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14年，27岁军官要给14岁妓女赎身，老鸨要3万赎金

1914年，27岁军官要给14岁妓女赎身，老鸨要3万赎金，他正要付钱，却被青楼女子拉住，她说，“你不必替我赎身，我自有办法脱身。要娶我可以，但你必须答应我三个条件。”
那天正午，青楼后院的阳光正好，她手里拿着破了线的布鞋，坐在石阶上缝底，针头扎破手指也没发出声，周围姑娘们都在屋里头梳妆，她一个人，像是和这地方格格不入。
“你叫什么名字？”夏之时站在门边，衣服上还沾着尘土，军帽一摘，直愣愣地问。
董竹君没抬头，针线拉到底，声音平静得像井水：“你是来认亲的还是来赎人的？”
夏之时愣了下，随口说了句：“都不是，就是想见见你。”这话一出口，门外的老鸨闻声赶来，脸上堆着热情的笑，可眼睛里全是盘算。
她一把拉住夏之时的胳膊，递上茶盏，说：“董姑娘要出门，得三万大洋，少一个铜板都不成。”
三万大洋，是多少人一辈子都挣不来的钱，夏之时没太犹豫，掏出怀里的支票簿——那一刻，他觉得自己是在救人。
而董竹君，放下手里的鞋，走到他跟前，眼神干脆，“你不必替我赎身。我自有办法脱身。”
夏之时一时没反应过来，以为她是怕欠人情，随口安慰：“我有能力，别怕。”
董竹君摇摇头，声音很轻，却句句落在点子上：“你给钱，我出去了，别人只会说我是被你买下的，这不是自由，是换了个主子。”
屋里没人吭声，老鸨嘴唇蠕动，却没说出话，夏之时的手还停在支票本上，尴尬又无措。
董竹君看着他，补了一句：“你要娶我可以，但你得答应我三个条件。”
“第一，我不做小，第二，你得送我去日本读书，第三，我们的相处要平等，你要尊重我。”
说完，她就像讲一件再普通不过的小事一样，转身回屋，继续缝她那只破鞋。
夏之时后来回想，那一刻他脑子里像炸开一样，觉得这姑娘不是一般人，她要的不是一个男人的怜悯，是一个女人的底气。
老鸨坐不住了，悄悄把夏之时拉到一边，低声劝：“你别听她胡说，她一个青楼姑娘，还能有什么办法，这价钱，给了人就归你，哪有那么多条件。”
夏之时没理会，心里反倒更觉得稀奇，到了晚上，他又偷偷溜进后院，见董竹君正给小丫鬟梳头。
丫鬟头发打结，她耐心一下一下梳开，见他进来，董竹君只说了一句：“你要是真想帮我，就别让别人决定我的命。”
第二天，董竹君果真装病，青楼里上下折腾一下午，老鸨怕出人命，急得团团转，最后还是夏之时出面，把她“抬出”了门，可没付一分钱，董竹君的包袱里，只有两件旧衣裳和一本破书。
到上海的第一天，董竹君看着外面车水马龙，没说一句感慨的话，只是自顾自地找住处。
夏之时安排她住进小洋楼，她却坚持要自己做饭，两人第一次在厨房里吵架，是因为一块咸菜——夏之时说太咸了，她说：“咸不咸我自己知道。”
这样的日子过了没多久，夏之时家里来信，催着两人回四川老家，董竹君没有犹豫，收拾行李带着夏之时回去。
四川的大家族不是她的地盘，夏之时的母亲，一见她就冷脸，亲戚们背地里戳脊梁骨：“青楼出来的女人，掺不得油盐。”
董竹君不争辩，也不哭，每天天没亮就起床做早饭，晚上等全家都睡了才歇，一天，夏之时母亲病了，家里人乱成一团，她一个人守到天亮，煮粥、端药、熬夜没眨眼，第二天，老夫人勉强点头：“这姑娘有点意思。”
可家里人再怎么接受，董竹君心里明白，自己要的不是被人施舍的温情，夏之时起初还守着承诺，后来却变了。
抽鸦片、夜里不归，家里大事小事都要管，于是董竹君决定离开这个家自己讨生活，那时候她就彻底明白，男人是靠不住的。
1929年夏天，董竹君带着孩子离开四川，回到上海，那年上海正闹饥荒，菜价涨得飞快，每天能吃上饱饭的人都算幸运。
她摆摊卖绣花手帕，手指戳得全是针眼，还给人洗衣服、缝旗袍，四个孩子跟在她身后，像跟在母鸡后的小鸡。
有一回，女儿病了，董竹君抱着孩子在医院门口等了一夜，医生说没钱不治，她把唯一的金戒指当了，换回一袋药粉，回家路上，董竹君一句话也没说，脸上全是泪痕。
日子熬到极限，她终于攒下点钱，又有义士帮助，她得意自己创业，后面开了家小饭馆，取名“锦江”，第一天开业，店里连桌椅都是借的。
第一个客人是个上海本地人，点了碗粉蒸肉，吃完拍拍桌子说：“老板娘，手艺不错，明天还来。”
慢慢地，锦江饭馆有了名气，董竹君有自己的规矩：不赊账，不讨好，不巴结，有人劝她：“你要懂得变通。”她只回一句：“我不怕赔钱，只怕没脸。”
渐渐地，上海滩的大人物也来了，有人想包场，被董竹君拒绝，后来有人说她脾气大，她只说：“我只认钱，不认人。”
抗战时，董竹君的饭馆成了秘密联络点，外头再乱，她都没关门，有一次，有客人来店里藏身，外面有人追，她把人藏进厨房米缸，事后那人给钱感谢，她摇头：“不是钱的事。”
解放以后，董竹君把饭馆交给国家，没收一分钱，但她从不后悔这个决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