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涛,忘了我教你的那些话。好好工作,但别学我。”
很多年后,陈教授的这条短信,我依旧存在手机里,舍不得删。
那是一个夏末的午后,蝉鸣聒噪,空气闷热。
我本该带着全世界最灿烂的笑容去向恩师道别,却在按下门铃的那一刻,亲手撞开了一扇通往深渊的门。
门后,没有久别重逢的喜悦,只有师母那张惨无人色、写满惊恐的脸。
01
那年我二十四岁。
对于一个从北方小城考到南方一线城市读研,除了成绩一无所有的年轻人来说,这个年纪充满了不确定性。
直到市委组织部那个温柔的女声在电话里对我说:“林涛同学,恭喜你,你通过了我们的最终面试和考察,请于下月十号前到我部报到。”
挂掉电话的那一刻,我整个人是懵的。
窗外的阳光猛地刺入眼帘,有些不真实。
我狠狠掐了自己大腿一把,剧烈的疼痛告诉我,这不是梦。
我考上了。
公务员。
市级单位。
这三个词组合在一起,像一剂强心针,瞬间击穿了我所有的焦虑和迷茫。
长达数年的寒窗苦读,那些在图书馆里熬过的通宵,那些因为前途未卜而辗转反侧的夜晚,在这一刻,都有了着落。
我几乎是跳起来的,冲出宿舍,对着空无一人的走廊大吼了一声。
回声在老旧的宿舍楼里回荡,带着青春特有的、略带傻气的狂喜。
很快,喜讯传遍了我的朋友圈。
晚上,同宿舍的几个兄弟非要为我庆祝,我们在学校后门的大排档里摆了一桌。
廉价的冰啤酒泛着白色的泡沫,塑料椅子在油腻的地面上发出刺耳的摩擦声。
“涛子,牛逼啊!以后我们可都得仰仗你了!”老大张瑞满脸通红,举着杯子高喊。
“就是,以后同学聚会,你可是咱们宿舍的门面!市委的干部啊!”老三李明也跟着起哄。
我笑着,来者不拒,一杯接一杯地往下灌。
酒精带来的眩晕感和巨大的幸福感混合在一起,让我觉得整个人都轻飘飘的,仿佛踩在云端。
我看着兄弟们一张张真诚的笑脸,听着他们对于未来的憧憬和调侃,心里涌起一股暖流。
我对他们说,什么干部不清高的,我就是去为人民服务的,为咱们老百姓做点实事。
那时候的我说出这句话,是发自内心的。
我的理想,就像那晚的啤酒泡沫一样,干净,纯粹,闪着光。
狂欢过后,是冷静的沉淀。
在离校前,我列了一个清单,上面都是需要告别的人。
排在第一位的,就是我的研究生导师,陈教授。
陈教授五十多岁,是国内地质学领域的权威专家。
他个子不高,微微有些谢顶,常年戴着一副黑框眼镜,镜片后面那双眼睛,总是显得那么深邃和严厉。
在我心里,陈教授不仅仅是我的导师,更像是一座灯塔。
他治学严谨到近乎苛刻的地步。
我的毕业论文,前后被他打回来七次,每一次都附带着密密麻麻的批注。
最严重的一次,他把我叫到办公室,指着论文中的一处数据引用,毫不留情地批驳:“林涛,你这个结论是飘在天上的!没有足够的数据支撑,你的所有论述都是空中楼阁!你这是在做学术,还是在写小说?”
