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7年，徐悲鸿在香港时，在德国人手里花一万买了一幅古画

1937年，徐悲鸿在香港时，遇到一个德国人售卖四箱古画，当徐悲鸿看到第三箱时，突然大喊一声：“下面的不看了，我就要这一件！”对方开口就要1万元，徐悲鸿却不假思索的同意了。
“你要买，就现在定，不许犹豫。”德国女人的中文带着点生硬，语调却很硬，她双手抱胸，站在那堆旧木箱后面，眼神里没什么温度。
徐悲鸿皱着眉，没搭腔，眼神始终没离开那幅画卷，那是一卷长长的白描人物画，摊在桌子上，纸面上八十多个神仙排成队，神态各异。
线条一根根抽出来，像是要在空气里飘起来，整个屋子都安静下来，谁也不敢出声。
许地山靠在门边，嘴巴动了两下，想劝却没劝出口，他太清楚徐悲鸿的脾气——只要盯上了什么，就连命都能豁得出去。
“你要是今天不买，明天我就拉去找别人。”德国女人说话直接，没什么讨价还价的意思。
徐悲鸿只“嗯”了一声，摸出自己的钱包，里面现金不多，他翻了两下，动作有点急，干脆把钱包、支票本全搁在桌上，“钱不够，我再补画给你，七张，随你挑，行不？”
德国女人愣了几秒，没料到会遇见这么干脆的人，她点点头：“成交。”声音有点松懈下来。
徐悲鸿从头到尾没笑过，等她把那卷画递过来，他双手接住，像是接什么易碎的东西，眼神复杂得很，他把画一寸一寸卷起来，许地山在旁边看着，心里也跟着紧。
画刚到手，徐悲鸿就像丢了魂一样，其他箱子里的画再没人问，德国女人也懒得再说什么，把剩下的画全收回箱子，转身就走，连个头都没回。
那天晚上，徐悲鸿没回住处，就在许地山家里借住了一晚，屋里灯光不亮，他把画摊在桌上看了一遍又一遍，许地山劝他吃饭，他就摆摆手：“我现在什么都不想吃，我就想多看它一会儿。”
他用放大镜端详画上的每一道线，摸着画面的时候指尖都在抖，他低声嘟囔着，“吴道子……要不是他，谁能画得出这种气势？”许地山没再多话，只是默默坐在一边，陪着他熬了半宿。
第二天一早，徐悲鸿就去了刻章店，他自己画了“悲鸿生命”四个字，让师傅刻成印，章刻好后，他回到屋里，郑重地在画卷末端盖上印泥。
那动作特别慢，生怕出一点岔子，印下去，他才长舒一口气，把画收进箱子里，用两层布裹好。
这卷画成了他随身的东西，去哪儿都带着，只要见到懂行的人，他就像孩子一样展示给他们看，有回碰上张大千，徐悲鸿把画卷摊开，自己先站到一边，像等着别人点评自家孩子一样。
张大千什么话都没说，先围着桌子转了两圈，最后只吐出一句：“不是唐人下不了这个笔。”
徐悲鸿那天没多说话，喝了几口酒，突然情绪上来，猛地一拍桌子：“这画在我手上，才踏实，流到外面去，我一辈子都不安心。”
可谁又能想到呢？1942年的昆明，那天夜里警报拉响，大家急着往防空洞跑，徐悲鸿出门前还特意叮嘱家里人，“画箱别动。”等警报解除，他回到家，箱子大开，里面什么都没有了......
他愣在原地，嘴唇哆嗦着，什么都没说，别人安慰他：“这画太冷门，贼多半不懂，没准能找回来。”徐悲鸿只是摇头，一句话憋在嗓子里，半天才挤出一句：“我命丢了一半。”
那以后好几天，他像丢了魂，饭不吃，话不讲，身边人看着也跟着难受，直到有人来信，说成都有人拿着一卷大画在暗地里换钱，徐悲鸿才像被点醒一样，立马托人去联络。
对方开价更狠，要二十万，还要他再画二十张画，别人都说不值得，徐悲鸿只说：“不管多少钱，都得拿回来。”
画终于回来了，他小心翼翼地打开，一看，印章和题跋被人硬生生割掉了，他盯着残破的画卷，表情说不出是恨还是疼，最后只是默默收起来，什么都没说。
1953年，徐悲鸿病重，临终前只留下一个交代：这些画，不管是谁的，都归国家，廖静文照做了，把全部收藏捐了出去，包括这卷《八十七神仙卷》。
今天你去徐悲鸿纪念馆，看到那幅画，隔着玻璃灯光，线条还在发光，但只有徐悲鸿自己知道，这画他是用命换来的。
很多人都觉得徐悲鸿傻，太执着，可他要的是心里那口气，钱、名声、甚至健康都可以不要，画不能没，这种劲，只能在那一瞬间看出来，别人学不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