人没见过世面，看到了城里什么新鲜事。现在想来，那句“很有意思”，每一个字背后都透着一股让人脊背发凉的寒意。
赵立德听完，激动得在屋里来回踱步，把地板踩得“咯吱”响。“有意思的事……时间、地点都对得上！他一定是目击者！他一定看到了什么！”
他像是突然想起了什么，猛地又冲回那个档案柜，从最底下又翻出一张用塑料薄膜小心翼翼封好的物证照片。照片的颜色已经严重泛黄，拍的是当年案发现场——红星机械厂的后院围墙。
赵立德把那张珍藏了十年的照片递到陈忠实面前，用那根因为激动而颤抖的手指，指着墙上一个极其不显眼的角落。那里的墙皮有些脱落，上面似乎有一些用泥巴画上去的、已经模糊不清的印记。
“老陈，你看这是什么？当时我们都以为是附近哪个野孩子乱画的，根本就没当回事。”
陈忠实凑了过去，眯起那双昏花的老眼，努力地辨认着照片上那个歪歪扭扭的图案。
当他看清那模糊的图案到底是什么之后，他整个人都震惊了！那是一个他再熟悉不过的，只有他和他儿子才懂的暗号——一只用泥巴画的小鸟的简笔画，而在小鸟的旁边，还画着一棵从中间断掉的小树。
04
那个图案，是陈援朝还穿着开裆裤的时候，陈忠实教他玩的。石桥村后面有片挺大的林子，小时候陈忠实带儿子去拾柴火，怕他乱跑走散了，就爷俩约定了这个只有他们懂的暗号。
一只小鸟，代表“我”。而一棵从中间断掉的小树，代表“危险”。这个图案合起来的意思就是——“我有危险”。
“这……这是俺们爷俩约好的记号啊！”陈忠实的声音都在哆嗦，两行浑浊的老泪一下子就涌了出来，顺着他脸上的皱纹，流进了嘴角。他指着图案旁边一道几乎已经看不清的划痕，声音都变了：“他还画了方向！你看！这道印子，是往左边指的！”
赵立德顺着他指的方向看去，心脏“咚咚咚”地狂跳起来。他清楚地记得当年的现场地形。那面围墙的左边，几十米开外，就是那条穿城而过的、又深又宽的护城河！
“他在告诉我们，他遇到了危险，他往河边去了！”赵立德的声音也因为激动而嘶哑。
这个迟到了十年的发现，彻底推翻了当年专案组的所有推测。陈援朝“石头”，他不是受害者，也不是什么嫌疑人，他是一个在深夜里无意中目击了凶案现场，并且在被追杀的途中，机智地用父子间的暗号留下了求救信号的关键证人！
赵立德二话不说，拉起陈忠实的手就往外走。“走！老陈！我们现在就去现场！”
当年的红星机械厂早就在几年前的改革浪潮中倒闭了，如今只剩下一片破败不堪的厂房和荒草丛生的院子，像一座巨大的坟墓。两人深一脚浅一脚地找到那面围墙，墙上那个致命的暗号，早已被十年的风雨冲刷得无影无踪。
他们来到河边。陈忠实记得，儿子在信里提过，他最喜欢在工地下了工之后，跑到河边的一棵大柳树下面乘凉，看河水。
那棵老柳树还在，比十年前更粗壮了。浓密的枝条垂到水面上，像一个弯着腰的、苍老的妇人，在对着河水梳头。
赵立德立刻用派出所里的手摇电话，叫来了几个年轻力壮的警察。他们以那棵大柳树为中心，开始了地毯式的搜索。他们用铁锹挖，用尖头的探杆往土里戳，甚至还从县武装部借来了淘汰的旧式金属探测器。
陈忠实就那么直挺挺地站在柳树下，一双眼睛死死地盯着被翻开的每一寸湿润的土地，心揪得紧紧的。他既盼望着能找到些什么，又害怕找到的是他最不想看到的东西。
一个下午很快就过去了，天色渐渐晚了。警察们个个累得满头大汗，腰都直不起来，还是一无所获。他们都对着赵立德摇着头。
希望的火苗，才刚刚燃起来，似乎又要被无情的现实给浇灭了。赵立德脸上的表情也越来越凝重。十年了，时间太久了。就算当年真的留下了什么东西，恐怕也早就腐烂、消失在泥土里了。
陈忠实蹲在地上，看着眼前浑浊的河水，眼里的那点光，一点一点地暗淡了下去。或许，儿子真的已经……他不敢再想下去。
赵立德走过来，拍了拍他的肩膀，喘着粗气说：“老陈，别灰心。既然他留了信号，那就说明他当时是安全的，他跑掉了。这条路走不通，我们换条路走。”
他站直了身子，望着远处县城的方向，眼神变得无比坚定：“我们去查！把十年前，在那个工地上，所有和他一起干过活的人，一个一个地，全都给我翻出来！”
05
在一九九零年，要想查找十年前一个临时建筑工地的工人名单，在没有电脑，档案管理又乱七八糟的情况下，简直比登天还难。