当时我被骂得面红耳赤,几乎下不来台。
但事后我才明白,正是他这种不留情面的严谨,才让我养成了对学术、对事实的敬畏之心。
学术之外,他也是我人生的引路人。
在我为工作方向感到迷茫时,是他一语中的地指出,我的性格稳重踏实,适合去体制内沉下心来做些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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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以说,没有他,就没有今天考上公务员的我。
所以,这份道别,必须当面,必须郑重。
我知道陈教授为人清高,不喜烟酒之类的俗物。
他唯一的爱好,就是书法。
我花了整整一个下午,跑遍了城里的古玩市场,最后托一个懂行的朋友,从一位老先生手里淘来了一套品相极佳的徽墨和一方端砚。
礼物不贵,但胜在用心。
我相信,陈教授会喜欢这份心意。
出发那天,是个典型的南方夏末天气。
太阳明晃晃地挂在天上,空气中弥漫着潮湿而闷热的气息,耳边是无休无止的蝉鸣。
我抱着那个古色古香的木盒子,心情像是被阳光晒得暖洋洋的,充满了期待。
陈教授家住在学校的老专家楼,一栋被浓密绿荫包裹着的苏式红砖小楼。
这里环境清幽,到处都是几十上百年的香樟树,走在下面,能闻到一股淡淡的、令人心安的樟木香味。
这条路我走过很多次,每次来导师家,师母李老师总会热情地给我端茶倒水,还留我吃饭。
师母是大学行政处的老师,性格温婉和蔼,总是笑眯眯的,和不苟言笑的陈教授形成了鲜明的对比。
她做的红烧肉,肥而不腻,是我记忆里最深的家常味道。
想到马上就能见到他们,分享我的喜悦,我的脚步都轻快了几分。
就在我快要走到楼下的时候,脑海里却没来由地闪过一个画面。
那大约是半个多月前,我从学院楼出来,偶然看到陈教授从楼里快步走出。
他的神色显得异常疲惫,眉头紧锁,和我打招呼时也只是匆匆点了点头。
紧接着,一辆黑色的、崭新得发亮的奥迪A8无声地滑到他面前。
车门打开,一个穿着考究,但面相看着有些凶悍的司机下来为他拉开车门。
我当时有些惊讶,因为陈教授一向低调,平时在学校都只骑一辆半旧的自行车。
不过这个念头只是一闪而过。
我猜想,或许是哪个合作的企业派车来接他去做项目评审吧。
以陈教授的身份地位,这也很正常。
我摇了摇头,将这个不相干的片段甩出脑海,继续朝前走。
在回忆里,陈教授正直、严谨的形象是那么的根深蒂固。
我想起了研二时的一件事。
那年,我跟着他做一个企业的横向课题,负责分析一批由合作方提供的地质勘探数据。
在整理数据的过程中,我隐约觉得有些不对劲。
其中几个关键点的岩土参数,好得有些离谱,完全不符合那个区域的地质特征。
如果按照这个数据来设计地基,短期内或许看不出问题,但长远来看,极有可能埋下严重的安全隐患。
我当时只是个愣头青,但出于学术上的直觉,还是鼓起勇气向陈教授汇报了我的疑虑。
陈教授听完后,没有立刻表态,而是拿过我的原始数据表格,戴上老花镜,逐一核对。
办公室里安静极了,只有他翻动纸张的沙沙声。
大概过了半个小时,他抬起头,脸色已经变得非常难看。
他什么也没说,直接拿起桌上的电话,拨通了那个合作方项目负责人的号码。
电话一接通,陈教授的声音就像是淬了冰。
02
“王总吗?我是陈平。”
“我不想听你们的解释。你们给我的那批数据,是在糊弄鬼吗?”
“别跟我谈什么项目进度,也别跟我谈什么困难。数据造假,这是底线问题!”
“我告诉你们,立刻,马上,重新组织勘探!把真实的数据给我拿过来!否则,这个项目我们学院不做了,我还会把这件事上报给行业委员会!”
