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4年叶剑英病情恶化，中央紧急下达命令：必须请钟南山尽快进京

1984年7月16日凌晨，北京西山防空洞里的病房灯光刺眼。医护人员的脚步声此起彼伏，监护仪滴答作响，老元帅叶剑英高烧不退，呼吸频率骤然跌到每分钟八次。值班护士冲出门口，几乎是喊着把最新数据递给医疗小组。二十分钟后，中央办公厅的红色加急电报发出：务必立即联系广州呼吸病专家钟南山，尽快抵京参与会诊。

事情并非骤然到来。自1979年起，叶剑英行走不稳、双手微颤，先被判断为帕金森综合征。那会儿，他仍主持军委日常工作，文件堆到深夜。医生只能趁午休匆匆测量血压、记录心电图，症状却像猫捉老鼠一样躲闪。1983年冬天的那场“小造型心梗”把所有人惊出一身冷汗，叶剑英被勒令卧床，三天不到又拿起批示。“病来如山倒，事急似箭”，成了那段时间医护与警卫口中的叹息。

进入1984年，肺部情况明显恶化。元旦刚过，一阵寒潮引发吸入性肺炎，体温反复到39摄氏度。那时的呼吸科还没有今天这样成熟的机械通气体系，医护只能靠体位引流、拍背、加压氧气面罩，一分一秒地挤时间。过完春节，叶剑英体内的感染反复扩散，出现痰多、咳不出、呼吸肌无力等典型危象。专家会诊得出结论：必须增加呼吸专业力量。

钟南山正在广州第一人民医院查房。电话接通时已近午饭，他侧身对助手说了一句：“飞机最近一班几点？”语声低却果断。彼时的钟南山不到四十岁，刚从英国爱丁堡留学归来，做过7项呼吸生理试验，同行戏称他“拼命三郎”。飞机落地首都机场已是深夜，车子直接开进西山疗养地，警卫连灯都没敢多开，“别惊着叶帅”的叮嘱写在每个人脸上。

钟南山到场后先做纤维支气管镜评估。镜下所见黏痰如胶，堵塞小气道，他立即提出采取更积极的机械通气方案，并且建议使用当时并不常见的PEEP技术维持肺泡开放。部分老专家心里犯嘀咕：80多岁的老人，能扛得住吗？“不试行不行？不行就得试！”钟南山一句话定了基调。随后，他把病房的中央负压吸痰管路重新调整，护士们轮番值守，每两小时清理一次呼吸道。就是这些看似琐碎的操作，让平均氧饱和度从72%抬到了90%以上。

7月29日，中央再次向全党通报叶剑英病况，同时下达“全力抢救”指示。医护人员干脆在病房外搭起折叠床，累极了就地躺倒。持续高烧加心衰，把叶帅拖到生命临界点。8月10日凌晨三点，体温突然降到38℃以下，氧合指数稳定，人们才敢略松口气。一位年轻护士激动地低声嚷道：“今晚终于能看一眼新闻联播了。”几秒后的寂静里，谁也没有笑，却都红了眼眶。

病情稳定并不意味着胜利。到了1985年盛夏，双肾积水带来新的麻烦。B超提示严重扩张，医疗组迅速安排腰麻下输尿管双侧引流。术后两天，膀胱压力下降，创面愈合良好，可循环系统出现反复性室性早搏。夜班医生审佩朗守在床头，听见监护仪警报，只一句“准备电除颤”，便让抢救车以最快速度推到床边。30秒电击后，心律恢复，血压读数重现。事后回想，这一晚的冷汗几乎透背，却没人提一句辛苦。

1986年秋，叶剑英最终没能挺过多器官衰竭。1时16分，心脏停跳。两分钟电生理复苏无效，急救药推注亦无回响，值守指挥的杨尚昆沉默许久，做了停止抢救的决定。那份记录只写下简短一句：“终末期变化，抢救不应再延长其痛苦。”中午，中央正式发布讣告，广州、香港、澳门的悼念电报雪片般飞来。

按照叶剑英本人遗愿，他想同50多年前牺牲于广州起义的同志为伴。骨灰盒被专机送抵广东，暂安广州市农讲所旧址。三个月内，逾十万人自发前往吊唁。有人在留言簿写下：若无叶帅1976年的关键一手，中国改革可能走出另一条曲线。

回望抢救过程，钟南山后来对学生说：“医学不是绝对，但要让病人和家属知道，我们用尽了当时能想到的办法。”这句朴素的话，成为当年那场抢救的真实注脚。叶剑英、钟南山、无数名不见经传的医护，在那个炎夏交织成一幅严谨却又充满人味的画面，见证了责任与技术的双重考验。八十年代的中国，正是凭借这股子认真劲，才一步步迈过沟坎，向前走得更稳、更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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