赵立德动用了自己快要退休前最后的那点人脉关系，他带着两个老伙计，跑遍了县劳动局、城建局，翻了无数本积满了厚厚灰尘的档案册。整整一个星期，他们几个人吃住都在派出所里，饿了就啃几口干馒头。终于，在一堆快要烂掉的故纸堆里，他们找到了一份当年那个建筑队的劳务人员花名册。
名单上，他们找到了“陈援朝”的名字，也找到了几个当时和他住在同一个工棚的工友的名字。其中一个叫刘军的人，登记的家庭住址就在县城。
按照那个已经模糊不清的地址，他们找到了县城南边的一条又窄又暗的小巷子。刘军在这里开了一家小小的五金店，店面不大，屋里屋外都堆满了各种钉子、螺丝和水管，显得乱糟糟的。刘军本人，一个看起来有些瘦弱和萎靡的中年男人，正坐在柜台后面，低着头，有一下没一下地翻着一本旧连环画。
当穿着一身旧警服的赵立德和满脸风霜的陈忠实一前一后走进店里时，刘军的脸色“唰”的一下就白了，白得像一张纸。他的眼神里充满了怎么也掩饰不住的惊恐，手里的那本连环画，“啪”的一声掉在了地上。
“警察……警察同志，你们……你们找谁？”他的声音发紧，听起来像是在漏风。
“你就是刘军吧？”赵立德一双锐利的眼睛紧紧地盯着他，“我们想跟你打听个人。十年前，在红星厂旁边的那个工地上，你认不认识一个叫陈援朝，小名叫‘石头’的工友？”
“石头？”刘军的嘴唇哆嗦了一下，眼神慌乱地四处躲闪，不敢看他们，“不……不认识，时间太久了，俺记不清了，工地上人那么多……”
他的否认是那么的苍白无力，他那份刻在骨子里的、深入骨髓的恐惧，就是最好的证明。
赵立德没有逼他，他只是自己拉过一张小板凳，在油腻腻的柜台前坐下，语气放得很平缓：“我们不是来抓你的。我们只是想找到石头。他爹在这里，找了他整整十年了。”
陈忠实那双浑浊的眼睛，直直地看着刘军。他的嘴唇蠕动了半天，才从喉咙里挤出一句话：“兄弟，求求你了……俺就想知道，俺儿子……他到底是死是活？”
这句朴实又充满了绝望的问话，像一把锋利的锥子，一下子就刺破了刘军十年来用恐惧和懦弱筑起的那个硬壳。他看着陈忠实那张苍老的、写满了痛苦的脸，心理防线彻底崩溃了。他“哇”的一声，一个快四十岁的男人，像个受了天大委屈的孩子一样，趴在柜台上嚎啕大哭起来。
“我对不起石头！我对不起他啊！”他一边哭，一边用拳头捶着自己的胸口。
等他情绪稍微平复了一些，他才断断续续地，讲出了那个在他心里埋藏了整整十年的秘密。
案发那天晚上，他和石头为了图近路，抄了一条小道回工地，正好路过红星厂的后墙。他们亲眼看见，有两个戴着帽子的男人，正鬼鬼祟祟地从墙里面往外递着两个鼓鼓囊囊的大麻袋。
胆子大的石头当时就低喝了一声：“干什么的！”
那两个男人吓了一大跳，扔下麻袋就朝他们扑了过来。石头拉着他就跑。在慌乱中，他们跑散了。刘军说，他只记得，其中一个男人跑起来的姿势有点奇怪，左腿有点跛。他还看清了，那个男人脚上穿的一双解放鞋，鞋帮处有一个很明显的裂口。那是他最后一次见到石头。他当时吓破了胆，第二天一大早就卷着铺盖，连工钱都没要，就跑了，再也没敢回那个工地。
一个跛子，一双有裂口的解放鞋。这是十年来，关于那两个幽灵一样的劫匪，第一条具体的人物特征线索！
赵立德立刻追问：“看清他们的脸了吗？”
刘军摇了摇头：“天太黑，没看清。但是……但是石头在跑的时候，好像从地上捡了什么东西。他……他跑散之前，硬塞给了我一个东西。”
刘军浑身颤抖地站了起来，走到店铺最里面的一个角落，撬开一块松动的地板砖，从下面掏出一个已经生满了铁锈的饼干铁盒。
“这是……这是石头当年硬塞给我的，他让我替他好好保管，说万一他回不来了，就让我一定交给他爹。”
陈忠实颤抖着一双手，接过了那个沉甸甸的铁盒。十年了，他终于再次触碰到了和自己儿子有关的东西。他用袖子擦了擦上面的锈迹，慢慢地，打开了盒盖。
里面没有钱，也不是什么凶器，只有一个小小的、边角已经磨破了的红色塑料皮工人证。
他颤抖着手，把那个小册子拿了出来，借着店里昏暗的灯光，他翻开了证件。当他看到证件照片上那张熟悉的、左边眉骨上带着一道浅浅刀疤的脸时，他的大脑“嗡”的一声，瞬间一片空白，整个人都震惊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