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1年那个夏天,浙江某个小山村的晒谷场上,双胞胎姐妹穿着一模一样的碎花布衫,谁也分不清谁是大丫谁是小丫。她们蹲在稻垛后面,偷偷看着外公从公社带回的那张中专录取通知书——那薄薄一张纸,在太阳底下泛着金光,像一把钥匙,能打开两个完全不同的世界。
谁也没想到,这把钥匙最后只开了一扇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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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公走得突然。1983年开春,他挑着两筐元胡去镇上卖,回来的路上被一辆手扶拖拉机撞了。那时候农村刚包产到户,家家户户都在算着怎么把地种出金子来,外公盘算着再攒两年钱,让两个外孙女都上学。结果人没了,钱也没了,母亲只能辍学回家种地,小姨顶替了她的名字去了中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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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事儿搁现在听着像编的,可那时候真不算稀奇。村里老人说,80年代初户口本还是手写的,照片贴得歪歪扭扭,换个名字比换双鞋还容易。小姨顶着姐姐的名字在县城税务学校读书,放假回来都不敢大声说话,生怕露馅。母亲在地里锄草,抬头看见妹妹穿着的确良衬衫从村口走过,那衣服料子她只在供销社柜台见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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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来小姨分到税务局,烫了卷发,说起话来带着城里人的腔调。母亲嫁给了同村的木匠,生了两个孩子,种着五亩元胡。每年秋天,母亲把晒干的药材捆成小把,用头巾包着去镇上卖,路过税务所门口时总是绕远路。小姨坐在玻璃窗后面拨算盘,偶尔抬头看见姐姐的影子从门口闪过,手里的钢笔就停在了账本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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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5年小姨盖了二层小楼,母亲还住在老瓦房里。2003年小姨给女儿买了钢琴,母亲的儿子在宁波打工,手指被机器切掉两根。2010年小姨退休,每月退休金比母亲种一年地挣得还多。村里人背后议论,说当年要是姐姐去上学,现在坐在小楼里的就是她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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直到去年,小姨查出了胰腺癌。母亲坐了三个小时中巴车去城里医院,带了一篮子土鸡蛋和一袋子晒干的元胡。病房里,小姨化疗掉光了头发,母亲把带来的头巾给她戴上——蓝底白花,和四十年前那件碎花布衫一个花样。
小姨说:"姐,我对不起你。"
母亲削着苹果,皮断在最后一圈:"啥对得起对不起的,那时候谁不是被日子推着走。"
苹果皮终于断了,落在地上像条褪色的时光。窗外,县城新修的马路笔直地通向远方,路边种着成排的银杏树。母亲想起1981年那个夏天,她和妹妹蹲在稻垛后面,阳光透过稻秆的缝隙,在地上投下斑驳的光影,像极了两条分岔的小路。
现在,这两条路终于又在病房里交汇了。小姨的手背上还留着化疗的针眼,母亲的手掌粗糙得像树皮,可这两双手握在一起的时候,谁都看不出哪只是拿钢笔的,哪只是握锄头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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