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群众工作新方法培育治理文化，为乡村善治注入活力

2025年10月23日，党的二十届四中全会审议通过《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五个五年规划的建议》，明确提出要“加强乡村治理，完善社区治理”，并强调要“夯实社会治理群众基础，加强思想政治引领”。

这一重要部署凸显了以人民为中心推进新时代乡村治理的根本导向。

随着国家治理重心下移，以群众工作新方法推动乡村治理现代化，既是落实全会精神的必然要求，更关乎构建“人人有责、人人尽责、人人共享”的治理新格局。

赓续政治智慧：群众工作方法的守正与创新

群众工作不仅是中国共产党治国理政的重要方法论，更是实现国家治理现代化的独特路径与文化基因。在当代治理体系中，这一方法论逐渐转向以制度化、常态化与情感联结为特征的社会协同范式。其中，群众工作的核心精神始终一以贯之，即以人民为中心，把群众凝聚起来，依靠群众破解难题。

随着乡村社会结构的重组与利益格局的多元化，传统的组织和动员逻辑逐渐难以适应现代社会结构的复杂性，群众参与呈现出形式化、碎片化倾向，群众主体性与公共精神的培育仍显不足。在社会分化加剧与制度转型背景下，如何实现乡村群众工作从政治动员、外在参与转变为社会自治、内生共治的创新局面成为待解决的问题。

在乡村治理中重申群众工作的核心地位，不仅是理论上的历史回归，更是应对当代治理复杂性的现实要求。群众工作方法需要从传统的组织逻辑，进一步向适应现代治理需要的制度逻辑乃至文化逻辑延伸，通过形成常态化的群众参与机制与共治文化，为乡村善治注入持久的公共性与内在活力。

聚焦基层实践：党建引领群众自治的方法探索

上海浦东新区祝桥镇邓三村以党建为引领，创新探索群众工作的“新方法”，不仅化解了基层治理碎片化的难题，更在激发群众内生动力、重塑村庄共同体方面形成了可复制、可推广的经验样本。

一是以党建为牵引，重构群众工作的组织逻辑。邓三村建立“红色管家”服务队，党员骨干、村干部、村民代表共同组成服务队，形成“党小组长带头、党员示范、群众参与”的多层次网络。党组织不停留在指挥端，而是深入一线、融入生活，让群众工作“向下扎根”。

二是以制度创新为抓手，构建群众参与的长效机制。邓三村建立“红色管家”例会制度、议事清单制度和积分激励制度，把群众参与嵌入村务决策全过程。从环境整治到邻里纠纷，从产业发展到公共服务，都有程序可依、责任明确，让自治成为一种内生机制、日常惯性。

三是以资源整合为支撑，拓展群众自治的协同空间。邓三村坚持“党建＋资源”的思路，把辖区企业、医院、志愿团体等社会力量纳入治理网络，构建起共建共治共享的“同心圆”。从银行下乡开展金融服务，到医院组织义诊、志愿者送物资上门，多样的群众需求被纳入治理体系，公共服务的触角不断延伸，治理的边界因此被拓宽。

四是以情感治理为纽带，激活群众参与的内生动力。作为张闻天故居所在地，邓三村深挖红色文化资源，将革命记忆转化为凝聚共识的文化资本。村党组织依托党建睦邻点、文化广场、农家书屋等公共空间，设立常态化议事点，推动“家事月月谈”“红色故事会”等活动深入开展，使群众在熟悉的生活情境和情感场域中实现沟通、协商与共治。

走向群众自觉：以新方法培育乡村治理新格局

在迈向乡村治理高质量发展的征程中，上海作为超大城市治理体系的重要样本，肩负着率先探索、以点带面的使命。邓三村的经验说明，群众工作新方法的创新要义，在于推动群众从被动响应走向自觉共治，让参与成为一种文化，让自治成为一种习惯。乡村善治是一场涵盖政治、社会、文化、心理等多维要素的系统性变革，需要推动党的政治引领与群众的自我行动形成同频共振，真正实现“有组织的自治”。

第一，要强化群众主体性，把“要我参与”转化为“我要参与”。特别是在乡村“办小事、解急难”的治理环节中，村民最熟悉自身生产生活逻辑，应成为问题解决的核心力量。要让群众成为公共事务的参与者、建设者与评估者，充分发挥群众路线的内在优势。

第二，要构建有组织的自治结构，把群众自治嵌入制度运行。要在党委领导、政府负责、群众参与的治理体系中，建立灵活高效的制度支撑，推动群众从“治理对象”转变为“治理主角”。通过人性化的目标设定、弹性化的制度锚定、动态化的资源整合，推动权力与服务下沉，确保治理体系既有秩序又有温度。

第三，要凝聚文化认同，让“可为、能为、善为”成为治理共识。要注重精神凝聚与文化内化的作用，把乡村的文化传统、红色基因和生活智慧融入治理过程。通过家风建设、村规民约、积分公示等形式，把“以人民为中心”的理念落细到日常协商、共同行动与情感联结中，推动乡村善治在温度中生根、在共识中生长。

（作者为同济大学政治与国际关系学院长聘教授，同济大学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研究中心特约研究员）

原标题：《以群众工作新方法培育治理文化，为乡村善治注入活力》

栏目主编：王珍 文字编辑：朱玲珑

来源：作者：余敏江