睿思巧构 造作留痕

项坤鹏

11月3日，“九重之下——故宫造办处旧址考古成果展”在故宫博物院正式开幕。自2020年10月起，为配合“造办处旧址环境整治工程”，经国家文物局批准，故宫博物院考古部对该区域开展考古发掘工作，秉持“最小干预、微创发掘、见面即停、拼缀复原”原则，逐步揭露元代、明早期、明中晚期、清早期、清中晚期共5个时期的遗存。该展览是5年来考古发掘成果的集中体现，勾勒出从元代至清代晚期紫禁城的连续演变，映射出中华文明在技术、知识和制度层面的创新特质。

创新是中华文明发展的不竭动力。紫禁城作为中国古代都城营建技术的集大成者，其地下遗存所展现的营建技艺，不仅承继了古代都城营建的关键内容，而且在实践中系统发展。尤为突出的是“千层糕”式夹砖夯层基础结构，其在功能上近似于现代建筑的基础底板，防止建筑发生不均匀沉降，体现了古代工匠对材料力学性能的深刻理解和创造性应用，该结构背后是一套高度成熟的工程技术体系。

故宫造办处旧址所揭示的营造技术创新，是在吸收元代乃至北宋工艺传统的基础上，实现了官式建筑基础技术的集大成与再创造。这种渐进式、累积性的创新模式，正是中华文明技术体系数千年绵延发展的内在动力。

中华文明的创新性不仅体现在技术层面的传承与发展，更表现为一种开放包容、兼收并蓄的知识交流与融合能力。清宫造办处作为清代皇家手工业的重要机构，做钟处是中西自然科学交流的重要场所。考古发掘中出土的约200件钟表配件，生动体现了清宫对西方计时科学的接纳与本土化实践。后殿展厅呈现的金属框架、齿轮、机芯夹板等精密钟表构件，不仅反映了对西方机械原理的理解，更见证了匠人在皇家审美需求推动下进行的创造性改进。

珐琅彩瓷器的产生与发展则展现了更为复杂的知识融合路径。展览中的瓷胎画珐琅涩胎白釉半成品，反映了技术适应过程中的阶段性特征。康熙晚期至雍正早期多采用涩胎施彩工艺，至雍正中期已能稳定地运用彩料在釉上绘画并烧制。这种技术演进背后，是化学配方改良、烧成温度控制等系统性知识的持续创新，体现了在吸收西洋珐琅技法基础上，融合传统瓷艺与宫廷美学的知识重构过程。

清代内务府造办处的演变就是制度创新的一个例子。康熙三十年造办处从养心殿迁至慈宁宫东南院落，这不仅是空间的转移，更是集中管理的标志。此后管理制度不断优化：康熙三十二年设立作房，实现了生产组织化；雍正元年设立库房并建立档案，使管理规范化；至乾隆十三年通过设立督催房和查核房，形成了一条完整的“钱粮—物料—作坊—核查—督催—存贮—建档”管理链条。这套体系将分散的作坊整合成高效协同的生产系统，打破了传统手工业作坊的局限。考古发现造办处遗址内作房遗迹分布有序，正是这种制度化管理的空间印证。

技术上恪守传承而渐进，知识上秉持开放而融合，制度上注重整合而优化。故宫造办处旧址考古成果展，从一个具体的历史剖面映射出中华文明独特的创新模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