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转地方当副厅长，准兵团级改为行政7级，同级行政6级：压一级？

“1960年春天，没想到我这个搞装备的老兵，也要去地方机关喝茶了。”万毅轻声对秘书说。换装、脱帽、离开总参装甲兵装备部那间熟悉的办公室，他正式走进地方序列，职务写着“××省工业厅副厅长”。

1955年授衔时，万毅是准兵团级中将，月薪三百一十元，在军中属于不折不扣的高配。按照军地对照表，同级干部划到地方应是行政7级。那一年，地方行政7级大多是副省部级，副厅长只相当于行政10级左右。落差摆在眼前，同期不少老部下都心里替他犯嘀咕。

这里得先厘清一件事：建国初，军队九等二十一级与地方二十四级并行，互不统属。1955年授衔后，为了方便转业安置，中央专门制定了转换表，规定准兵团级可对照行政7级。可别小看这张表，未来十多年数百名将校安置时全靠它说话。

万毅调地方时，中央刚启动国防科研机构精简，技术干部优先安置到新兴重工业。相比让他继续待在系统内，地方确实急需有武器研发背景的干部。所以，从任务角度看，把他放到工业厅算是用对地方，但级别没有随之同步提升，外界称“压一级”由此而来。

同样转业的洪学智、邓华往往被拿来比较。洪学智是副兵团级中将，1960年到地方担任省长，行政6级；邓华更高，转任副总理级别，行政5级。三个人军衔不同，地方岗位差异更大，放在一张表里横向比，总难免显得万毅“吃亏”。

问题究竟出在哪？先看1959年庐山会议。会上，部分技术系统干部被牵连，万毅虽未受严厉处分，却在组织印象里打了折扣。有意思的是，中央1959年内部通报中提到“对个别急转地方的干部，可暂缓晋级”，外界很少注意到这条原则。时间正好对应万毅报到的节点，这或许是他未能从7级晋到6级的潜在原因之一。

再看岗位匹配。行政级别基本上与所任职务挂钩。1960年工业厅的规格是厅局级，而地方行政6级通常放在副省长、省委常委一档。若贸然把万毅提到6级，行政级将明显高于职务编制，组织部门出于整体平衡，自然会倾向以岗位先行。用当时人事口径，“先安排工作、后看提升”。多年后追溯，此决定在程序上找不到硬伤。

还有一个不常被提到的细节：军衔取消前夜的干部工资结构。1962年财政吃紧，军转干部按原薪直接进入地方将加重负担。万毅按行政7级走，工资套改后月薪200元出头；若抬到6级，要多出近30%。对于大规模军转大潮，财政口袋捉襟见肘，这笔钱就变成实际考量。

1965年全军取消军衔，统一进行减薪定级，大多数上将被核定行政5级，中将多为6级。理论上，准兵团级同步提到6级问题不大，可万毅依旧维持7级。档案里写得很直白：“职务暂未升迁，级别从宽掌握。”很多档案研究者看到这行字只能摇头：尺度究竟如何算“从宽”，标准含糊。

值得一提的是，行政高低对掌握实权并非绝对。1967年，某大军区司令员行政7级，手握几十万部队；同时间，行政5级的老将只做大军区副职，影响力远不如前者。七级并不必然意味着被束之高阁。万毅坐在副厅岗位，一面主持地方军工企业转产，一面为国防科工提供咨询，新型火箭试车场址选择，他就给过建设性意见。

进入七十年代，工业厅升级为省工交办，万毅被任命为主要负责人，行政级别仍写着“七级”，而待遇、职权已与副省长相差无几。比较当年同批来地方的数十位将领，多数在文革中经历沉浮，不少六级干部还一度被下放。万毅的行政“压一级”在风暴中反而显得稳妥，算是一种另类保护。

八十年代恢复军衔制时，转业干部不再恢复旧衔，统一使用行政级及专业技术职称评价。1985年离休时，他仍是行政7级，全国副省部级离休干部里，他的军龄最长、资历最老，相关部门专门补发了一级离休补贴。财政司工作人员私下感叹：“这才算补上了当年的一笔账。”

回看整段经历，级别没有跟着军衔直升，看似“压一级”，其实牵涉政策、财力、职位、风向多重因素。若放在今天的干部管理体系，类似案例依旧会存在。因此，简单以升降论得失，并不合适。真正能说明问题的，还是干部在岗位上贡献了什么，以及组织在不同阶段的制度选择。

事实表明，万毅调地方后参与三项省级重点工程，两项列入国家七五计划。他没有因为行政7级而消沉，更没为副厅虚衔而躲功避责。对他而言，“军人就得听令行事，在哪都是打仗”——这句话，后来成为很多军转干部座谈会的引用佳句。

遗憾的是，1997年去世前，万毅依旧没能看到行政档案里那条“晋升”批文。不过，老同事回忆，病房里弥漫着药水味时，他最挂念的还是即将试生产的新型柴油机，“那台机器要是成功，比给我升一级更有劲”。一句朴实话，道尽一代军工老兵的价值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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