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汽“两下三上”的选址历程（二）

导读：1966年，一个饱受争议的决策最终尘埃落定：第二汽车制造厂选址正式敲定落户湖北十堰。这场历时14年的选址之路，宛如一部跌宕起伏的历史长卷，既考验着决策者的战略智慧，更深刻展现出新中国工业化的坎坷与坚韧。要让一座占地百万平方米的巨型工厂在一片空白中崛起，背后复杂的政治博弈、国防考量、经济平衡，让每一处选址都仿佛在走钢丝。这般错综复杂、迂回曲折的决策历程，不禁引人深思：为什么是十堰？这一抉择背后，究竟藏着怎样一段波澜壮阔的往事？

第二汽车制造厂“两下三上”的选址历程

陶维平 刘明辉 左芳

第二次“上马”与“下马”

1958年至1960年，在全国“大跃进”形势下，党中央又正式提出了建设第二汽车制造厂（以下简称二汽）。一方面，“大跃进”导致经济建设资源的透支，汽车作为重要的生产资料，当时全国年产汽车仅1万辆，汽车缺口再次引起中央的重视。另一方面，抗美援朝战争结束后，如何安排回国部队也是中央需要考虑的问题。1958年6月，毛泽东提出调回志愿军队伍一个师，安排到江南建设二汽。时任国务院副总理兼国家计委主任李富春说：“长江流域就湖南没有大工厂，二汽就建在湖南吧”。同年年底，一机部六局（汽车局）组织力量在湖南开展了选址工作。

二次上马后，厂址初定于湖南常德。1960年2月3日，六局以〔1960〕六基22号“关于湖南汽车制造厂建厂若干问题”报一机部基建局和计划司。报告说：1958年底至1959年初，（六局）张逢时局长曾去湖南选址，向计委报告长沙和常德两地，若1959年上马，则主张长沙。最近中南区规划会议上否定了长沙，初步确定在常德。确定长沙或常德与建厂进度有关，故建议尽速确定。在长沙附近三十公里的榔梨市选厂，但看后不理想。后考察了长沙近郊、常德、德山，但均因不通铁路而未定下来，随后又踏勘了岳阳、湘阴。1960年2月16日，六局以〔1960〕六基0054号“关于二汽建厂问题”报饶斌同志（时任机械部副部长），报告说：关于厂址问题，湖南省偏向常德，经李富春副总理指示，为了考虑国防安全，有意将湖南汽车厂放在湘西的芷江、新化一带，局拟派人勘察厂址，以后另报。

1960年2月，一机部六局同湖南省机械局共同组成选址工作组，先后踏勘了常德、芷江、怀化、溆浦、新化、邵阳等地，并于3月2日完成厂址选择报告，报送湖南省委和一机部党组。报告说：关于厂址1959年曾进行过勘察，当时选了长沙与常德两地，但未定案。中南大区会议鉴于工业布局及国防要求，对该厂址重新进行研究，提出在常德并在湘西进行选址。报告对踏勘的地区进行了分析，怀化地形不够开阔，场地有被水库淹没的可能，不宜建厂。邵阳地形狭小，无合适场地可供建厂。芷江与溆浦两地情况基本相近，国防条件较好，但芷江只有城东三里坪的旧飞机场可以利用，溆浦也只有城东北桥江附近的旧飞机场可布置厂址，但两地均为大型机场，需总参决定，比较困难，另外两地正修的铁路工程艰巨，赶不上建厂进度。新化的地形复杂，所选的城东灯原公社地区，土方量大，柘溪水电站完工后回水淹没的范围还有待查清。报告最后认为，芷江、怀化、淑蒲、新化、邵阳等地建汽车厂不适宜或者目前条件较差，故此厂址仍以选在常德为宜，同时报告还详细阐述了常德建厂的有利条件。1960年3月15日，选厂小组将拟选常德建厂的请示报部（文中的内容同3月2日的选址报告基本相似），报送了一机部。报告最后提出，认为二汽建在常德为宜，但请铁道部尽快修建长沙至常德铁路，请水电部将余塘冲水电站列入项目。1960年4月19日，一机部同意方案，并报请国家计委和建委，请审批常德厂址。

在选址的过程中，二汽建设筹备机构还根据一机部意见，为了争取以高速度建成湖南汽车厂，设计采用一汽车厂翻版，产品型号不变，规模暂按年产7.5万辆考虑，这样设计大幅缩短了周期，只待厂址确定，即可迅速开始建设。关于专业厂，拟设铸、锻、装配、机械装配、配件、附件、标准件、车轮弹簧，机械修理、工具共十个专业厂。

为了筹建二汽，一机部还办了一个800人的技工培训班。但由于国家当时处于经济困难时期，所以二次上马一直没有付诸实施。关于这次来去匆匆的建设二汽的动议，后来的二汽筹备五人小组成员之一的陈祖涛回忆说：“1960年，就在我们选定厂址，各项筹备工作开始运转的时候，上面突然宣布，二汽不建了。当时没有多说原因，我们只是普通的技术干部，也不可能知道过多的深层次的原因。现在当然明白了，原因就是1958年大跃进造成国民经济比例严重失调，又遇上三年的自然灾害，再加上我国和苏联意识形态领域的争执加剧，直接影响了两国关系，苏联的各项援助都停止了。天灾加人祸，我国的国民经济出现空前的危机，人民生活水平直线下降，全国的人都在饿肚子。经济紧张到了这一步，吃饭成了最大的问题。各项建设只有停下来了。于是大批建设项目下马，二汽是花钱大户，当然难逃此劫”。

[未完待续]

（来源：《百年潮》2024年第2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