说完,他“啪”的一声挂掉了电话,胸口还在剧烈地起伏。
我站在旁边,大气都不敢出,但心里却涌起一股滔天的敬佩。
那是我第一次真切地感受到,什么叫学者的风骨。
挂掉电话后,陈教授的情绪平复了一些。
他转过头,看着我,语气严肃地对我说:“林涛,你记住。我们做学问,做人,底线不能破。”
“尤其是我们搞工程地质的,手上沾一点不干净,将来就是人命关天的大事。”
这句话,我至今都记得清清楚楚。
它不仅是我学术上的准则,也成了我后来决心报考公务员,想要做一个正直的好干部的信条。
一个如此爱惜羽毛,如此看重底线的人,怎么可能会和那些看上去就不三不四的人有过多交集呢?
肯定是我想多了。
专家楼到了。
还是那栋熟悉的红砖楼,墙壁上爬满了青翠的爬山虎。
我走到三楼,站在陈教授家那扇熟悉的棕色防盗门前。
门上传来隐约的电视机声音,好像在播放着午间新闻。
一切都和往常一样,充满了生活的气息。
我深吸一口气,整理了一下被汗水浸湿的衬衫领口,脸上挂起一个练习了好多遍的、灿烂的笑容。
然后,我抬起手,按下了门铃。
“叮咚——”
清脆的门铃声响起,切断了屋内的电视声。
我站在门口,满心欢喜地等待着师母那句熟悉的“来了来了”。
然而,一秒过去了。
五秒过去了。
十秒过去了。
屋里没有任何回应。
只有死一般的寂静。
这很不寻常。
按照师母的习惯,她总会在第一时间小跑着过来开门。
我心生一丝疑惑,以为是门铃坏了,便又按了一次。
这一次,我把耳朵贴在冰凉的铁门上。
电视机的声音已经彻底消失了。
我隐约听到,里面传来一阵极其压抑的、快速的交谈声,像是在激烈地争论着什么,但声音被刻意压得很低很低。
紧接着,是一声轻微但刺耳的脆响。
像是玻璃杯掉在铺了地毯的地板上摔碎的声音。
我的心,莫名地“咯噔”了一下。
难道……是陈教授和师母吵架了?
陈教授脾气倔,师母又是个急性子,偶尔拌嘴也正常。
我顿时有些尴尬,感觉自己来得不是时候。
就在我犹豫着是该离开还是再等等的时候,门锁发出了“咔哒”一声轻响。
门,开了。
但只开了一道很窄很窄的缝,窄到只能容纳一张脸。
师母李老师的脸,就出现在那道门缝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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她没有戴平日里看书读报时才戴的老花镜,一头齐耳的短发显得有些凌乱,几缕发丝湿漉漉地贴在额角。
最让我心惊的,是她的脸色。
那是一种毫无血色的苍白,像是被抽干了所有精气神,白得像一张宣纸。
往日里总是盛满温暖笑意的眼睛,此刻只剩下巨大而无法掩饰的惊恐与慌乱。
她的瞳孔因为恐惧而剧烈地收缩着,嘴唇也在不受控制地哆嗦。
她看到是我,先是明显地愣了一下,仿佛没有预料到我的出现。
随即,那份惊恐迅速转变为一种极度的焦急和不加掩饰的抗拒。
她的眼神在告诉我:你不该来!
我脸上的笑容僵住了,准备好的一肚子喜悦的话,全都堵在了喉咙里。
“师……师母,我……”
我才刚开口,就被她用气声打断了。
那声音又急又轻,像是怕被屋里的什么人听到,带着无法抑制的颤抖,近乎哀求,又带着一丝不容置疑的命令。
“林涛?是你?”
“你快走!”
“现在就走!马上走!千万别回头!也千万别说你来过这里!”
她一边说,一边用尽全身力气想要把门关上。
她的手死死地扒在门框上,指节因为过度用力而失去了血色,泛出森森的白。
就在她急着要关上门的那一刹那,那个短暂得不足一秒的瞬间。
我的视线,不受控制地越过了她颤抖的肩膀,穿过门缝,看到了客厅里的一瞥。
那一瞥,让我浑身的血液都在瞬间凝固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