沈醉到香港探望前妻，国民党诱他去台湾与儿女团聚，他转头回北京

1981年1月6日清晨，维多利亚港雾气未散，身穿深灰色呢大衣的沈醉扶着女儿沈美娟走下渡船。这位昔日军统少将在香港露面，引得记者蜂拥。他们期待看到一场“旧恨新仇”的冲撞，可迎面而来的只是沈醉淡淡一句“探亲而已”。一句轻描淡写，背后却藏着三十二年的辗转离合。

刚抵港的消息很快传到台湾。几封措辞暧昧的电报先后送到宾馆：只要踏上宝岛，就安排与四个子女团圆，还能给予优渥生活。字里行间皆是打“亲情牌”。沈醉翻看电报，嘴角动了动，没有回信。他比谁都明白，这份“好意”不过是拉人做样板，配合岛内宣教。

镜头拉回到1949年9月。昆明巫家坝机场风沙扑面，沈醉把六个孩子和妻子粟燕萍一个个托付给机组人员。最后，年迈的母亲紧抓舷梯，泪如雨下。沈醉心知这是诀别，却仍咬牙把老母亲抱上机舱。那一刻，他早认定自己已无退路——毛人凤让他留滇“打游击”，家眷先行就是活人质，局势凶险，对此身为特务出身的他心知肚明。

滇西起义后，沈醉落入解放军之手，重庆白公馆、北京功德林再到秦城农场，关押十一年。劳改间隙，他用铅笔在旧练习本写下密密麻麻的日记，平均三页就有一次“雪雪”。狱友揶揄他“杀手也多情”，他苦笑不语。夜半醒来，摸到粗布被角，便想起妻子少年时穿的蓝花旗袍，这是他在狭小天地里仅剩的温度。

1960年特赦获释，沈醉第一件事就是寻找粟燕萍。四处托人、连寄数信，石沉大海。两年后，他终于收到香港法院转来的薄薄信封，内夹几张全家福。喜极而泣还未来得及，信末却写着：母亲病逝，两女返内地，大女儿夭折；自己因误信沈醉已死，被迫改嫁。短短数语，如刀割。

痛恸归痛恸，生活仍要继续。沈醉把全部情感寄托给唯一在身边的小女儿，美娟随他进京求学。十余年后，出门探亲的机会终于出现。广东口岸办理通行证的一刻，他不无感慨地对边检干部说：“去见前妻，不是复仇，是了却挂念。”一句自嘲，道尽半生沧桑。

香港之行出乎意料地平静。房门打开时，粟燕萍与现任丈夫唐如山神情惶恐。沈醉却先伸手：“进来吧，都是一家人。”短短十来个字，让躲在走廊的摄影记者大失所望。没拳脚、没谩骂，只剩三个人围坐茶几前说旧事。深夜散场时，沈醉轻轻说：“雪雪，你是妹妹，他就是弟弟，喊我三哥。”唐如山红着眼眶，只能点头。

探亲期间，台湾方面再次加码：机票、居所、子女工作一并妥善。国民党高级情报人员甚至暗示，“先生若悔改，可返台共叙天伦”。沈醉笑答：“岸在哪里，看走向。”与此同时，二女儿沈小熊带着台湾当局的支票来劝说父亲。他拍拍支票退回去：“钱是谁的，我拎得清。”

女儿急了，“爸爸真糊涂了？”沈醉语气平缓：“真理不在票子上。要团聚，家要在大陆。”两天后，他和美娟收拾行李，提前返程。香港友人百般挽留，他再三致谢，只丢下一句：“春节要在北京过。”

回到北京，他没闲着。先看望病重的杜聿明，转交几位港胞的问候；又向统战部汇报香港见闻，提醒防备敌对宣传。有人问他后悔否，他摇头：“过去的血债已在法律和良心里清算。如今该做的，是活成教材，让后人别再干彼此为敌的蠢事。”

1984年，沈醉完成回忆录《我所知道的戴笠》。序言最后一句只有八个字：亲情诚可贵，真理更难弃。几年后再谈香港往事，他淡淡总结：把家眷送出大陆，是一生最错的一步；幸而后来选对了岸，这才让残缺的家庭尚有缝补的可能。

至此，关于他在港拒台的传闻尘埃落定。有人遗憾没看到“沈醉拳打夺妻者”的戏码，也有人揶揄他“老来糊涂”。可在北京的冬夜里，他常对朋友说：“被时代推着走的人，没有资格再让后辈流泪。”话不长，却够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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