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知道大家发现没有,身边的间谍,好像越来越多了。
特别是近几年,中国安全部门接连公布了多起涉外间谍案,尤其是和日本有关的,频率明显增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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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很典型的一个案例,就是一个拿着一桥大学法学博士文凭、在日本当了多年教授的中国人,竟然成了日本情报机关的线人,长期为日方提供涉华情报。
此人名叫袁克勤,是原北海道教育大学的教授,虽然是中国国籍,但已经被咱们国家安全机关以涉嫌间谍罪依法拘留,理由是他长期给日本情报机构提供情报,甚至已经到了“供认不讳”的地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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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官方披露,袁克勤的问题早在2020年就已经进入调查程序,2021年被正式拘捕,现在案件已经移交法院审理。
这个案子之所以引发关注,一个重要原因就是袁克勤的身份,他是学者,是教授,是法学博士,看起来是个典型的“高知分子”,温文尔雅,身份干净,过去也没什么太多争议。
但就是这样一个人,却成了外国情报机关在中国的“内线”,此事在网上一曝光,很多人都震惊了,不是因为间谍这件事新鲜,而是“为什么这样一个人,会干这种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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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实,像袁克勤这样的案例并不少见,中国国家安全部自2014年《反间谍法》实施以来,已经陆续通报了十几起涉日间谍案件。
这些人身份各不相同,有的是企业代表,有的是留学生,有的是文化交流人士,还有的是考古学者、记者,甚至包括女性干部,现在再加上这个教授,整个“名单”已经不能再被简单理解为个别现象了。
比如说,2019年有一名日本男子在辽宁被判刑5年半,罪名同样涉及间谍活动,他是四国地区一家公司的代表人员,表面上来中国是做商务洽谈,实际上被发现多次进入军事敏感区域,携带了大量设备和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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还有被判刑的“中日青年交流协会”的理事长铃木英司,也是典型的文化交流背景,但在中国活动期间,多次参与敏感地区的信息收集。
这些案例一个个拼起来,大家就能发现一个问题,这些人都不是传统意义上的“间谍”,他们穿着西装,住在酒店,带着相机,开会、采访、做学术交流,甚至还有人是来搞环保、做志愿服务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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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这些人背后,很多都和日本情报机关有直接或间接的联系,他们中有些是日本人,有些则是像袁克勤一样的中国籍人士,被拉拢、被利诱,参与到了情报收集的工作中。
从目前公开的信息来看,日本情报机关非常善于利用“灰色身份”的人群,也就是说,他们不会让你一看就知道是间谍,而是让这些人以非常合理、非常日常的身份接近目标。
比如记者可以采访,学者可以访问,考古学家可以进山,环保志愿者可以到偏远地区,这些身份都能为他们获取一些常规方式拿不到的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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早在2010年,咱们就破获了一起比较典型的涉日案件,一名日本人打着“环境考察”的名义,在新疆塔城地区携带GPS设备,采集了600多个地理坐标点,其中几十个点位落在军事管理区内部。
他并不是一个“地图爱好者”,而是有组织有目标地收集地理情报,还有2007年、2011年,多起以“考古”“文化交流”为名的活动,也被查出实为非法测绘行动。
这些地理信息为什么重要?因为现代军事打击对坐标精度要求极高,尤其是远程导弹、导引武器,如果坐标不准几米,打出去可能就偏了几公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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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很多国家的情报机关宁愿冒着风险,也要通过地面人员获取精确数据,哪怕日本已经发射了多颗侦察卫星,也仍然需要地面人员去补充、验证这些卫星获取不到的细节,而这些“补充信息”的人,就是那些打着文化、学术、环保、旅游名义来华的人员。
更有意思的是,这些年暴露出来的间谍活动中,中国籍人士的比例在上升,像袁克勤这样的教授,还有一些归化日本国籍的原中国人,在日本生活多年,对中国的语言、文化、体制都非常熟悉,成为日方重点发展对象。
他们的软肋往往是“经济利益”或者“身份认同感模糊”,一旦被拉拢,就容易在不经意间一步步陷入间谍活动的漩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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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今日本的情报系统,依然是有组织、有计划地在开展对华情报工作,日本内阁情报调查室,是日本情报工作的重要协调指挥机构,虽然人数不多,但非常擅长通过“外包”的方式,把任务交给研究机构、媒体、企业、民间组织去完成。
像一些学术机构,明面上在研究中国的社会发展,实则在收集官方政策、舆情动向,甚至是人事变动等敏感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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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仅如此,日本的情报传统可以追溯到百年前,早在晚清时期,日本就成立了“玄洋社”,专门培养情报人员到中国活动,抗战时期,日军对中国的地形掌握极其详细,从桥梁承重到道路宽度、河流流速都列得一清二楚。
这些都不是凭空想象出来的,而是靠实地测绘、情报拼图一点点凑出来的,那些地图后来成为日军进攻城市的重要依据,这套传统,在今天依然以不同方式延续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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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虽然在宪法上限制军事扩张,但情报体系并不受太大限制,近年来,日本不断加强对周边国家的侦察能力,不仅通过卫星获取信息,还通过派人实地收集。
比如2016年,中国首艘航母的高清照片最早出现在日本媒体上,图片精度之高,连舰载武器的开口都拍得一清二楚,这不是普通游客能拍出来的,而是经过专业训练、配备高端设备的人才能完成的工作。
从这些年中国公布的案情来看,很多被抓的人员都不是曝光后才被注意的,他们往往在国家安全部门的视线中活动多年,经过长期监控取证,才实施抓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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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有一些人被抓之后,家属会喊冤,说是“误会”或者“陷害”,但从官方信息来看,很多涉案人员都已经对自己的行为供认不讳,证据也已经提交法院。
这种情况下,所谓的“喊冤”已经很难站得住脚,中国司法机关对待这类案件的态度是非常明确的,讲证据、讲程序、依法办案,不会凭空定罪,也不会轻易放人。
从这个角度看,这几年之所以感觉“日本间谍多了”,其实并不是他们突然多起来了,而是国家安全力量的识别和打击能力更强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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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前可能很多人以为“他们是学者,是文化人士,不会干坏事”,但现在大家越来越清楚,间谍不是挂着“间谍”牌子走进来的,他们可能就是你身边那个带着相机、坐在会议室里认真听讲的人。
这些年来,咱们对外部情报活动的防范越来越严格,对内部涉外人员的管理也越来越规范,像袁克勤这样的人,虽然身份特殊,但只要触碰法律底线,无论是谁,都难逃法律的惩罚。
同时,我们每个人也都应提高警觉,不能轻易相信那些看起来“很正常”的身份背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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毕竟在国家安全面前,没有什么事是小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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